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乌兹别克斯坦③｜塔什干：中亚的东亚人

在塔什干，我试图寻找更多的东亚痕迹，但没有找到太多属于中国的，反而更多来自朝鲜和日本，而这些关联都与苏联时代有关。我前往塔什干城市西南一片离火车南站不远的墓地，在这座墓地的深处，有一小块埋葬的是二战后被惩罚到中亚做苦役的日本战俘。这些日本战俘是在中国东北投降后被带到这里，我来看一下他们最后的归宿。

墓地对面的一座小楼是日本战俘纪念馆，一位先生接待了我，向我讲述了埋葬在这里的日本战俘的由来。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不久，将近六十万名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士兵被解除武装，带到苏联各地作苦役。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大概有23000名日本战俘参与工作，主要从事建筑工。1995年，塔什干的日本墓地纪念碑树立，这座公墓里埋葬了87名日本战俘。

在这座纪念馆里陈设了日本战俘曾经用过的物品，还有他们工作时的照片、从军登记和书信。其中有一封手写的军历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大部分是汉字，作者是一位日本陆军少尉，他的从军经历非常短暂，几乎刚刚参战就结束了。

昭和19年（1944年），他作为特别操练见习士官入伍，进入飞行学校学习，只学了四个月就被编入陆军航空队，昭和20年4月离开日本从朝鲜进入伪满洲作战，前往当时的满洲国滨江省白城子报到，8月15日日本投降，但他在8月20日被提升为少尉，我猜测可能是他的上级阵亡后临时顶替升职。

9月2日，他在奉天被解除武装，我怀疑他可能都没有参加过战斗，之后从铁路经过黑河出境，被带到塔什干劳动。不过他很幸运，只待了3年，在昭和23年9月（1948年）就回国了。

不幸中的万幸，大概就是如此吧。

我离开纪念馆走进对面的墓地，在墓地深处很远才看到这片日本墓园，很平整的一片土地，被栅栏围起来。墓园中间是一座小小的纪念碑，上面挂了很多千纸鹤，纪念碑正面插着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旗，有一块牌子写着：永远的和平友好宣誓没有战争，下面摆着香炉和鲜花。纪念碑背面则是埋葬者的姓名，纪念碑上还摆放了一个日本佛教僧侣的石头人偶，不知道是不是来扫墓的人留下的。在纪念碑旁边的土地上插着两块木板，一块写着南无阿弥陀佛，中间一段日文，然后写着“日本人强制抑留者慰灵”，落款是浅尾正男，另一块则写着 “日本人慰灵墓参追善供养塔”。

在塔什干，和我搭讪的本地人往往会讲出他们仅会的日语和朝鲜语的“你好”，会用中文打招呼的很少。我决定前往一处和中亚的朝鲜族有关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城市西边。从地铁出来之后，我徒步前往，中途路过一座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雕像，侧面看起来像是教科书中出现过的人物，走到雕像正面，原来是普希金。雕像背后的建筑是纺织工人之家，应该是类似工人俱乐部一样的建筑。这座雕像是1974年为了纪念普希金诞辰175周年竖立的，塔什干原本的街道很多都是俄罗斯名字，这座普希金雕像就曾经坐落在普希金大街上的一个公园里，2005年才搬过来。

在普希金雕像处转弯，不远处就是首尔公园。这座公园是2014年修建的，2017年为了纪念朝鲜人被强制迁徙到中亚80周年，在公园里竖立了纪念碑，当时的首尔市长朴元淳出席了揭幕仪式。不过，我到达时发现首尔公园被关闭了，但是隔着围墙能看到里面的建筑颇有朝鲜民族气息，有围墙和亭子，上面有朝鲜民族风格的彩绘图案。

今天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族有18万，在塔什干大概有6万人，本地人习惯称呼他们为高丽人（Koryo-saram）。这些朝鲜人来到中亚的历史比被强制劳役的日本战俘还要悲惨，而且时间更久。

在俄国的朝鲜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当时朝鲜半岛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难以生存，只好向外迁徙。1860年，《北京条约》把一部分属于大清国的东北领土割让给俄国，这些朝鲜人就迁徙过去开垦耕种。1914年，在俄国的朝鲜人达到六万四千多人，1919年日本殖民当局镇压朝鲜起义后，前往俄国的朝鲜移民继续增加，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了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到了1923年，苏联统计境内朝鲜人超过十万人，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苏联政府开始控制朝鲜人的迁徙，并且逐渐将已经定居的朝鲜人归化为苏联公民。

苏联在1937年之前的政策主要是对朝鲜人进行本土化，允许他们成立朝鲜人苏维埃集体，使用朝鲜语，建立自己的朝鲜学校、医院和报纸刊物。据1937年统计显示，苏联境内有将近17万朝鲜人。

1937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日本正在通过苏联境内的朝鲜人从事间谍活动。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开始将远东地区的朝鲜人迁徙到中亚，当时大概有10万朝鲜人被运往哈萨克斯坦，7万多人被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政策允许携带牲畜，还会给予搬迁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朝鲜人在中亚生活很艰难，他们大多是水稻农民和渔民，根本无法适应中亚的自然环境与农业习惯，政府的补偿也迟迟没有到位，很多人被饿死。当时受牵连的不只是朝鲜人，还有中国人，生活在苏联境内的中国人同样受到怀疑，被驱逐出境。很多人已经在苏联境内成家，只好带着俄罗斯家眷回国，成为今天中国境内俄罗斯族的来源之一。

苏联压迫朝鲜人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1956年赫鲁晓夫给予这些朝鲜人自由定居的权利，他们开始搬往城市。由于迁徙过程中形成的高度社区组织化和互助精神，朝鲜人的城市化水平非常高，社会地位增长很快。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人基本上不会讲朝鲜语，也不会乌兹别克语，他们之间交流都是讲俄语。

我在塔什干买到了一些朝鲜人的老照片，应该是婚礼和家宴，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保留朝鲜民族服装，而是以西装为主，在塔什干我没有发现朝鲜人专有的墓地。苏联解体后，很多朝鲜人无法适应民族国家化的乌兹别克斯坦，搬到俄罗斯或者韩国。

有一部关于乌兹别克斯坦朝鲜族的电影，叫《迦南》，就是圣经当中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也叫《双城悲歌》。这部电影拍摄于2012年，导演本人叫鲁斯兰·朴，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人。电影中的气氛和我童年印象中的中国东北非常像，萧瑟冰冷没有希望，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塔什干的朝鲜人，年轻时他的一个朋友被人打死了，他后来做了警察，卧底逮捕一个毒贩，恰好就是当年杀死他朋友的人。然而他的上级把这个毒贩放了，主角一怒之下辞职，染上了毒瘾艰难度日。之后终于挺过来把毒戒了，他曾经的一个乌兹别克斯坦朝鲜朋友来找他，那个朋友搬到了韩国，让主角也来韩国谋生。主角临走前，朋友让他去一个地方取些面包带到韩国，说自己是在韩国想念塔什干的面包。等主角到了首尔之后，发现面包里面藏着毒品，他的朋友欺骗了他。最后一幕，就是他带着毒品离开了朋友家，迷茫地走着。

“双城”指的就是塔什干和首尔，对于这些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人来说，塔什干并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被强迫迁徙到这里，但首尔同样不是他们的归属地，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像外人一样。“迦南”则是另一层含义，朝鲜人前往俄罗斯远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从中亚前往韩国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带着对迦南的向往迁徙，却最终无法逃脱悲情的结局。

朝鲜人的性格好像天然就很拧巴，其实北方地区人都这样，少数热闹的时候特别狂欢，但多数时候很安静，不怎么说话，像一头蹲在河边发呆的熊。

在塔什干的市场里，我看到一些朝鲜人的生活痕迹，就是朝鲜泡菜，虽然卖泡菜的商贩大多是乌兹别克人。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很多饭馆，尤其是街头小餐馆，都会有泡菜，是很平民的食物。但我发现这种泡菜与东北的泡菜不同。也许是无法种植优质大白菜的缘故，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泡菜是用卷心菜制作的，口感味道相差很大，不过这里的朝鲜人选用了当地大量种植的胡萝卜做了胡萝卜丝咸菜，也算是一种改良传承吧。泡菜不好吃，也没有狗肉，也没看到卖冷面和打糕的，想必这里的朝鲜人并不那么快乐吧。

夜晚的塔什干很安静，街上没什么人，只有街头公园的长椅上还有女人带着男人，或者男人带着狗坐着，也不出声，干坐着，这座城市夜间的萧瑟很像我的故乡。塔什干的绿化很好，地上落叶特别多，走一路都是伴奏声，一条漫长的路没什么路灯，偶尔有短暂的车飞逝而过，带来瞬间的光影。

一个年轻的女子挎着包在我前面走着，背影像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事业单位上班的阿姨，她走一段回头看看我，好像有点害怕，停在路边看手机，等我从她面前走过去她才走。虽然我是男的，可却是外国人，让一个本地人深夜单独走在我身后，也不安心，我也玩手机把她让过去。就这么，我俩默契地走一路交替一路，谁也不声张。

在塔什干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去了城市西北面的老城区。在1966年的大地震中，塔什干的老城区大部分损毁了。曾经的乔苏集市（Chorsu Bazaar）距离聚礼清真寺和库尔克达什经学院（Kukeldash Madrasah）不远，当然这座16世纪的经学院也是在地震摧毁后1990年代重建的，从布局上来看，巴扎、清真寺和经学院，组成了一个传统穆斯林街区的结构。

地震摧毁了集市后，苏联政府在原址重建集市，但外观颇为现代化，像一个体育场。集市内分上下两层，一层是肉类和奶制品，二层是坚果，集市外围是蔬菜、水果、香料和生活用品。集市出来一直连到地铁站，有一条自由市场街，供摊贩们自行摆摊，多为鞋帽、零食、饮料和生活小物件。

我在集市逛了一会儿，继续往北面走，到了哈斯特伊玛目广场（Hazrati Imam），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官方的宗教中心，也是这个国家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地点之一。这里的重要性来自有54米高宣礼塔的哈斯特伊玛目清真寺，这是2007年前总统卡里莫夫下令修建的，还有一座同样16世纪的经学院，不过内部如同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曾经的经学院一样，都是一间间旅游商品店。

这片广场得名于塔什干首位伊玛目阿布巴克拉，除了宗教造诣之外，这位伊玛目还以研究锁而著名，这座广场就是以他的陵墓为核心的。广场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是一座小小的博物馆，在周围巨大的尖塔和清真寺面前显得有点渺小且容易被忽视，里面展出了伊斯兰世界最神圣的物品之一，奥斯曼古兰经。

在伊斯兰教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领导时期，为了统一散轶各地的古兰经，奥斯曼下令编纂整理了统一版本。统一的古兰经一共抄写了5本，分别在麦加、麦地那、大马士革、巴士拉、库法。帖木儿大帝远征的时候，把巴士拉的那一本带回了撒马尔罕。俄国入侵中亚之后，把这本古兰经运到了圣彼得堡，后来苏联时期为了向乌兹别克示好，将古兰经还给了塔什干。

我在塔什干的最后一餐是在乔苏集市旁边的烧烤摊子，夜晚市场已经收工了，摊贩们纷纷来吃饭。我点了烤牛肝，加上馕和醋浸洋葱，迎着烧烤的烟火，大嚼带血的牛肝，味道非常冲。在塔什干的旅行结束了，下一站我将沿着奥斯曼古兰经的线索，前往帖木儿帝国时期的首都——撒马尔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