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业观察｜台湾试行图书公共出借权，爱书人书写香港书店十年

“我要借一本《蔡康永的情商课》！”2020年伊始，如果有读者在台湾图书馆或台湾资讯图书馆借阅这本去年台湾地区最畅销的书，可能会被告知：每借一本/次，作者蔡康永会拿到2.1元新台币（下同），出版社则会得到0.9元。尽管相对于该书在各大通路普遍七九折后277元的售价，这3元补贴显得微不足道，但如果乘以一年内的借阅次数，相信也颇为可观。台湾图书馆每年2月会公布前一年最受欢迎图书榜等数据，三大图书销售通路（博客来、诚品、金石堂）则在每年年底发布年度畅销书排行榜，两者不尽相同。以2018年为例：图书馆借出最多的书是英国作家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图书，而书店畅销榜上名列前茅的则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起源》及中国大陆作者Susan Kuang的《斜杠青年》。如果有台湾读者现在仍然要在上述两个图书馆借阅这三本书，它们的作者、译者及出版社并不会得到补贴。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去年最后一天，台湾地区的教育、文化部门联合推出公共图书馆图书公共出借权制度。这一制度最早于1941年由丹麦提出，2019年全球共有33个国家实施（包括29个欧洲国家及加拿大、以色列、澳洲和新西兰）。台湾业界酝酿、讨论数年，现在宣布从2020年元旦起在上述两家图书馆试办三年。具体内容是：以馆藏书的版权页为依据，只要是有台湾户籍的创作者在台湾出版的、具有ISBN的纸本图书，每借出一本/次，创作者与出版社共可获政府补贴3元（以7：3分账）。这里的创作者包括：作（著）者、绘本之绘者、编著者、改编（写）者、口述者、撰稿者、采访者、记录者这八类。

台湾地区推出公共出借权颇为谨慎：不是立即推广，而是试办三年；不是全面实施，而是先从两间图书馆做起。这项制度的初衷，和其他已实施者估计差不多：保护本土创作者和出版社。因为据说同一种书，从图书馆借的人多，从书店买的人就会少；而图书馆凭借其庞大的团购数量，在议价上比书店零售更有优惠。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图书馆借出最多的，往往是名家名作，他们本身已在书店这个市场占尽了优势，而对于刚出道的创作者来说，默默无名的处女作多半会被读者忽视，收益自然难以保障，进而影响再创作。从逻辑上看，如此两极分化恐怕会更严重。再以2018年为例，台湾图书馆最受欢迎图书榜前十名，除了《哈利波特》系列和日本励志书《被讨厌的勇气》外，其余全是黄易及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一本新人作品。当然，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书，与书店畅销书之间还是有时间差的：上述十本书，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老书（只不过换个版本而已），而且都不是台湾本土书，这意味着它们都不会拿到补贴。如果把最受欢迎榜扩大到前20名就会发现，排除15名非台湾创作者后，还是有5本书有接受补贴的资格。根据2018年《台湾阅读风貌及全民阅读力年度报告》，台湾读者该年借阅图书逾7791万册，另据《中国时报》引用相关人士的说法，上述试办的两家图书馆占总借阅量的4%，从今年起开始统计年度数据并公布合资格的书目，明年2月由相关创作者及出版社网上登记申请，5月起发放由教育部门另编预算（不占购书资金）的补贴，“若照之前的数字预估，可能会需要一千多万的预算”，实际情况如何，只能拭目以待了。

而在图书出版、销售方面，台湾openbook阅读志网站发布的《2019年各大书店通路与畅销榜观察》（下称《2019年观察》）则指出，去年的统计数据虽然还没有全部出来，但是已知前十个月出版总额为155.2亿元，同比微增2%，其中纸本书涨1.8%，电子书增10.3%；零售总额同比微降0.25%，书店数同比减少38家，新书出版量依据ISBN申请量预估全年为3.5万种，相比近几年的平均4万种减少约5000种，《2019年观察》认为这样“适度的调节绝对是有益无害的”。这样在我看来，近几年台湾书业规模没有大起大落，尚算平稳。

而在同样以繁体中文为主出版图书的香港，在2014年就有公共图书馆图书借阅权大联盟收集了梁文道等445位香港作家的联署支持，致函香港特区政府要求实行“授借权”制度，他们提出的要求与上述台湾试行的公共出借权制度设计基本一致，唯涵盖书籍范围更广——只要由香港出版商印制有isbn的出版物即可，并不限制作者的地域和语言。不过，这些要求迄今未成事。

香港对图书出版业的统计也较粗略，香港公共图书馆每年按季度出版《香港印刷书刊目录》，以2018年为例，全年共出版12870种印刷书刊，如果剔除其中无isbn的上市公司报告、赠送的非卖品书刊等，全年约出书一万种，考虑到香港人口只有台湾全省的1/4，这个数量也约等于台湾出书量的1/4，倒也相宜。另外，同样是2018年，香港公共图书馆公布的年度成人中文借阅图书（小说+非小说）排行榜前20名，旅游书占去一半，余下则由金庸及亦舒小说包揽，可以说这也是香港作家呼吁推行图书授借权的重要诱因，甚至比台湾地区作者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比引进书的作者对香港人更有吸引力。

而在图书销售市场，香港自回归以来特别是2003年向内地游客开放自由行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个人经营的楼上书店，近几年来则新开了不少主要服务香港本地居民和附近社区的书店。要了解这些书店，除了去香港实地探访外，还可以先来一趟纸上之旅，因为这十余年来坊间出了十多本为香港书店写书的书。

最新一本是今年1月出版的《漫读香港书店十年：我城阅读风景》，其实该书去年12月中旬已上市，也可以算作2019年的书；上溯到2018年，则有《书店现场：香港个性书店访谈札记》、《书山有路：香港出版人口述历史》面市；2017年是《香港旧书店地图》和《十年一隅：序言书室十年记念集》；2016年为《七千零七夜 恋恋书㾿》；2015年有《书店日常：香港独立书店在地行旅》；2014年是《香港寻书》及《江海涛涛：香港书业的昨天 今天 明天》；再上溯到2009年则有《活在书堆下：我们怀念罗志华》及2004年的《半世纪风云：专访香港书业翘楚》。这11本书仅是我手头搜罗到的，肯定还有遗漏，但基本书写了香港书业概况特别是近十年轨迹。

这11本书写香港书店之书，粗可划为群像与个像两类，细则可一分为三：《书山有路》、《江海涛涛》及《半世纪风云》侧重于回顾现代香港书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尤其是大书店如联合出版集团、大众书局、叶一堂（page one）等连锁书店的发展，著名出版人的经验之谈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香港统计年刊》等官方刊物对出版业的疏忽，保存了一些史料，也有对香港出版作为产业发展的建言。《书山有路》是香港出版学会筹划数年的成果，后两本则是世界出版社组织编委会釆写，它们体例颇严谨，主要在香港出版业界内部流传，我的这本《半世纪风云》还是2014年在香港书展买《江海涛涛》附送的。

第二类书则是对香港某一具体书店的追忆，可以视作专门的书店史：《活在书堆下：我们怀念罗志华》正如其名，是一班香港文化人如马家辉等悼念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的文集，罗先生2006年在仓库独自整理书籍时不幸被埋在书堆中去世，至今令人唏嘘不已。《七千零七夜 恋恋书㾿》是身兼导演及作家的赵良骏与北角森记书店近二十年的交往写下的深情告白，虽然森记以猫书店闻名于“猫奴”圈，但书中更多的是人与人的故事。《十年一隅：序言书室十年记念集》是序言书室组稿、编辑、出版的，但它并不限于谈论这家旺角的七楼书店，可以讲自己在书店的爱情故事、店员遇到的始料不及的客人怪问题，也可以发些诸如“独立书店无前途？”、“出版的失败经验 点解（为何）香港书业搞成咁（这样）”的大哉问。

第三类书则是在近五年几乎蔚然成风的个人访书记：《香港寻书》是这些书中仅有的内地图书，作者是因公去香港培训的内地法官，公务之余顺便满足了自己作为爱书人的嗜书癖。《书店日常》和《书店现场》是本职为教师的香港作者周家盈的连续作品，设计非常台式文青风，《书店日常》得过2017年香港出版双年奖“出版奖”，重印过几版，算是书店书中的“非常之作”了，我在台湾地区甚至广州的书店和图书馆也见过。《香港旧书店地图》作者黄晓南是擅长釆访财经新闻的记者，本身也是书虫的他发掘了15家二手书店的经营之道，在整个书市特别是新书市场不景气甚至国际连锁书店如page one也败走市场撤出香港的情况下，这些二手书店中居然有13家盈利或至少收支平衡，有些更是几十年老店，实在是奇迹！2014年开的二手书店“我的书房”，打理者不过一家三口人，现在已从一家店扩展为三家店，真可谓逆风飞翔。另外像近两年北角Booska古本屋、老总书房、铜锣湾写乐屋二手日文书店、旺角九龙旧书店、油麻地贰叁书房这些由在职人员、退休人士、大学生开的书店，也都是二手书店，我前些天就实地探访了后面三家。不过，这本书印数不多，2017年夏天在香港书展首发后不久即绝版。

刚出版的《漫读香港书店十年》曾有部分篇章在网上发表，作者赵浩柏以一人之力十年间走遍九龙、新界、香港岛及离岛近110家独立书店，其中专辟一节书写的就有近60家，是目前最全的香港书店指南。虽然每节篇幅不长，但笔锋常带感情，因他不只是打卡式的参观，而是经常访书购书，与不少书店不只是主顾关系，有些已是不时聚会聊天的朋友；而且，每家书店都有作者自己拍的照片——这令我颇为羡慕，像我上周走访中环乐文英文珍本书店，就被店员告知不可拍照。当然，这些书店有的已关门，有的暂停营业，还有的店主病故。现在由一人出版社将它们从数码化为印刷的铅字纪录，说不定留存得更久远呢。虽然，这本书印数也少。1月11日，我和作者约在上环见山书店——就是本书封面左上角那家见面，后来他又引我去拜访了“今朝风日好”这家面积不足两个报刊亭大小的书房。见山书店新书、二手书皆有，今朝风日好则只售卖数十年前品相较好的文史艺术类书，两家不时会闪出个别绝版书，不过与绝大多数二手书商一样只收现金。而之前去乐文珍本书店帮上海一位朋友买一本初版英文小说，身上现金不够，虽然可以刷卡，但也只接受visa等国际信用卡，还好有带卡。

香港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文件显示，2018年公共图书馆的书本总借阅量为4620万次，比2017年的4830万次下跌逾200万次。尽管如此，香港出版学会《全民阅读调查报告2019》发现，若一本书同时有电子本和印刷本，近六成受访者仍然选择印刷本，选择电子书的只有约三成，这说明香港网上阅读/电子书未成主流——近几年每年逾百万人次拖箱带包逛香港书展便是一大有力证明。而且，有这100多家以香港本地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独立书店，香港书业的前途或许并不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