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呼愁”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帕慕克的诞生

帕慕克实在是太聪明的作家，《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作为一部回忆录，在他笔下就像另一种形式的悬疑小说那么有趣。整本书讲述的是伊斯坦布尔为什么最终塑造了作家帕慕克，而不是画家、建筑师，或是其他职业的帕慕克。姑且顺从作家的写作特点，以“小说”之背景、情节和结局为线索，读一读这本图文并举的回忆录。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何佩桦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背景：“废墟”伊斯坦布尔

“罗金斯表明，如画之景由于是偶然发生，因此无法保存。毕竟，景色的美丽之处不在于建筑师的意图，而在于其废墟。”——摘自本书

如果没注意本书中故事的时间跨度——文字和照片所描述的大约是1950-1975年的伊斯坦布尔——读者会为书中所呈现的“废墟”城市而感到震惊。上述时间段是帕慕克从出生到决定成为作家的前半段人生，此时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被废墟之忧伤所浸透的城市。帕慕克的童年见证了一段“拆除”的历史，一座座帕夏官邸被夷为平地，昔日奥斯曼帝国的堂皇建筑被尽数拆除，处处是“废墟”，处处可“呼愁”（土耳其语的“忧伤”）。

包括帕慕克在内的伊斯坦布尔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伊斯坦布尔是一座不再“那么”重要的城市，尽管它曾地位显赫。公元前5500年（一说前7400年）的黑海大洪水事件，在地理上奠定了这座城市举世无双的基因，席卷而来的大洪水冲刷出博斯普鲁斯海峡，从而将此处变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在历史长河中诞生和不断演变。

它曾有过三个名字，个个都振聋发聩：拜占庭——虽然早有先民定居，善于书写历史的希腊殖民者最早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史册中，他们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建起迦克墩，又终于在易守难攻的西岸建立起新城池（公元前7世纪）；君士坦丁堡——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东西罗马的唯一统治者之后，重建拜占庭并定都于此，这个决定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助力罗马帝国又延续了约一千年之久；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之时，这座城市拥有了一个伊斯兰的名字。名字背后是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这里是一个文明的交融之地，也免不了是兵家必争之地。

本文图片均选自《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作者供图

和所有伟大的城市一样，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变成废墟，又一次又一次在废墟中重生。公元194年，赛维鲁为了报复拜占庭人支持他的死敌奈哲尔，将城市夷为平地，一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的重建才恢复了昔日繁华；532年，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发生了尼卡大暴动，狂热的暴民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付之一炬；1204年，在威尼斯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的统帅下，十字军野蛮洗劫了这座城市，甚至将伟大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摧毁。反倒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因穆罕默德意图定都于此，故派出先遣部队保护了城中重要的建筑物。

历史是循环表演的舞台，童年帕慕克只不过又一次见证了伊斯坦布尔另一段“废墟化”的过程。对废墟的强烈感受，甚至于热爱和沉迷，可能是艺术家的一种共性。废墟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帕慕克写道：“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当我看着旧公寓楼房的墙壁以及斑驳失修的木宅废墟黑暗的外表——我只在伊斯坦布尔见过这种质地，这种阴影——当我看着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渐暗的冬日街道时，我内心深处便有一种甘苦与共之感，仿佛夜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街道、属于我们的每一件东西罩在一大片黑暗中，仿佛我们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待在卧室里，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我们的昔日传奇梦。”

而艺术史学者巫鸿关于怀古诗的一段论述，则可作为上述心理描写的对照：“怀古诗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而更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美学体验：凝视（和思考）这一座废弃的城市或宫殿的残垣断壁，或是面对着历史的消磨所留下的沉默的空无，观者会感到自己直面往昔，既与它丝丝相连，却又无望地和它分离。”（《废墟的故事》）

痴迷于废墟是痴迷于“我”不曾经历过的那段繁华，虽不曾经历过，但它参与了“我”的塑造，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抵抗的自恋，不是对“我”的着迷，而是对一切可能构成“我”的事物和缘由的一种整体性的着迷。这是创作者最擅长的领域：“我”不仅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概念，对于“我”在纵深时间范围内的挖掘，构成创作的必由路径之一。这种“自恋”是创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创作是挖掘自我的过程，是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自我解剖——而自恋，是这一切的终极支撑。废墟是伊斯坦布尔的背景，也是帕慕克的背景，废墟将所谓“呼愁”深植于作家的心中，而作家则有机会在废墟之上构建同废墟一样本质与恒久的东西。

情节：寻找“自我”

“这让人想起日本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一则故事，在对日本传统房屋予以夸赞，并以钟情的语调详细描述其建筑构造之后，他跟妻子说他绝不住这种房子，因为缺少西方的舒适设施。”——摘自本书

帕慕克在这部回忆录以及其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漂泊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分割了欧亚大陆之时已经埋下了种子。在西方，一直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这座城市都被叫做“君士坦丁堡”；而在奥斯曼土耳其人那一边，即便是1453年征服前，已经有许多人将这里称为“Islam-bol”（意为伊斯兰无所不在）——东方和西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竞争，在城市的命名上就布满隐喻。

同许多东方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面对欧洲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马当先，感受到了在历史大潮中不进则退的困境，更何况其首都的一半在欧洲。然而传统的顽固阻碍了奥斯曼人的改革，直到帝国终结，依然没有跟上欧洲的脚步。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在凯末尔主义的主导下，土耳其全面西化，力图缔造一个现代、民族、世俗的国家。

本书描述的时间段中，土耳其经历了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同时由于左翼激进政治运动的发展导致政局动荡，凯末尔主义受到了挑战，最终“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

“东方”与“西方”的矛盾纠结一直充斥在帕慕克的回忆之中。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西化最直观的吸引力是摆脱没落帝国的衰亡，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创伤。而西化和现代化必经的“抛弃传统（尤其是宗教）”所带来的精神空虚，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在帕慕克家中，除了女仆外，没人在地毯上跪拜、斋戒、低声祷告，然而“看在真主的份上”之类的话语依然被挂在嘴边，“在此意义上，你可以说我们家这类家庭就像无神论的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缺乏勇气划清最后的界限”——作家如是说。

帕慕克在12岁以前经历过对伊斯兰教的“痴迷”，整本书中《宗教》那一个章节是最打动我的。对宗教的情感从客观角度来说，是对未知的敬畏，是人类在科技进步面前残存的谦卑。更入世一点的说法是，帕慕克和其他伊斯坦布尔人一样，对现代化充满了渴望，但又恐惧传统文化与身份的丢失。

凯末尔选择了把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进行嫁接，从而粘合精神空虚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离散。然而对于一个长时间浸淫在伊斯兰教文化中的民族而言，对神的“敬畏”是很难消除的，“敬畏”所带来的慰藉也是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取代的东西。所以，尽管在凯末尔时代，伊斯兰教的各种“陋习”——戴黑头巾、拨弄念珠、满脸胡子等等——受到嘲弄，少年帕慕克依然敏锐地感受到了宗教的“内疚”本质，这种内疚来自于对曾经有过的神秘体验不够敬畏，也来自于“跟信仰她的人保持距离”。一定程度上，西化是当局和精英阶层的倡导，而宗教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帕慕克的内疚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与广大同胞未能产生“共情”的一种反思。

在“西化”和“伊斯兰”之间的摇摆，是当时帕慕克思想领域的主题，尽管12岁以后他不再考虑“信仰之心和归属之心之间无法估量的矛盾关系”，但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全面研究和探索终究占据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位置。尽管从古到今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是一座多种语言、多元宗教的城市，帕慕克的血统是东方的，最终他选择成为了一名“文化穆斯林”，用文学去解析、去书写伊斯兰，塑造了他作为一名土耳其作家的独特之处。

结局：“作家”帕慕克的诞生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摘自本书

如果没有经历一场以心碎告终的初恋——心碎可能是任何爱恋的必然结局——帕慕克会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呢？无疑，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和文化对他的影响，如同一颗参天大树扎在泥土中的根基，而建筑师和画家这两个选项的排除，则是基于另一些曲折偶然的原因。

帕慕克的祖父曾在伊斯坦布尔念土木工程，和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帕慕克被认为应该念工程，但由于他热衷于绘画，家人决定让他念建筑。帕慕克在书中似乎从未表露出他对建筑的“热爱”，只是没有反对而已。而绘画则一度占据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第一件让这位多愁善感的孩子感受到自己或许与众不同的事。

上学后不久，帕慕克就发现了绘画的乐趣，首先是在其中感受到的无忧无虑，其次是由此所获得的赞扬。然而很快，他就发现了绘画是体察世界的绝妙方式。绘画与写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画家和描绘对象之间存在一种沉寂与静穆的氛围，甚至有些神圣的意味。绘画的沉寂可以让人顿悟生活和生命，如帕慕克画画时长时间观察他的家人，感受到“奇特的颤抖通过我的身躯”，幸福一家人的画面中“却有某种东西让我们看上去像祖母多塞进她博物馆房间的三件家具”（祖母的家就像博物馆）。令人陶醉（有时幸福有时痛苦）的不是顿悟本身，而是对真相的洞察与接近。当一个创作者感受到了这些，他已经在艺术的道路上起步了，因为艺术唯一的目的就是通往真相。写作也有某些“神圣”的时刻，但却是另一种完全孤独的、没有任何参照的自我挣扎与超越。读者可以在本书中发现，帕慕克试图在写作与绘画之间寻找某种“想象”与“观看”的平衡。

也可能并不是初恋的心碎让帕慕克放弃了绘画，而是那一段恋情让他在试图成为画家的道路上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尊的受挫。“我父亲不看好你，因为你想当画家……你将成为一个穷困潦倒、喝得烂醉的画家，我将成为你的裸体模特儿……他怕的是这个。”这是少女的真诚与真实，倘若她再经历一些爱与人生，恐怕便不会把父亲的原话告诉心爱的人儿，因为她同时也把自己的担忧和困惑袒露出来，这比来自别人的话更加伤人。帕慕克对绘画的爱似乎随着初恋的不辞而别而消失殆尽了，当他用一种可以称之为“技能”的东西去赢得了一份爱情，却无法使用它去留住爱情的时候，挫败感很可能让他选择远离它。

然而即便是放弃了绘画，看罢这一本回忆录，谁也不会怀疑帕慕克必定会成为一名创作者，因为他是如此热烈地想要通过自身的才华与努力，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成长是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小时候“我”是世界的中心，“我”所居住的地方、那些街区邻里就是世界的中心；而长大就是一个慢慢认识到“我”并不是中心的痛苦过程。亿万人群中只有那么几个幸运儿重新让自己回到了世界的中心，他们可能是军人和政客，也可能是建筑师、画家、作家。与前者所需要付出的身体上、精神上艰苦卓绝的努力相对照，后者看上去简直“投机取巧”，一块小小的画布、一叠小小的稿纸，独自一个人在一个角落的默默探索，就有可能创作出永垂不朽的作品。我不是说创作多么容易——事实上创作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之一——而是说，人类的共情能力赋予了创作者这样的优越机会，让他们可以完全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变得伟大。在伟大面前，世界是友善的，也是慷慨的，哪怕你遗世独立，世界依然不吝为你喝彩。“创作”千百年来始终是最吸引人的一种智力活动，原因就在此。

帕慕克对绘画的热情消退了，但对于创作的热情却与日俱增。“我要成为作家。”——书中这样结尾，尽管前文的铺垫并不太多且藏得有点深。感谢故事以这样的方式结局，毕竟小说比绘画更有机会到达普通人的手中。

（作者系半层书店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