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乌兹别克斯坦②｜塔什干：过客们留下的教堂

在塔什干火车站南边不远是东正教圣母升天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也是这座城市的东正教社区中心。在任何城市我都会关注到少数族群社区，到了伊斯兰国家，我喜欢关注基督徒社区。

虽然这座圣母升天大教堂完全开放给游客，但并不是纯粹的景点。教堂非常醒目，天蓝色的外墙，白色墙边和柱子，金色尖顶十字架，俨然是童话中的画面。在我接下来的旅行中，发现这种天蓝色与白色的搭配，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东正教堂常见的颜色，不同于我之前见过的暗红色、棕色和绿色为主的东正教堂，这种配色略显得轻巧。

一进大门，我就闻到了一股焚烧香料的味道，即便不是周日弥撒，只是个普通的下午，却有很多俄族人在这里祷告，教堂内也有神职人员。教堂里的信徒不只有老年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一个宗教社区的良性状态。教堂前面的院子里有很多摆摊，售卖一些本地教徒自制的蜂蜜、奶油之类的农产品，也有宗教书籍和圣像画之类的宗教用品。我买了几块蛋糕点心，味道很好。虽然苏联解体后很多俄族人搬到了俄罗斯，但留下来的人依然维持着他们的生活方式。钱就直接放在一个捐款箱里，收入用于教会的慈善事业和教堂日常维护。我绕到教堂后面，看到有一座建筑正在被修建，两个工人在绘制外墙上的圣像。

东正教在中亚的历史并不长，而且与俄国的军事扩张关系密切。1865年，俄国取得了对塔什干的控制权。接着大量的俄国士兵和移民到来，人们开始有修建教堂的需求。1868年，当时的俄国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Konstantin Petrovich von Kaufmann）提出在突厥斯坦成立一个特别的东正教教区，由于当时的突厥斯坦地域广阔，教堂很少，所以大部分教堂由军队进行管理，这也是中亚东正教堂早期的主要特点。

塔什干早期建造的教堂基本都没能保存到今天，在十月革命前，塔什干大约有30座教堂，大部分在革命之后被关闭，只有两座沿用至今，圣母升天大教堂就是其中一座。

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建造始于1877年，取代1871年在塔什干医院公墓建造的圣潘泰莱蒙教堂的旧建筑。1922年，与中亚的大多数教区一样，塔什干教区也归东正教革新主教会管辖。1933年，这座教堂被关闭，一直作为军事仓库使用。1945年教堂被归还给信徒们，之后以圣母玛利亚升天的名称被重新使用，成为塔什干主教大教堂。1990年代初期，大教堂的钟楼和圆顶进行了重建。

在这座教堂的历史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东正教会革新主义运动（Renovationism）。我坐在教堂院子里，一边吃东正教徒们制作的蜂蜜蛋糕，一边了解这场影响了俄国绝大多数东正教堂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初是在俄国东正教会神职人员内部的改革，起源是20世纪初在神职人员中进行的有关教会改革的辩论，这些辩论是因为神职人员们对教会在帝国中的地位感到不满，因为长期以来在俄国，教会要屈从于帝国的政治利益。

1917年，俄国革命使得一些神职人员认为推翻君主之后的改革还不够激进，他们认为教会要适应新政权的现实，改变其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对自己的规范和礼拜传统做出重大改变。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们拉拢了许多具有改革意识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他们宣称对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完全忠诚。苏联政府对这些革新派团体产生了兴趣，革新主义者与共产政权之间的合作导致了教会的分裂。

在1920年代初，苏联政府开始迫害和镇压东正教会，一群以改革为导向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占领了宗主教的职位，宣称自己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革新派占据了上风。他们全面支持苏联当局，掌握了一些教堂和教会资产，得到了苏联政府的认可，被他们所掌握的教堂得以保存，而更多的教堂在1920-30年代被关闭。

在塔什干，圣母升天大教堂成为重要旅游景点，而另一座靠近城市边缘，在墓地中更加安静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教堂（Cathedral of St.Alexander Nevsky），可能更属于本地俄族人的日常生活。

每到一地我都喜欢去墓地走走，墓地当中凝固了这座城市关于人的记忆，是那些被不断翻新改造的景观建筑之外的城市历史。

这座博特金公墓（Botkin）在塔什干的东南边，也被称为第一城市公墓。我从大路拐进一条巷子里，两边都是和殡葬业相关的店铺，卖花的、定制棺材的、雕刻墓碑的等等，和中国很相似。这片墓地里过去埋葬的大部分都是斯拉夫裔侨民，还有几块区域是犹太墓地、天主教徒墓地和基督新教徒墓地。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墓地关闭后，塔什干酿酒厂的老板把这块地捐赠给了教会，成为了主要的墓地。

墓地大门口一位老人在吹奏乐器，曲子简单却很悠扬。我走进墓地里，发现本地人习惯在墓碑上雕刻照片，这一点我在旅顺的俄侨墓地也见过，最早应该是贴纸质照片，但容易损坏就改为蚀刻，所以在墓碑上能看出墓主人的长相，还有生前的工作和生活场景。这座公墓里埋葬了很多塔什干的名人，学者、军官、运动员和宗教人士，也包括了几位东正教大主教、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领导人克伦斯基的母亲和妹妹，还有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女儿塔季扬娜。

沿着墓地中间的路走到深处，面前就是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902年，教堂外观配色和圣母升天大教堂正好相反，主体是白色，点缀着天蓝色的墙线和瓦片，新古典主义建筑搭配这些颜色，少了一些肃穆，但很梦幻。教堂面向西南，入口两侧有两座钟楼，中殿被五个洋葱圆顶覆盖，象征着耶稣和四部福音书作者。

这座教堂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名字命名，他是诺夫哥罗德亲王，一生屡次在战斗中获胜，去世后被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封为圣徒。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他的名字被授予俄罗斯很多教堂。在俄国征服突厥斯坦之后，由于大部分教堂都属于军队管理使用，所以喜欢这种英雄圣徒含义的命名。除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外，天使长米哈伊尔、圣乔治、圣塞尔吉乌斯这些和战斗胜利有关的名字也是教堂常用的。

从俄罗斯墓地返回市中心的路上，我经过了一座德国路德会的教堂，这座教堂隐藏在路边茂密的树影中，小巧精致，棕黄色砖砌的新哥特式建筑，被称为德意志教堂或福音路德教会（Kirche），是塔什干唯一的路德教堂。

这座教堂是塔什干路德教会在1899年建造的，而在1885年，塔什干就成立了福音路德教区。最初，教堂是为塔什干路德教会的德国人建造的，他们是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的德国士兵。在苏联时期，教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用作仓库，1970年代末移交给塔什干音乐学院，并进行了重建，设立了歌剧工作室，定期举行风琴音乐会。在1990年代，最终被移交给恢复活动的路德教会团体。

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时期，一大批德国人移民到俄国，他们由于在伏尔加河流域开垦而被称为伏尔加德意志人，其中又有一部分移民到了中亚，带来了不少现代化技术和文化遗留。虽然如今已几乎没有移民后代，但在后面旅途中，我发现了更多和他们有关的过往痕迹。

离开这座德国路德会教堂，不远处是高大醒目的耶稣圣心大教堂（Sacred Heart Cathedral），这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在我的故乡沈阳，最大的主教教堂名字也叫耶稣圣心大教堂。

这座哥特式建筑的教堂非常雄伟，里面只有一位老人负责看管教堂，为偶尔前来参观的人们开灯。教堂一楼有个大厅，大厅里有个有趣的装置艺术品，中心是象征耶稣基督权柄的球，向四方延伸出光芒，背景则是耶稣的手势。

管理人带我走上二楼的礼拜堂，通道里展示了教堂的建造历史。天主教在中亚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后期，同样是伴随着俄国的军事扩张，早期的教徒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和法国人，他们是沙皇政府的军事人员，也有战俘、流亡者和逃犯，他们被派往远东、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等地开垦和定居。

1883年，俄国突厥斯坦有了第一位正式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费迪南德·森奇科夫斯基神父（Ferdinand Senczikowsky），他努力计划在塔什干建立一座天主教堂。塔什干许多天主教徒都是熟练的技术人员，他们参与了教堂的建设，1912年教堂建成，开始进行宗教活动。十月革命之后，约瑟夫·索温斯基神父（Joseph Sowinski）秘密地为剩下的天主教徒举行宗教活动。

1987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天主教组织恢复活动，波兰方济各会的克齐斯托夫·库库尔卡神父（Kszisztof Kukulka）重新管理这座教堂。教堂通道的展示中，提到1993年教堂的修复工作，从老照片的对比上可以看出，1926年时，教堂已经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基本的框架，今天的修复与1912年刚建成时基本相同。

从教堂的分布可以看出塔什干的城区结构。乌兹别克人原本聚居的旧城区在西面，俄国人修建火车站选在离旧城区稍远的东边，方便建设和驻军，这一点和中东铁路沿线城市的布局很像。移民们总有聚集的习惯，以火车站为中心，附近是不同移民群体的教堂、墓地和社区，他们或许不愿靠近本地人聚居的西边，把教堂建在火车站的南北方向。

返回地铁站的路上，我无意中发现街头公园里的一座雕像。一眼看上去，雕像人物不像乌兹别克人或者俄罗斯人，而是南亚着装，走近一看，是印度总理沙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的纪念碑。原来他是在这里去世的。

1965年印巴战争，为了结束两国之间的持续对抗，苏联要求印巴领导人在塔什干进行谈判。1966年1月10日，印度总理沙斯特里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签署了塔什干宣言，这是停止战争和建立双方贸易关系的开始。当天晚宴后，凌晨一点，沙斯特里死于心脏病。

在苏联时期，作为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苏联美好生活的图景，塔什干举办了大量的国际会议、比赛和文化节，是面向中亚甚至面向东方最有影响力的城市。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的那一年，他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视察工作，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了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期待，以及苏联对华的友好政策，这一讲话被认为是中苏关系最早的解冻信号。

地铁站旁还有一座诗人博物馆。我努力拼出上面的人名，谢尔盖·叶赛宁（Sergey Esenin）。虽然我在俄国墓地中知道叶赛宁的女儿塔季扬娜埋葬在塔什干，但并不知道叶赛宁本人和塔什干有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他来过这里。

这座居民区里的博物馆更像民居宅子，一个热情的大妈和她的儿子接待了我。实际上，叶赛宁只在十月革命后来过一次中亚，而且没有停留很长时间，他从未写过和中亚直接有关的诗歌，但博物馆中还是陈列了当时的照片和他的作品。叶赛宁在1921年到塔什干拜访他的朋友——另一位诗人亚历山大·希里耶维茨（Alexander Shiryaevets）。在塔什干，叶赛宁对游历老城区有特别的兴趣，他受到公共图书馆馆长的邀请，向艺术工作室的市民们发表演讲，还短暂前往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叶赛宁的几次婚姻生活都非常短暂，1917年他和第二个妻子齐纳达·赖希（Zinaida Reich）结婚，然而1920年就和当时怀孕二胎的赖希离婚，赖希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塔季扬娜（Tatyana）和康斯坦丁（Konstantin）。二战期间，塔季扬娜和丈夫孩子搬到了塔什干，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帮助他们获得了一座小房子，她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直到1992年去世，就埋在我刚刚去过的那片墓地中。

离开叶赛宁博物馆，我去在一家当地有名的民族餐馆里吃晚饭，服务员极力推荐代表乌兹别克民族菜的抓饭和烤肉，然而与新疆并无差异。唯有俄罗斯红菜汤引起我的兴趣，在中国喝到的改良罗宋汤并不是正宗的做法，没有使用红菜，而是用卷心菜加番茄酱，番茄酱的工业酸甜感非常强烈，而且正宗的做法会在汤上加酸奶，而由于饮食习惯，有些中国餐馆加的是奶油或什么都不加。

虽然独立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饮食文化由政府主导恢复民族特色，建成了游客风靡的中亚抓饭中心，但民间饮食依然带有浓郁的俄国习惯。虽然是穆斯林民族为主的国家，但街头很多卖酒的商店，餐厅里也都供应酒类。这里的小麦类主食是馕，可能比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馕略小，更软更厚一些。餐馆服务员把这个叫作面包，不知道是欧化的习惯，还是看到我的东亚面孔，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