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深圳被理工男统治了，应该引进忧伤的文科男

深圳、上海、香港……为什么都是小渔村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城市？

因为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史本质上就是全球化开放的历史，这些小城市就在大海旁边，有很多创新的可能性。

这是深圳和上海、香港的相同点。

1月14日，财经作家、890新商学创始人、蓝狮子出版创始人吴晓波在第六届全球深商大会发表演讲分析了这三个城市的同和不同。

若论不同点，吴晓波认为深圳有个很大的缺点，“如果你想听好的音乐、好的舞蹈，深圳可能不是前三名被选择的城市，深圳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就是一批理工男发展起来的，未来深圳应该多一些音乐会、小剧场，多一些文化设施，多一些忧伤的文科男。”吴晓波强调说。

以下是吴晓波1月14日在第六届全球深商大会上的演讲全文：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可以说有两个商帮最为显赫，最为成功，一是浙商，一是深商，浙江人会做生意是很长以来的事情了，但相比而言，深圳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地方，可能二十多年前还没有“深商”这个词，所以这两个企业家群体过去40多年里代表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和主流潮流。

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时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30多年的中国改革发展，深圳会成为中国很多制度试验和企业试验的重要试验地和发生场？这十年来我经常来深圳，也为深圳的企业做过传记、口述史研究，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什么？

看中国百年商业史，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一百年里，三座最伟大、最有魔力的城市，早年都是一个小渔村，像上海，1842年开埠，当年就是苏州府吴淞县下面的一个小渔村，香港也是一个小渔村，深圳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一个小渔村，为什么都是小渔村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城市？

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史本质上就是全球化开放的历史，这些小城市就在大海旁边，有很多创新的可能性。

再把深圳和杭州、上海、香港等崛起的中国城市相比，深圳有几个挺特殊的地方，在40年的历史中有几个唯一：

一、深圳是全中国所有城市中唯一一个吃到三个制度红利的城市。

别的城市跟深圳相比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不过再仔细想想，这三个红利本质上都不是中央政府主动安排的结果，它都是地方政府官员争取的结果。

就像1979年深圳成为特区，蛇口工业区在袁庚先生的努力下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主持下，1980年中国沿海13个城市开放，深圳之所以能进入，跟当时政府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

经过40年的发展，四大特区，发展最快的就是深圳，很大原因也是因为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深圳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很多创新，比如“三来一补”创新、土地出让金创新、商品房改革创新、中外合资企业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导致深圳作为中国最早期的特区中成为其中一个佼佼者。

1990年又吃到了第二个红利，90年12月份深圳和上海相继成立证券交易所，这也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一些地方员努力的结果。

第三个红利是2019年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所谓先行就是对现行制度、法律和政策有区域突破的能力。

回看中国40多年发展，所有有资源的城市或区域，比如东三省、华北、新疆，它们并没有成为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区域，相反，是那些有政策洼地的地方发展最快。

政策洼地是谁挖的呢？有些是中央政府用牌照、政策给你挖，有些是地方政府官员挖的，往往通过制度红利、制度洼地，让一个区域的经济往前走。

二、深圳是全中国所有城市中唯一一个无法用方言开会的城市。

1979年宝安县31万人，今天深圳总人口已经超过1300万，加上流动人口，已经是总人口2000万级的超大城市，说明深圳有着丰厚的移民文化，是最为纯粹的移民文化。

回想当年的上海、香港，他们从小渔村成长起来，跟深圳这40年走过的路一模一样，上海开埠后没有所谓的原来上海人，来的是宁波人、湖州人、嘉兴人、苏南和苏北人，不同人到上海从事不同的工作，宁波人去上海干两件事情，一是开钱庄，二是搞码头，中国第一个企业家协会就是宁波的码头企业家搞的。苏南人去上海开纺织厂、食品厂，苏北人当工人。不同人聚集到一个城市，慢慢有了上海的方言、上海的文化。

深圳这些年的发展跟大量移民人口进入有关，我认识的所有深圳企业家，只有一个是土著，腾讯的五个创始人之一，Tony张志东是土著深圳人，他们家有一亩多地，如果不创业，当钉子户也很赚钱。

三、深圳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小政府的城市。

中国提出把政府由行政性能力的政府转型为服务型能力的政府，98年中央文件就有这句话了，2009年中国有两个地方，一是上海，一是深圳，还搞了大部制改革，把各部局委合并在一起，今天回想一下，在服务型政府方面，全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深圳。

我去年做了一个节目叫“地标70年”，在全中国选了12个城市做调研，拍了一部纪录片，我在杭州问一些企业，从一个区搬到另外一个区还是挺难的，从区里到街道会想很多办法希望你留下来，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好心、善意的。

去年我问深圳的企业家从这个区搬到那个区会受到阻碍吗？他们说没有啊。深圳给高科技企业、创新企业、创业企业很多制度性福利，深圳也是全中国所有省会和中央直辖市中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部分比例是最低的，我家乡杭州去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0%，一般省会城市在50%以上，深圳很长时间在这部分的诉求不是很高，同时对企业的服务性非常强，中国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大概就是深圳政府。

四、深圳是唯一一个多元化公司创新的城市。

中国这些年每个时间段或者每一个阶段都会在一些区域出制度性创新，比如80年代有苏南模式，是集体经济的创新，再比如说有温州模式，是私营企业的创新，我90年代初期曾经到泉州、浙江台州地区做企业调研，那个地方有股份合作制企业创新。

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还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今天它们都已归入现代企业制度的洪流中，中国非常多市场型公司治理模式都在深圳，且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并不是某一种公司模式创新在深圳独树一帜，而是有很多种模式创新，比如有招商局模式，马行（马蔚华）原来就是招商银行行长，招商银行就是属于招商局集团，招商局当年是在上海外滩创办的，到今天还有一幢楼，建国后慢慢变成并不是很重要的一家企业，但是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招商局集团在深圳重新起步，创新了中国式财团的模式。

再比如平安，原来只是蛇口工业区的三产服务公司，但今天已成为中国最好的混业金融改革企业，甚至一段时间内，银行业分业治理非常强劲的情况下，平安银行在混业经营改革中一直不断探索。

深圳还有一家很优秀的企业叫做万科，万科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而且到今天还在良性高速发展的企业，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有很多中国式创新。

再比如腾讯，我曾经花五年多时间写《腾讯传》，那段时间来深圳比较多，即便跟美国互联网公司、高科技公司相比，中国的BAT企业仍然在公司治理和商业模式上，甚至在经营理念上有很多创新，我当年去腾讯做调研，他们跟我说“这个人是产品经理”。

我常年调研制造业，在制造业企业什么叫做产品经理呢？我们根据一个图纸，生产一个标准件，生产出的每一个产品出厂之前，从车间主任到厂长必须认为它是完美的，它才能到市场中。

但我当年到腾讯，他们跟我说产品就是消费者的需求，我做出一个产品，把它放到市场上，我都不知道它有什么bug，所以需要消费者告诉我我犯了哪些错，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以两个礼拜一次的速度不断迭代。

从QQ到QQ秀、QQ空间、腾讯游戏、微信，都不是马化腾决策的结果，而是这个公司中的中层干部不断创新迭代的结果，这就需要公司的治理结构形成容错机制，需要灰度管理模型，需要赛马机制，今天中国互联网公司实践的模式，过去十几二十年里，我们在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已经看到了创新，中国互联网，前十年PC时代咱们是跟着美国人走，腾讯的QQ就是从ICQ过来的，连名字和模式都有着强烈的美国公司、印度公司、以色列公司的印记，但现在这些公司慢慢形成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从产品到商业模式、到公司治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再比如华为，华为今天是中国民营企业，甚至代表中国企业的标杆。除了这几个大型公司，深圳还有一个挺骄傲的公司，就是华强北，去年做“地标70年”，我进了华强北的几个手机市场，他们不让我拍照，里面有大量二手手机交易，拆装手机。

我还在华强北干了一件事，大概花了一个小时时间，亲手装了一台手机，他们跟我说你装的这台手机中的每一个部件都是在深圳房源100公里内能采购到的部件，华强北是中国专业市场走到今天还存活下来的非常有意思、有中国特色的模式。深圳地区不但人来自于五湖四海，公司模式也具有多元化创新的基因。

五、深圳是今天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制造金融和互联网基因的城市。

我家乡杭州也很厉害，这几年发展很快，当年杭州人说“杭州是上海的后花园”，去年居然有个杭州人写了个稿子说未来会不会上海成为杭州的后花园？弄得上海人很生气。

如果把杭州跟深圳比较，你发现杭州在某些城市能力上跟深圳还有挺大区别，比如制造业环节，深圳能生产很多精密仪器和精密仪表，我到东莞、顺德做调研，发现很多电子企业的装备设备，比如集成电路板、高速缝纫机、手机配套设备，很多工厂都在深圳地区，深圳及深圳周边的制造配套能力非常强，如果把粤港澳大湾区跟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相比，深圳具备的制造能力都是极其罕见的。

深圳有交易所，有中国最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公司集群，金融属性非常强，而且有华为、腾讯这样的企业在，有着非常强大的互联网基金。

六、深圳是唯一一个被理工男统治的城市。

去年我来深圳，有一个副处长请我吃饭，说“吴先生，我们改革开放40年，你帮我们提个意见”，我说深圳非常好，空气很好，非常年轻，也很有创业氛围，但拿深圳和上海、北京、香港比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如果你想听好的音乐、好的舞蹈，深圳可能不是前三名被选择的城市，国外一个好的交响乐团、小提琴手如果来中国，第一要么去北京，要么去上海，第三个城市大概会去成都，第四个城市可能在杭州和深圳之间选择。、相对来讲，深圳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就是一批理工男发展起来的，未来深圳应该多一些音乐会、小剧场，多一些文化设施，多一些忧伤的文科男。

面向未来，每一个城市、每个人都在想我们跟这个时代的关系在哪里。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写过一本书叫做《第三次浪潮》，那一年美国的经济非常差，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成为全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头羊，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陷入停滞，当时阿尔文·托夫勒认为工业对人类的推动力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将会出现第三次浪潮，摆在我们面前的电脑不叫电脑，它是一种新文明形态，他讲完这句话之后的第三年有了“WWW”，再到第五年，有了互联网。

如果按浪潮理论来解读，你会发现第一次浪潮里，中国很长时间是NO.1，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只占4%，今天我们通过40年的努力回到15%左右，中国在农耕文明时期曾经非常辉煌，在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早年叫“东亚病夫”，通过40年的改革，最终成为制造业革命中新的统治者。

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比重超过美国，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赶上了第二次浪潮的末班车，当第三次浪潮到来时，中国赶上了第三次浪潮的头班车，那些非常优秀的互联网公司，企业家都挺年轻的，美团、滴滴等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才36岁。

互联网革命的红利已经吃完了，2019年中国互联网人口相比2018年只增加了200多万人，接着将会出现第四次浪潮，2020年是中国的全面小康年，其实中国能进入全面小康挺不容易的，2013年中国的贫困线以下人口还有将近9000万，根据执政党的宣誓，到2020年底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没有贫困线以下人口，过去几年国家在精准扶贫方面花了很大精力。

随着全面小康之后，中国消费市场会发生很大变化。2019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突破1万美金，我算了笔账，如果做全球各国比较，其他国家在哪一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

比如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这些国家基本上是1978-1981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30年左右，由一片废墟慢慢强大成一个工业强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亚洲地区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基本上是在1988-1994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跟西方和日本等国家相比，我们大概差40年，跟东亚四小龙比，大概差30年。

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一定面临三个课题：首先是产业转型，为什么阿尔文·托夫勒会在1980年写《第三次浪潮》呢？

是因为美国人均GDP1978年超过1万美金，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美国没有生存余地，所有纺织工厂、加工厂都需要找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更便宜的地方，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二战后，长期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的审美、消费跟祖辈、父辈们有着巨大的区别，从品牌到文化认知，到场景，都出现了消费上的巨大挑战。

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投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出现财富加速理论，金钱向少数人聚集，贫富差距还是拉大，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同样面临这三个问题？

中国所有城市的创业者和城市治理者是不是同样面临这三个问题？

今天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面临的问题就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当年是靠创新，首先把日本人干掉，当年的美日贸易摩擦跟今天的中美贸易摩擦看上去基本一样，不断对你进行反倾销调查，不断驱逐你的人才，不断对你进行经济封锁，不断要求你开放国内市场，80年代对日本干的事，今天对中国重新干一遍，当年日本人没有办法，今天中国人有办法吗？也没有办法，所以自求多福。

我们希望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和两国对峙下，能有越来越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回到国内，效力这个国家。我们希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更多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产业转型、消费升级和社会公平，未来十年内都是这个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是2018年麦肯锡在一份报告中提出的，面向未来有12项技术会决定未来的产业经济，过去一年里我在全国很多城市做演讲，跟企业家朋友交流，常常说你把这12个技术加上区块链，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城市都在想我们跟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十年前中国跟大数据相关的园区不到10个，2019年底，全中国的大数据园区有220个，中国的基因医药园区十年前不到8个，去年年底达到196个，每一个城市都在想这些产业的关系，去年6月份，上海科创板开板，希望这些领域的企业能进入，同时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无论你是养猪的，或者像我这样做文化工作的，我们也在想我们的人生、事业和这些技术到底有没有关系。

深圳也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等等，过去这段时间里，中国每一个城市，包括贵阳这样的城市，我十多年前去贵阳，时任市委书记李军说我们要建绿色贵阳，当时我在想绿色跟产业有什么关系呢？2019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中，经济增长最快的是贵阳，他把全中国的存储器都放到山洞了，他的绿色、空气环保、大数据、云计算形成了很好的关系。

每个城市都在想我们跟这些新兴产业的关系。

深圳未来仍然会是全中国最好的城市，因为每一个好的城市都需要四个年轻，一是需要一批年轻人，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二是需要年轻的产业，三是需要年轻的钱，需要大量的、不怕消耗的年轻的钱，Hotmoney，四是需要有年轻心态的政府。

非常高兴来参加六届全球深商大会，跟大家分享我对深圳的理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