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唐大郎诗文里的小掌故

我知道唐大郎不算晚，早年间收藏《晶报》《社会日报》《金钢钻月刊》《亦报》《大家》等报刊时就熟悉了这位“江南第一枝笔”的“小报文人”。我一直不是“唐粉”，总有个印象，唐大郎“油腔滑调”的模样和文字，不如“补白大王”郑逸梅令人肃然起敬，按说唐大郎与郑逸梅是同行呢，只不过入行早晚而已。这个不好的印象，这两天完全颠倒过来了。张伟先生快递来他和他的上海图书馆同事祝淳翔先生合编的《唐大郎纪念集》，连着两个晚上，我全力攻读这本五百多页的大书。

《大家》

《唐大郎纪念集》，前半部为“纪念文选”，后半部为唐大郎“诗文选”。现在略过“纪念文选”，直奔唐大郎诗文里的小掌故。所谓“掌故”，实为我插得上话的一点儿小故事。“诗文选”十四万字（仅为唐大郎笔墨生涯四百余万字的三十分之一），等到唐大郎“全部文字”出齐之时，够我忙乎的。

1935年7月8日《铁报》载唐大郎《袁美云 写手册》，内云：“有人在联华公司遇陈嘉震君，陈告以新居地址，其人乃录之于手中所持之《联华年鉴》中。后其人又赴艺华，乃唔袁美云女士，袁欲一读《联华年鉴》，其人忽告美云曰，刚才，刚才我见到陈嘉震的，袁闻言已，不觉噗哧一笑，而不知其会意乃何如也。”

王引和袁美云

袁美云（1917-1999）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女明星，签约艺华影业公司。陈嘉震（1912-1936）因拍摄电影明星照片，尤其是女明星而名声大噪。陈嘉震曾经追求袁美云，“噗哧一笑”就是这个事。

1935年9月16日《铁报》载唐大郎《嘉震来访 豆腐记号》，有云：“前夜一宵未眠，朝暾既上，始入睡乡。九时，陈嘉震兄来访，携一稿，嘱转听潮，盖于貂斑华扫除一文，有所辩正也。余倦极，撑惺松之眼，见嘉震立于床前，而模糊不辩其面目，第觉有一派可怜之色，笼罩其身。嗟夫，随星之人，而精神上之损失，于夫自身之一切烦恼，乃使今日之吾友嘉震，将悉数丧失其青春矣。余无一慰之，及其去，亦不遑谈几句话也。”

陈嘉震利用“职务之便”，追求袁美云未果，转而与电影明星貂斑华（1913-1941）交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订婚启事也已预定在1935年8月8日《申报》刊出。万没料到，一夜之间，陈貂“婚变”，内情扑朔迷离，竟至打起官司。虽然陈嘉震胜了官司，却如唐大郎预言之结果，一年后的8月16日，陈嘉震病逝，年仅二十四岁。多情善变的貂斑华结局也没好到哪去，1941年8月15日病逝，年仅二十八岁。

1935年10月14日《社会日报》载唐大郎《宇宙风 “文明”礼》，内云：“人间毕竟今何世？宇宙吹来怪好风。记得当头天笑语，三堂会审莫装疯。旧剧中有《宇宙锋》，亦剑名也。今之《宇宙风》，不过谐其声而已，包天笑先生曰：‘三堂会审宇宙风。’三堂者，知堂老人，林语堂与郭沫若之笔名鼎堂也。甚趣，故记之入诗。”

林语堂主办的三本小品散文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宇宙风》最晚，1935年9月16日出版创刊第一期。“三堂”之外的名作家还有胡适、郁达夫、冰心、丰子恺、老舍、朱自清等。鲁迅对林语堂的刊物一向看不大起，曾评论云：“至于《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雅片相同也。”

1937年8月30日《社会日报》载唐大郎《祸国诗人黄秋岳》，有云：“诗人黄秋岳，顷以叛国伏诛矣。斯人而与斯役，天下事有不可以恒情度者。愚未尝识其人，第折服其诗文之美，清微幽远，如温肃佳人，书法尤胜，上海某笺纸行，陈其件最多，徘徊嗟赏，不肯遽行。”

黄秋岳8月26日被枪毙（一说砍头），三天之后唐大郎的文章便登了出来，这是报纸的效率。黄秋岳遗著《花随人圣庵摭忆》1943年出版，印数仅百部。友人陆昕1992年曾于旧书店见一部此书，称“满纸有批语”，以价昂（两百元）未购。我只知道藏书家姜德明藏有此书，友人宋希於新近得此百部之初版本，未得书之前却已撰有《“花随人圣盦”得名由来》。

1938年12月28日《社会日报》载唐大郎《暂醉佳人锦瑟旁》，内云：“耶诞之夜，丁慕琴先生府上，集艺苑名流，复极裙屐翩迁之盛。丁夫人入厨。以烹调法手，来餍佳宾，坐两席，席上人遂纵酒。”“画家周鍊霞女士，雪艳、楚珩与文娟、韵秋、云霞先后至。鍊霞知愚之力扬素琴……”“鍊霞曾观雪艳演虢国夫人……”“惜鍊霞已去，否则见此佳人暂醉之状，亦绝妙之诗画才也。”

周鍊霞1954年摄影

那个年头，上海已陷入“孤岛”时期，舞照跳，歌照唱，丁慕琴（丁悚，丁聪之父）的“丁家客厅”“丁家文艺沙龙”照样高朋满座。周鍊霞（1908-2000）的名字出现了五次，同龄的唐大郎一口一个“鍊霞”，亲熟得很。如果统计唐大郎所有诗文，周鍊霞的频率名列前矛。

1939年3月17日《社会日报》载唐大郎《郁达夫之毁家诗》，内云：“新作家之能旧诗者，不乏其人，然佳者勿多遘，郁达夫一人而已，田寿昌自有豪气，然不得谓工也。”“昨年与夫人王映霞之离缘，有毁家诗数十章，亦多胜语，殆所谓情至便成好句也。近期《大风》旬刊上，载达夫《毁家诗记》一文，其诗大半已刊之本报，未加诠释，被人轻轻读过，不知此中血泪吟成也。”

郁达夫《毁家诗记》最早刊布于1939年3月5日出版之《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唐大郎及时跟进，语气得体，评论得当，全无小报记者“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陋习。

1941年7月24日《东方日报》载唐大郎《写扇页》，其一节云：“在《万象》开始征稿的时候，蝶衣兄同一位新近作家商谈，新作家问蝶衣道，你预备印多少，蝶衣说至少三千，此人大摇厥首，窃期期以为不可的说道：打一个八折之外，还要防批销处退下来。及此《万象》第一期五千册销尽之后，蝶衣写封信给那位新作家，说我们又在再版五千册了。蝶衣认为是‘得意之作’，而他近来的兴奋，也可想而知。”

陈蝶衣创办的《万象》

陈蝶衣创办《万象》，一时洛阳纸贵，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外形玲珑小巧，见多识广的上海人也惊艳了；二是久违了的鸳蝴气息披上新装还了魂。寒斋收藏有全套《万象》，创刊号已是第三版，可见新作家低估了鸳鸯蝴蝶文学卷土重来的力量。

1942年6月28日《东方日报》载唐大郎《晚蘋与鍊霞》，全文照录：“昨日，晚蘋与鍊霞伉俪，同贺友人婚礼。礼毕，錬霞与一女友先行。晚蘋则赴大东，招陈翠钿侍坐，至七时赴友人之宴，席上有秋翁夫妇及愚夫妇等。少顷，秋翁忽得一电话，听之，则鍊霞也。鍊霞问曰：晚蘋在乎？秋翁曰：在。鍊霞又曰：请平先生直言（秋翁姓平），晚蘋亦有一舞女同来乎？至是秋翁大窘，嚅嗫不敢出言，则唯唯否否，似阶下囚之‘余供支吾’也。鍊霞又曰：然则我亦可来邪？秋翁曰：来可也。鍊霞又曰：汝言可，不知晚蘋亦许我来乎？请令晚蘋来与我说话也。秋翁悚然下，面色惨白，似大祸将降临其身者。晚蘋往听电话，俄顷即下，谓鍊霞顷刻至矣。不十分钟，鍊霞果至，翠钿鞠躬为礼曰：过房娘。鍊霞笑而允之，乃同饭，饭已又同入舞场。秋翁不解，谓顷者鍊霞汹汹然，及其既至，则风静浪平，初无异兆，是何故欤？晚蘋曰：渠固知我携翠钿赴宴也。特以此故戏秋翁耳！秋翁哑然。愚为绝倒，盖鍊霞真是老豆腐，故能吃得惊才绝艳之秋翁主人，七荤八素也。”

真是一出绝妙小品戏，用今天的话来讲，唐大郎不愧段子高手。晚蘋者，徐晚蘋，舞池健将。周鍊霞才貌双绝，慧心妙舌，那些老男人吃她豆腐，她亦不恼。这个段子，可称为反吃豆腐耳。

1943年1月16日《海报》载唐大郎《石挥与张伐》，内云：“石挥与张伐在《秋海棠》里，既派为AB制；张伐不断地揣摸这一个角色的个性，所以他有一次代石挥而上去了。台底下不是话剧的老观众，固然分不出此人不是石挥，而对于张伐的演技，一致加以叹赏；便是曾经看过石挥的，也因为张伐的戏演得那么熟练，并不疑心他不是石挥。”

张伐

石挥（1915-1957）和张伐（1919-2001）均是老戏骨，石挥更被誉为“话剧皇帝”。张伐的另一项成就鲜为人知，《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给列宁配音的就是张伐。石挥在《杂志》（1943年）上写有《秋海棠演出手记》《不是论战谈AB 制之再检讨》《天涯海角篇》，张伐写有《谈性格的创造》《从过火与不够说起》。

1943年2月27日《海报》载唐大郎《记潘柳黛》，内云：“潘柳黛为北平人，辍学后，投身新闻界，于二年前，自故都而趋白下，为各报著文稿，文都可诵，不久遂驰妙誉。尝游东瀛，其以何任务？则不获知。今正式就事于《华文每日》，故于二三月前，又自白下来海壖矣。”“其人体肥，肌肉极坚实，乃谂其键康实逾于恒人。又健谈，说流利之京白，滔滔若江河之决，谓来沪以后，愿多识艺苑胜流。”“潘亦修饰，愚坐其身畔有香气袭人，非花非麝，而如浓烈之巧克力。”

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头”，潘柳黛（1920-2001）来上海滩寻发展，张爱玲亦文坛新人，本来相安无事，潘柳黛无端地说了这么一段话：“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因为她父亲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她是李鸿章的外重孙女——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噎得张爱玲够呛。张爱玲何曾吃过这样的瘪，像潘柳黛这么犀利的嘲讽她是经不住的，她的回击罕见的软绵：“她（潘柳黛）的眼睛总使我想起‘涎瞪瞪’这几字”。“八竿子打不着”，典型的京片子。

1943年5月2日《海报》载唐大郎《黎明晖与姚莉》，有云：“黎拍歌曲之盛行，明晖为其先河。及近年来。姚莉称著盛名于舞场‘麦格风’前，则为其余列耳。”

姚莉

黎明晖（1909-2003）的《毛毛雨》嗲声嗲气，一曲风行，长期被禁为糜糜之音。姚莉（1922-2019）上个月19日去世。姚莉的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春风吻上我的脸》，节奏欢快，与黎明晖完全不是一个曲调。

1943年10月25日《海报》载唐大郎《轻薄云云》，内云：“愚以看不惯于文字间对周鍊霞作意淫的调笑，故作《宜惩轻薄》之篇，布之他报，不图反响群起。凡鸟先生讦我尤甚，谓他人可以禁人轻薄。独唐某自身为轻薄人，落轻薄笔，出轻薄言，视为恒事，又乌得攻讦他人之轻薄哉？是故直谅之言，愚不敢辨。特愚时常施薄于女人，彼女人与我漠不相关者，我为之。若稍有牵连，我必不致稍施狂妄。此种心理，不必律以道德，而不妨范以人情。愚以为鍊霞之不可侮，以鍊霞为斯文中人也，为金闺国士也，又为罗敷有夫也！而罗敷之夫，又为吾人之契友也。诸君奈何不念亟逞的词锋之际尚有一情极难堪之城北徐公乎？推己及人，诸君亦当知所谓施‘雅谑’于鍊霞者，实多逾分矣？”

可惜唐大郎上篇《宜惩轻薄》未选入本编，但是只看了这篇便觉得唐大郎“彼女人与我漠不相关者”论调万不能自圆其说。上节潘柳黛那段后面还有话呢：“时人称丁皓明为巧克力美人，初嫌其勿类，今见潘柳黛，是殆巧克力之佳人欤？”潘柳黛乃漠不相关者？

唐大郎诗文风格按时代划分的话，真可谓泾渭分明，按产量划分的话，后三十年远逊于前二十年，聊胜于无的是这位文字等身的小报文人，毕竟留下了一本“书的模样”的《闲居集》（可惜是在他死后四年出版的），随着唐大郎声名益隆，这本书越卖越贵，身后名不求自来。

1944年2月8日《海报》刊唐大郎《刘琼》，内云：“识电影男星甚众，比岁以来，与刘琼交往尤密。老刘在艺事上，造就最高，而其人拘谨，见‘寡老’不敢平视。稍能为白相人攀谈，顾无秽德新闻，故可喜也。”“愚不甚看外国电影，尝苦誉老刘，比之为茀莱特马区，识者以为不类。一日，碧云谓刘琼固不能比马区，而颇类贾莱古柏，盖以颀长似也。”

刘琼（1912-2002），现在的观众能看到他演的电影有《女篮五号》《海魂》《牧马人》。此处的“碧云”不知道是不是女演员卢碧云（1922—？）。“碧云”说得对，刘琼“颇类贾莱古柏”，但仅仅是在身高上，容貌气质上刘琼可跟人家古柏没法比，片子上更没得比。茀莱特马区（1897-1975），也是一代名演员，七十高龄尚与保罗·纽曼合演了《野狼》。我提供底本而影印的《电影》（1947-1949）杂志，里面有不少两位洋影星的资料，刘琼的名字也时常出现在里面。

1944年5月14日《社会日报》刊唐大郎《吴祖光》，内云：“祖光在重庆，其写剧本之盛名已骎骎然夺曹禺之席，周贻白亦编剧名家，但精到犹不足与吴氏敌焉。”

唐大郎笔下的人物，我只见过吴祖光和李君维两位。有幸见到吴祖光，是在1997年北京市评选“家庭藏书明星户”的活动上。当我看到吴祖光颤巍巍被搀扶进会场时，我就明白这个“藏书明星”是不能当真的。

1944年12月2日《海报》刊出唐大郎《见一见张爱玲》，内云：“苏青与张爱玲两位的作品，一向没有注意过，直到《浣锦集》和《传奇》出版之后，在太太的枕头旁边，我也翻来看了几篇，的确值得人家景仰。现在上海出风头的许多男作家，他们这辈子就休想赶得上她们。”“《倾城之恋》在兰心排戏了，听说张爱玲天天到场，大中剧团为了她特地挂出一块‘谢绝参观’的牌子。我从这里明白张爱玲委实不愿意见人，她不愿意见人，人何必一定来见她？”

唐大郎对战后的张爱玲的帮助，可谓“雪中送炭”，就冲这一点，张迷要永远感谢唐大郎。唐大郎身为小报中人，又是秋翁（平襟亚）的老友，竟然不晓得平张两位在《海报》上为了“一千元灰钿”打得不可开交吗？

张爱玲的不愿意见人，我的理解是，见人就得说话，说些应酬的言不由衷的话，张爱玲不喜欢世俗这一套，她早早就声明过了：“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自编自导自演了“南玲北梅”谎言的梅娘，根本没到上海，没到兰心，楞是虚构出来：“一九四四年的冬天，上海漂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瞧瞧，多么像“冬藏老人”黄萍荪向壁虚构之作《雪夜访迅翁记》呀！

1945年3月27日《力报》刊唐大郎《谢鲁诗》，第一段云：“光化出版社，为李时雨先生主持，发行日刊一种，第一、二期，为离石编辑。比离石病不能兴，纂务遂废。李乃延谢鲁继其事，第三期在整理稿事中，不久与读者相见矣。”

过去“报”“刊”不分的，“日刊一种”，应为日报一种吧（《光化日报》）。一开始给我也绕糊涂了，疑“发行日刊一种”乃“发行月刊一种”之误，因为手头存有“社长李时雨，主编离石，发行者光化出版社”的《光化》月刊。后经细查，《光化》月刊创刊于1944年10月10日，第二期出版于同年11月，均与唐大郎的“1945年3月”对不上呀。且慢，《光化》月刊第三期延宕至1945年4月方出，编辑者改为“光化出版社”，又在时间上和人事上与唐大郎所言卯榫相接，看起来，应该还是“发行月刊一种”比较符合实情吧。

1945年5月16日《力报》刊唐大郎《柔肠侠骨》，内云：“大都会开门，韩菁清伴舞其间，生涯之美，声势之盛，乃非红舞女可以攀及，予向不识菁清，一日，韩与予友叶生，起舞于场中，叶为予介识之，亦不暇闻其吐属也。”

韩菁清（1931-1994），1946年在上海被评选为“歌星皇后”。寒舍存的一本老画报，刊有另一项评选，韩菁清是歌舞组第一名。如果仅凭这点成就，人们记不了她这么久，多半的缘故是她嫁给了年长二十八岁的大文学家梁实秋，两个人文情并茂的情书，感了天动了地。

1946年1月19日《铁报》刊唐大郎《雪园唔言慧珠》，内云：“胜利以后，北平梨园界中，最轰动的事件，是言慧珠的突然自杀。上海的报纸上，登得非常详情。”“忽然她到了上海。上海人大都没有晓得这个消息。”“到了楼下的一间里坐着三个人，是老友孙兰亭，马治中，还有一位就是言慧珠。”“我问她你干吗要自杀，年纪轻轻，怎么也活得不耐烦起来？”

言慧珠在北平胡同骑自行车

言慧珠（1919-1966），一代名伶，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二十年后言慧珠真正地自杀了。寒舍存藏的旧画报里，言慧珠可太多了。谁见过言慧珠青年时代在北平胡同里骑自行车照，我就有。言慧珠的弟弟言小朋（1925-1992）的妻子是王晓棠，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王晓棠一人扮两个角色（金环银环），言小朋更厉害，一人扮三角色。

1949年4月30日《铁报》刊唐大郎《知堂的墨迹》，有云：“知堂老人文章之美，足垂千古，是不成问题的了。他不以书法鸣，可是他的书法，也是从恬静中见工力。”“但知堂出狱以后的近况如何？无人晓得，他是否仍在写作？也无从打听。”

不知道唐大郎是故布疑阵，还是真的不晓得。以唐大郎之消息灵通，耳目众多，应该知道知堂老人此时在上海呢，而且已经住了三个月了。

1950年2月13日《亦报》刊唐大郎《两张速写》，内云：“三月前，胡考先回来，小丁后回来，他们没有忘记我同之方，三日两头，要来望望我们。”“他们都说，倒真希望大郎早点搞通思想，但又不希望他搞通之后，却减少了他一份固有的豪情。”“胡考在工作上，不常以画笔来歆动世人了，小丁则还在这方面苦修，将来的造就，当然无法估量的。”“现在他们又上北京去，走了的前夜，我同之方送他，临别，他们希望《亦报》渐渐地进步，大郎也跟着进步。”

胡考（1912-1994），漫画家，三十年代成名于上海，鲁迅曾经评论过胡考的漫画：“不过我想他如果用这种画法于攻打偶像，使之漫画化，就更有意义而且路也更开阔。”我非常喜欢胡考的漫画风格，也非常遗憾他那么早就放弃漫画了。据我所知，胡考和丁聪此次去北京，大概是筹备《人民画报》的创办。

1951年4月15日《亦报》刊唐大郎《访恨老》，内云：“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同黄苗子，吴祖光，曹仲英到中央医院去看罢了郁风的病，他们又要我一道去望望恨老；恨老者，《亦报》刚刊完了的《人迹板桥霜》的作者张恨水先生也。恨老一家住一个院子，因为那房屋很幽旧，特别富有北京住家的情调，屋里摆的，墙上挂的，也都是些粗粗草草的东西，从这上头可以看出屋主人近年来伤于衰病，没有心思再润饰他的居处了。我们见到恨老的时候，他刚刚午饭完毕，从后面的院子里进来，走路很轻快，面庞比我十多年前看见时瘦了一些，头发有点斑白。”

中央医院建于1918年，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所新式医院。院址在阜成门内大街，左边可以望见白塔寺的白塔，右边紧邻帝王庙。后改名“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往南过马路第一条胡同是羊肉胡同，第二条就是砖塔胡同，鲁迅故居，张恨水故居在这条胡同里。从人民医院步行到砖塔胡同也就十来分钟吧，近得很。有一年我老婆在人民医院动手术，我在病房里待得闷烦，便走到砖塔胡同怀旧，我有两个下乡插队的插友住这条胡同里，巧得很，一个在鲁迅故居的东边隔几个门，另一位就挨着鲁迅故居旁边。那时候还写博客，便随手写了《雪天访砖塔胡同》。我对这一带的街巷非常熟悉。唐大郎到访的是北沟沿大街（后改名太平桥大街）的张恨水住宅，1951年6月也就是唐大郎到访后的两个月，张恨水因经济困顿将大院子大宅子卖了，换到砖塔胡同西口一座小四合院。

1951年4月24日《亦报》刊唐大郎《谒十山翁》，内云：“来到此地一星期光景，我去拜望过十山先生，是齐甘陪我去的，大约坐了半个钟头，我们就告辞出来了。走出那条胡同，齐甘将我埋怨起来，说：你这个人我倒是第一次晓得你这样老实。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怎么见了十山先生，连一句客气的话儿也没有。你应该谢谢他，《亦报》出到现在，承他帮忙到现在，这一点礼数，你还用做人家吗？我想了想，我真是没有向老先生道谢过一句话，的确不大好。我向来不擅辞令，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常常以不多说话来对某一个表示由衷的感谢的。”

“十山”是知堂老人，“齐甘”是徐淦。徐淦1949年冬曾借住八道湾11号，也许是唯一有此经历的房客吧，而且还写有纪实性的《苦茶庵寄寓》。祝淳翔说唐大郎1951年3月10日离开上海到北京。唐大郎来北京，以四十四岁之龄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思想和文章进步很大。唐大郎的同行、也是小报文人的卢大方赞叹道：“（唐大郎）赴北方的革命大学深造，听说他在革大时期，也曾下乡劳动，参加农民们的挑粪工作，一个荒唐绝顶的人物，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令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