宅心治史中实现人生价值 |《守望历史》连载⑤

我还想说说，我对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的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作出的一些理论上的贡献。我在《南京大屠杀》那本书中，我们这个群体在理论上有这样一些贡献：第一个贡献，我们通过这本书，对30万同胞遇难进行了有力实证。因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一是进行理论探讨，二是进行实证性研究。比如说，遇难同胞有没有30万？这就是一个实证的问题，我们在这本书中，通过两个方法来进行实证：一是分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集体屠杀有19.5万人，分散屠杀我们能够搜集到的数字是7.7万人，这样加起来就已经是28万人了。因此，通过论证的渠道，就可知30万人被屠杀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实证的第二个方法是通过埋尸调查。埋尸有四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慈善团体，8家慈善团体收埋了19.8万具的尸体。第二个渠道是一些民间团体，没有人组织，几十个人自发地集中起来把死难同胞的尸体掩埋，民间收埋了4.2万具尸体。第三个渠道是伪政权。伪区公所、卫生局，他们收埋了尸体1.6万具。第四个渠道是日本侵略军。他们一边屠杀一边要粉饰太平，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将许多尸体抛入长江、放火焚烧或就地掩埋到战壕里，因此日本军队也掩埋和处理了许多的尸体。我通过这四个渠道来论证30万人被屠杀，这是确凿无疑的。我们通过实证戳穿了日本右翼的谎言。

第二个贡献，我们首次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南京大屠杀是屈辱与光荣并存，屠杀与反抗同在。过去我们一提到南京大屠杀就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好像我们没有进行反抗，实际上这是很大的误解。比如在草鞋峡，日军一次屠杀我们同胞5万多人，曾有2000名被俘的军人，在屠杀场发动暴动。这次暴动，我们竟然是从日本士兵的日记中了解的。在日军的作战文书中，我们了解到这次暴动一共打死了7个日本兵，其中还包括1名军官。这说明被屠杀的军民，在没有任何的武器的情况下，赤手空拳也敢于同日军进行拼死反抗。

第三个贡献，我们首次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畴。过去对于大屠杀到底范围有多大，到底屠杀时间持续了多久，大都说不清楚。大致上我们可以说6个星期。但是从实际状况来讲，在6个星期之前和6个星期之后也还存在一些屠杀。因此我们通过这次研究，把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大致界定了。如城区以外的一些郊区、郊县，像溧水、句容、江宁、江浦、六合等地区，也都应当算在南京大屠杀的地域范畴当中。

第四个贡献，我们还进行了一些理性的探讨。对于一些理论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的原因等。在这本书中，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南京大屠杀同全国发生在其它地方的屠杀一样，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侵略军是一支法西斯的军队，它非常地残暴，非常地残忍。二是导致南京大屠杀规模特别巨大的直接原因，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日本军队特别看重南京这座城市，想借此把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完全镇压下去。这是南京不同于其它任何一座城市的重要特点。正是因为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构成了南京大屠杀不是发生在上海，也没有发生在徐州，它发生在南京。这是直接的原因。二是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还有一个间接原因，就是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出现了严重失误，让大量部队滞留在长江边，成为被日军俘虏屠杀的对象。他原先制定的撤退原则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就是少部分人坐船过江，大部分人都要就地正面突围到后方去，这个原则本来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他在召集师长以上军官来开会布置撤退的时候又讲：第87师、88师、74军、教导总队如果有船的话，你们也可以渡江。他这个口子一开，实际上在阵地作战的这些部队并不清楚江边到底有多少船只，于是大家都向江边涌去。因为坐船过江毕竟比较安全，江北是我们的后方。如果就地突围，要杀开一条血路，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造成了大量的军队都拥挤在长江边，但船只又很少，根本不可能允许八九万人都渡江过去，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军队无法过江。而彼时已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成了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部队。所以，这个失误使得大量的军队被俘虏，还有一部分军人躲到老百姓家里去，又给日本军队提供了“搜查逃散军人”的话柄等等。我们通过南京大屠杀研究，通过《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在上述的几个方面，都有一些突破，有一些理论上、学术上的贡献。

通过几十年的研究，我感到进行南京大屠杀、南京保卫战这方面的研究，每出一项成果，每做一件事情，都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在南京大屠杀研究过程当中，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很多。比如说，我每一次出国去访问，都能够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就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宣传来说，我访问美国5次，到过加拿大，到过日本，还到过我国台湾。比如美国和加拿大，每次去基本上当地的几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等，都要对我进行专题采访，对我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主要论点进行报道。记得1995年1月，我到中国台湾地区出席一次会议。当时台海交流还没有完全展开，不是那么方便，那个时候不太容易，没有实现三通。我们出去的时候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有团长、代表团秘书，规定了大家在中国台湾地区活动的一些纪律，我们都要遵守这些纪律。代表团到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当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就举行了盛大的酒会来欢迎大陆学者代表团。在欢迎宴会上，近代史所的所长就对我讲：“孙先生你来了，我们就放心了。因为我们华视（中国台湾的一家电视台）要做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已经确定了要对你进行采访，请你告诉我们在什么时间比较适合？”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愣，因为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接受采访。我只好含糊其辞说：“我再考虑一下。”晚宴后我立刻请示代表团的团长和秘书。团长是我的扬州同乡，近代史所的老所长余绳武教授a；秘书是美国史研究所的所长陶文钊先生b。余教授对我讲：“老孙，这个纪律是对其他的问题而言，就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我支持你到电视台去讲，而且可以大讲特讲，你放心。”第二天，这个电视台（华视）对我进行了40分钟的专题采访。当时我就讲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情况，为什么说有30万人被日本侵略军屠杀了，讲完后电视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朋友们都很信服。一次一次地在海外出席各种各样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到大学去作报告，都使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去探索，去搜集资料；一方面还要走出去多作宣传。

a余绳武（ 1926—2009）：我国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会长等。

b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博士生导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现在我年龄也大了，就算是我的期许吧，我感到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任重道远，没有止境，我们不可能有一天宣布说南京大屠杀研究最终完成了。一本书我们可以完成，一套史料集我们可以宣布完成，但是这个课题（南京大屠杀）将世世代代地研究下去。今年我已经78岁了，老实说让我一个人再来执笔写一部书，做这样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已经没有精力来完成了。现在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希望我来主持《南京保卫战史全史》这个课题，在编写过程中带领一部分年轻人成长，来把这本书写好。我对此很有信心。我想，我自己不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那就一定要当好顾问，带领一批年轻同志，通过几年的努力，争取把这本书写好，写出新意来。

我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用一句话来表明我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是属于全人类的。这是我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几十年的标志性的观点。它是人类的记忆，它是属于全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