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贺喜：地方文献中的族谱

2019年11月2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和贺喜教授共同进行了一场名为“地方文献中的族谱”的主题演讲。科大卫教授主要介绍了族谱的内容、价值以及族谱材料的主要来源，并主张要把“族谱”当成“档案”看待。贺喜教授则着重讲述科老师所讲的那种族谱，在历史上是如何被一步步发明出来的。这次讲座由香港中文大学贺喜教授主持。

贺喜教授作为主持人首先谈到，有些人对他们的形容是“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但是他们不只是看庙看碑，对族谱、访谈、建筑、地方上的人物情感、经历、个人生命史都非常有兴趣。今天科老师讲的“族谱”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它不只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还保存了一个大时代的变迁和经历。

层累的历史与地方的“档案”

科大卫教授认为在地方文史工作者面前谈历史，应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跑到很多地方，都是向地方的人去学习。我们十分明白“人类学”的出发点，即外地人不懂当地人的社会，即使是当地的小孩子也比我们知道得多。科教授提到，冯筱才老师向他建议，我们经常去麻烦地方的人，向他们请教材料，了解历史，回去以后应该给他们一个交代。我们之所以进行研究，目的是希望了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去做田野？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旧的建筑物，借此开始有一点对当时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见到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博物馆，他们的讲话与记忆实际上都是一层一层历史叠加后的呈现，有些是明朝的社会，有些是宋朝的社会，这些人是从当地的历史里面走出来的。 所以我们历史工作者要知道，历史不是纯粹的“过去”，而是一直在我们面前，就在日常生活中。

地方上的“档案”包含很多材料，包括碑记等。很多时候碑记都是放到庙里面，所以庙就是“档案馆”。从前，文字材料的保存基本上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刻在石头上面，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还有一个是写在纸张上面，因为在村子里面纸张怕虫、怕潮，想要长期保存就要不断地重抄，在重抄的时候往往会加入一些其他的材料。族谱就是重抄再重抄的结果。

族谱、祠堂与田产

族谱有不同形态，有的是一册册放在箱子里，有的只是一张图。但是，它们与对祖先和宗族的信念是分不开的。科教授认为要在一个环境中去理解族谱，这个环境就是，很多中国人认为，逝者以“魂”的形式与生者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这和西方人的信仰有很大不同。生者怎么处理好与这些“魂”的关系是乡村最基本的宗教，在南方，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就要建祠堂。

接着，科教授展示了霍韬家族的祠堂，并加以说明：乡下说一个地方历史悠久，一般是指这个建筑物的地基时间长，而不是建筑物本身。这个祠堂是嘉靖年间开始建的，通过族谱中记载的祠堂布局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进的祠堂在中间，周围是住房，神主牌位在最后面。在明朝，这种建筑物叫做家庙，并且只有祖先做了高官的人才可以建，如霍韬当时为礼部尚书。

族谱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可以看到系谱，从祖先一直下来看谁是谁的后代。有的人祖先不是高官，但是通过联宗，可以将自己和别人的高官祖先联系到一起，这种现象叫做“攀附”。在明清时期，“攀附”甚至成为一种风尚，虽然是很多读书人都表示讨厌的风尚。

另外，当我们看族谱的时候，发现拜祖先是要用钱的，这就涉及到田产。田越多，祠堂建得越漂亮，拜祖先的仪式也就越隆重。以前的宗族，无论有钱没钱，每年拜祖先的时候，都要按照辈分排好分猪肉。有钱的每人分一块猪肉，没钱的宗族，用小盘子盛猪肉。所以我们看族谱，在很多时候能看到关于田地的记录，族谱、祠堂、田产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祭祖的时候，每个人要去的坟墓、祠堂是不一样的，老百姓不会弄错要去哪里领猪肉，去哪里祭祖，这就跟现在的人对自己买了哪几种股票十分清楚一样。最大的祖先大家都去，往下顺下来，各自拜各自的祖宗。

针对这一现象，科教授进一步指出，宗族其实是一种集体控产的机构。自明中期嘉靖以后，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这就需要有集资的机构。当时的集资就是通过宗族进行的，当时宗族不仅仅有田，还可以经营工业，商业，比如佛山陶瓷的窑。我们没有公司法，但是我们用宗族的模式来集合资本，做大生意，开发田地等等。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五四运动，这些的机构开始被视为封建的象征，但是在16-19世纪，这是最先进的机构。再比如，宗族下面各个支派每年轮流担任管理人，轮流收租并承担祭祖等方面的开支。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公司规条，而是采取平分家产的办法处理财产。

族谱材料的来源

历史学者看到族谱，应该问为什么写族谱的人知道家族的历史？其一，族谱中的材料可以通过看神主牌位知道，神主牌位里面记载有去世祖先的基本资料。其二，比如墓志铭，在请人写墓志铭的时候，除了要放在坟墓里，很多时候家里还是可以保存一份。其三，墓地也有碑，这上面的材料也可以抄到族谱里。当然，碑也不能轻信，历史学者读任何碑一定要十分小心。

另外，有些地方有“上谱”的习惯。就是每年正月在祠堂登记去年出生的男孩。在华北很多地方，祭祖并不在祠堂，而是在一块记录祖先名字的布（叫“影”)前面。这些地方没有建祠堂，而是在布上画一个祠堂，祠堂里放了祖先牌位。在南方，还有一种在客家人的族谱里面流行的样式，谱上面的名字都叫做什么郎什么郎。这个格式的记录与闾山派道教在这些地方的盛行有关。这些“郎名”就是法名，是为了传授法术改的。因为法术是通过家里传授，所以法名的记录很容易归到族谱里。

科教授认为族谱中的序十分重要。历史学者一定要特别注意族谱的序，比如这些序是谁写的？能不能在族谱中找到他们？通过谱序，可以大概知道编谱编纂的历程。读族谱的功夫连贯里面材料的来源，比如来自墓碑、神主牌位等，到编纂族谱的历史。族谱不像书那样有头有尾，它其实是一个档案。每次修族谱，就是把档案重整。历史学者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有用的材料。

族谱的内容并不完全可信。但是族谱的编纂过程往往就是宗族形成的过程。

族谱的发明

但上面讲的这些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族谱，在历史中其实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明”过程，贺喜教授对这个过程进行了简要梳理。她提出自己思考的问题是，文本的规范怎样影响文本的内容以及使用文本的社会。

贺教授指出，早期的与家族相关的文献往往与血缘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祠堂并不是科教授所说的地域空间的核心。以曾巩弟弟的墓志铭为例，文字表述中的世系其实是限于五代的（曾、高、祖、父、我）。这并不是孤例，宋代及以前的类似材料，基本上都有这样的描述，而这样的架构，实际上只能形成一个扩大的家庭，而不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宗族形态。贺教授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宋到明中期有一个根本性的发展，除去祭拜的仪式，谱本身的书写也经过了一个发展。

这种世系的“五代观”与朱熹等宋儒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原来的祭祀和服一般只是五代就可以了，即所谓“五世而服尽，服尽则亲近”，超过五世就是僭越礼制，而且祠堂是建在自己家的旁边。贺教授以刘沆家族为例，这个家族先后请曾巩与周必大写一些文字，结合两者的记载可以将其家室追溯到五代以外，但这也不像后世所言族谱的百代多支。一般的庶人并没有这个运气，所以这种“五代”的架构如何演变成我们后来看到的很多世系呢？

贺喜教授从谱最基本的要素——名字讲起。除去科教授讲的法名，我们从一些行状、剿匪文件中可以看到有一类数目字的名字，比如郭十二、易十三。在一份记述宋元之际分家情形的文件中，有些住屋的地基分配名字里面也有一些数字的排序。这样的名字使得早期的编谱中大概有很多重复，不像现在的族谱名字都有一个整齐的序列。比如刘辰翁就在《王氏族谱序》中抱怨道，“姑即吾身而论，为士者有几，士而不失业而迁者有几，推而上之，其无名若字如阿大第五者，岂其少哉！”贺教授以她曾经考察的杨万里的家族，看到一些通过雕版保留下来的谱，早期便留下了很多带数字之类的名字。

贺喜教授认为族谱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欧阳修及其欧式谱例功不可没。欧阳修在送母亲回葬家乡的时候，需要寻找亲人，留下了著名的欧式谱例。它不同于像曾巩弟弟墓志铭那样的文字叙述，而是五代为一个表格。欧阳修谱例的出现，一方面是可以呈现空白，这点是文字叙述无法做到的；第二方面是出现了类似于今天数据库之类的东西，将世系的记载简单化，以前要请儒生做的，现在庶民自己也可以做。有这些很多空白的“某某”，周围的人就可以来联宗，以找到确定那个“某”的身份。贺教授认为，欧阳修当时在修《新唐书》，其中的宰相世袭表，或许是欧阳修谱例的来源。

族谱是一个档案

贺教授演讲之后，科教授总结到，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宗族是怎么来的，宋朝出现族谱，而宗族是明清才出现的。像少数民族的口述族谱，他们记诵世系是一条线的，只记自己这一支脉。其实以前的贵族也是一条线的，因为他们是世袭的，贵族是要传贵族的土地。当欧阳修把宰相世系表的做法放到民间的时候，民众就可以编族谱，这种族谱的特别之处是留有空格，容易发现，容易补足（这让联宗变得容易）。

最后科教授以《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为例，指出了族谱中蕴藏着很多信息，比如它明白交代抄了神主牌位的资料，并记载了一些税务、在黄萧养事件中支持官府的立场以及田产分配等事情。根据这样的一个族谱，我们就可以明白刘氏宗族的发展过程，所以族谱其实就是记载很多信息的档案。

演讲结束后，文史工作者以地方发现的其他族谱进行补充，并与两位教授就名字中的数目字、南北方族谱、祠堂形态的差距、欧式谱例与苏氏谱例之间的区别等方面进行讨论。演讲结束后，文史工作者以地方发现的其他族谱进行补充，并与两位教授就名字中的数目字、南北方族谱、祠堂形态的差距、欧式谱例与苏氏谱例之间的区别等方面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