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读《大国新路》

近些年来，以解释中国发展成就为旨趣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讨论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理论增长点，“中国为什么能”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思考。这些讨论甚至溢出学术界。然而，中国道路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并未有一个清晰的理论解释。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历史时刻，《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试图给出一个解释，实属难能可贵。

《大国新路》抓住了中国道路问题的几个关键词，并尝试作出解释，颇令人眼前一亮。

第一个关键词：大国。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理解中国道路的前提。一般而言，现代化道路是以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作为经验对照的。本质上，欧洲国家的形成以及衍生而来的国际关系，处理的是帝国走向分裂后小国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是“分久必合”的历史延续，是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经济多元的大国如何走向统一、繁荣、昌盛的过程。因此，中国道路意味着我们没有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只能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新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建立了“新制度、新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最大成就，是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立自主之路，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一系列制度基础。

第二个关键词：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毋庸置疑。相当长一段时期，人们将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割裂开来，其重要的理论工具便是市场转型理论。这一理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把市场经济区别于社会主义。然而，人们没有去仔细深究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转型的国家很多，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诚然，中国的市场转型之路有其特殊性，比如它是渐进式的、增量式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动荡。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今天看来，根本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修饰词，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实践。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在解决市场失灵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包括避免资本“脱嵌”于社会，防止严重的两极分化，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等。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实践，就谈不上乡村振兴；没有国有企业，就谈不上经济自主；而在教育、医疗等公益性领域，如果公有制经济不主导，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第三个关键词：中国模式。尽管中国模式最初来源于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是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条经济发展之路，显然是一种可供借鉴复制的“模式”。但在“中国道路”的视角看，中国模式是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其实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今天，构成中国道路的因素异常复杂，绝大多数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概言之，中国道路是大历史的产物。一是中西关系的调整。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不仅告别了一穷二白受人欺凌的历史，且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引导世界发展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才有世界意义。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今日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和经验。因此，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自然反应，我们有自信也有责任将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揭示出来。

如书名所示，中国道路其实是一条“大国新路”。我们在走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也是为中华之崛起而探索的一条全新道路。这本书，本身也是这条道路的产物。

注：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江宇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出版，中国道路丛书。

附：

《大国新路》作者简介：

江宇，1981年生，安徽淮北人。北京大学毕业，理学（化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史、医疗卫生改革等，曾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