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三线人”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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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路明

一

19岁的沈国良站在甲板上。清晨，雾气散去，“东方红”号客轮缓缓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7天6夜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江水拍打，船身轻轻摇晃，岸边的人群和标语渐渐清晰。隐隐传来锣鼓声。

这是1975年的初秋。

卡车已经等着了，十几个上海青年一个接一个跳上后车斗。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家上海支援建设的“三线”工厂。 

从码头到工厂有六十公里山路，“解放”开了三个多小时。当拐过最后一个弯，只见厂门口乌泱泱的人群，都是来迎接他们的。沈国良有些感动，他觉得，自己来对地方了。

1964到1978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按照一般的讲法，“一线”指沿海和边疆；“二线”是沿海与京广铁路之间；“三线”指长城以南 、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乌鞘岭以东的地区。四百多万产业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来到西南、西北的深山中，建起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项目，覆盖铁路、钢铁、煤炭、航空、船舶等产业。史称“三线工程”。

沈国良后来知道，当时厂里的生产基本瘫痪。大家闲着没事做，都跑出来看热闹。

以支援三线建设的上海人为创作主体的电影《青红》。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为《青红》剧照。

二

沈国良是上海市门合中学的70届初中生（实际1971年毕业）。69届是一片红，毕业生统统“上山下乡”，奔赴安徽、江西、云南、黑龙江等广阔天地。到70届，形势有所不同。沈国良上头有个阿姐，在崇明的农场下乡，按照“上海——外地”，“农村——厂矿”的对应原则，沈国良的出路是“外地工矿”——先在上海新中动力机械厂（国营409厂）代训三年半，同时等待分配单位。

1975年初，通知下来，沈国良被分到了重庆市江津县的国营467厂。

沈国良在家打包行李，户口要迁到江津。厂里的书记说，这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光荣的。报纸上也在讲，“好人好马上三线”。姆妈舍不得，偷偷把户口本藏起来。沈国良翻箱倒柜找不到，忙得一头汗。阿爸坐不住了。阿爸是转业军人，十八岁当兵，二十岁出头去朝鲜，见过世面的。阿爸对姆妈说，你思想太落后了，不能抗拒国家政策嘛。姆妈背过身，哭了。

沈国良攥着户口本，在派出所门口兜圈子。马路上没几个人，也没什么车，几个小青年蹲在背风处吃香烟。姆妈抹眼泪的样子挥之不去。红图章摁下去，就不是上海人了；赖着不走，那就成了社会青年，没单位，没工作，没指望。小姨妈之前出主意，说可以去里弄加工组，跟十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坐在小板凳上绕线圈，一天赚几分铜钿。沈国良讲，帮帮忙好吧，我坚决不去的。眼看快到下班时间，沈国良心一横，走进派出所，一分钟不到，户口迁掉。按照规定，24小时内可以再迁回来。沈国良一夜没睡，内心作剧烈的思想斗争。等熬过这一天一夜，心情反而轻松一点。就这样吧，横竖横了。

1975年8月，第一批去江津的同学出发了。

一样是离开上海，情况跟“上山下乡”不大一样。插兄们大多在彭浦火车站上车，亲友可以送到月台，属于近距离目击。汽笛一响，车身一晃，情绪容易失控，动不动哭声震天。去江津是在十六铺码头上船，码头外站着工人造反队和“文攻武卫”的革命小将，送行人员进不了候船室，分别的时刻被提前，情绪稀释掉一点，场面也就没那么撕心裂肺。几个女同学抹了眼泪，男的基本没哭，爹妈都不在，哭给谁看。沈国良借来港务局的工作证，混进码头送同学。大喇叭播放革命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几声汽笛，轮船缓缓离去。

9月初，同学来信，说江津“气候宜人，伙食佳，干活少，风景这边独好。速来”。随信一同寄来的，有撕下的工厂宣传画——厂房气派，红旗招展，男女工人们胳膊粗壮，红光满面。沈国良坚定了决心。

10月20日，沈国良在十六铺码头上船，同行有十几个上海青年。都是四等票，二十几平米的船舱被切割成十六个铺位，没窗户，舱里闷热难当，沈国良跑去甲板吹风吃香烟。日复一日，风景流逝，过得日脚都不晓得。

后来知道，也有人硬是留在了上海。无论工厂、街道、派出所怎样鼓励、动员，甚至以粮食关系相威胁，立场坚定，就是不走。一年后“四人帮”粉碎，这些留下的青年，陆续安排进了上海的工厂。

三

江津县位于重庆西南角（现为重庆市江津区），地处四川盆地东南缘，因扼守长江要津而得名，是江城，也是山城，距离上海一千七百三十公里。

依据“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467厂坐落在群山间的一块坝子里。厂房用石头垒成，基本不打地基，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全是花岗岩，厂门口正对一条东方红大街。工厂始建于1966年7月，先在涪陵白马，70年代初迁至重庆江津，由上海沪东造船厂和新中动力机械厂共同承建。前几批职工全部从上海调来，“沪东”出领导，“新中”出工人。沈国良去的时候，全厂一千五百多名职工，上海人占了一千多，见面很自然的就讲上海话。食堂大师傅也从上海来，会做正宗的糖醋排骨和小笼包。后来有些四川籍转业军人进厂（重庆还不是直辖市），上海人就教他们，“阿拉就是我，侬就是你”。

每天一大早，沈国良去厂里报到，随后去赶集。厂领导都被打倒了，生产没人管。单身汉们搭伙开小灶，轮流买菜做饭。等饭菜快做好了，再去报个到。沈国良的一手好厨艺，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地域差带来了幸福感。一斤上海市粮票，在上海的黑市价大约是两毛，找国营饮食店的朋友换成等额的全国粮票，拿到江津，可以换到八毛。上海制皂厂生产的固本牌肥皂，每条售价三毛八分，在江津可以换七斤西瓜。上海每人每月供应四两食用油，炒菜时只敢放一点点，刷刷锅底，在江津，两斤半的全国粮票能换一斤菜籽油，或者十个鸡蛋，只只可以挑拣。江津盛产柑子，逢三六九赶场，柑子码成一堆一堆，随便尝，不要钱。上海人门槛精，想吃柑子就顺手捞一个，假装尝味道。一圈兜下来，四五个柑子下肚，根本不用买。

沈国良给家里写信，阿爸姆妈，你们好。他从来没这样跟他们讲话，你们好。阿姐好吗，小姨妈好吗，我这里一切都好，报喜不报忧。结尾，照例致以革命的敬礼。他不想敬礼，他只想坐在姆妈阿爸中间，就着黄泥螺，吃一碗热腾腾的菜泡饭。此地没有菜泡饭，此地也没有豆浆糍饭糕，此地有广柑、花生、米花糖、泡菜、江津老白干，和浩荡的江风。他和所有上海籍职工一样，攒着假，眼巴巴盼着过年探亲的日子。

八十年代初，生产恢复正常。每天早上6点半，喇叭里吹起床号，然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广播声中，人们起床，刷牙，洗脸，倒痰盂，洗拖把，煮早餐，吃完早饭就去上班，宿舍离车间很近，走过去不到十分钟。

老厂门口的东方红大街。许佳 摄

在一封家书里，沈国良告诉阿爸姆妈，最近在“谈朋友”，对方是厂里的上海人，叫张萍，并附上张萍的照片。回信里夹着大面额的全国粮票，姆妈嘱咐沈国良，要“好好待人家”，等过年回上海，能不能带到家里看看。

婚后第二年，张萍在厂部医院生下了儿子小云。厂里有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一条龙服务，生病了直接抱厂部医院，吃药打针不要钱。有的工人假装咳嗽，领两瓶止咳糖浆，抹在馒头片上，模仿外国人吃果酱面包。

小云一岁多时，沈国良带他回上海。沈国良认识几个列车员，经常发发香烟，人家就安排他睡空置的卧铺。那次不太巧，一晚上挪了四五次地方，小云一趟趟被弄醒，又不会说话，就捏着两只小拳头，眼睛瞪着大人，表达自己的不满。回江津前，沈国良先去宝山路天目路转角的一爿文具店，花一角三分钱买了一张牛皮纸，晚上摊在座位底下，一家三口蜷在一起，睡了一个安稳觉。

从一年级起，沈小云放学后就自己回家，脖子上挂一只钥匙。没人觉得稀奇。三线厂的小孩几乎人人挂钥匙，父母忙着上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远在千里之外。从子弟小学到职工宿舍是一段几百米的上坡路，小朋友蹦蹦跳跳，胸前的钥匙也跟着跳。

四

跟知青比起来，三线职工有一种隐约的优越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挑大粪浇大田，再怎么讲，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79年知青大返城，三线职工不在政策之列。有人去找厂领导，要求开证明，证明自己也是“知青”——有知识的青年。

像什么松动了，从前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从前说“扎根一辈子”，现在，有办法的人一个个回去了。虾有虾路，蟹有蟹路。高考是一条路，到处有人埋头念英语、解方程，高中数学课本成了抢手物资。结婚是一条路，找不到上海市区的对象，就找郊区的，城镇户口不行就农村户口，真结婚不行就假结婚。有对夫妇，先是假离婚，再各自找人假结婚，辛辛苦苦，搞七捻三，峰回路转，破镜重圆。为一只上海户口，闹到兄弟反目、父子成仇，都不算稀奇事。工作调动也是一条路，上海实在调不进，就想办法调苏州、南通、无锡、南京、合肥……近一点是一点。相对来讲，单身青年比较好调动。当时东海舰队有一批四川籍官兵退伍，分配到上海的钢铁厂。这帮人不太愿意去，都想回四川。厂里便运作，让这批人来467厂，钢铁厂的名额置换给厂里的单身青年。皆大欢喜。

沈国良和张萍是双职工，又有子女，调动起来难上加难。阿爸姆妈的年纪一点点上去，每次回家都像更苍老了一点。姆妈叹气，说以后我跟你爸万一有什么，也叫不到你。说着掉下泪来。那次沈国良听朋友讲，上海西边有个叫菉溪的小镇，归江苏昆山管，镇上新办了一个小汽车维修厂，缺技术人员。朋友说，要不要去看看？

沈国良从新闸路的家中出发，先坐一辆公交车到北区汽车站，换北安线到安亭，再跳上一辆发往昆山的省际客车，中途在菉溪镇下车。公路边是一片水稻田，点缀着稀疏的民房。几个农民直起腰，朝这边张望。

小汽车维修厂的厂长热情地接待了沈国良，又带他拜访了镇委书记。书记说，上海人愿意来，顶好不过。沈国良算了算路上的时间，五个钟头不到。他当场拍板，我来。

回到467厂，沈国良打调动报告。经营销售科由厂长直接分管，沈国良平时表现好，业务能力强，厂长不肯放人。沈国良托人催过几次，就是批不下来。小汽车维修厂打来电话，沈国良只好说，再等等，再等等，就快要办好了。有天早上，沈国良买菜回来，在集市口碰见了厂长。厂长手里拎一个旅行包，正在东张西望。沈国良打招呼说，厂长，出差啊。厂长说，不是，拉链坏掉了，找人来修，好像来早了一点，摊头没摆出来。沈国良说，厂长，拉链我会修的，交给我好了。厂长很高兴，说了声谢谢，把旅行包递给沈国良，自己先回去了。

沈国良找个茶摊坐下来，要了一杯老荫茶，慢慢吃。大约半小时后，修拉链的摊子摆出来了，沈国良叫人家修好，付掉五分钱。吃过午饭，沈国良跑去敲厂长家门，厂长说，啥人啊。沈国良说，是我，小沈，包修好了。厂长开门说，小沈啊，请进请进，坐一歇，吃根香烟。香烟吃到一半，沈国良说，厂长你看，我也挺不容易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联系到一个单位，还希望厂里多支持。厂长说，应该的，应该支持的。沈国良说，听说是厂长你不同意？厂长跳起来，说，没有的，没有的事，啥人在瞎讲？沈国良说，劳资科的人讲的。厂长气愤地说，这是瞎讲，是在诽谤我，我现在就给劳资科打电话。厂长拿起电话说，喂，喂，是劳资科吗，我厂长啊，叫科长接电话。厂长在电话里骂人，沈国良在一旁劝，好了好了，骂就不要骂了，厂长你表个态就可以了。厂长对着话筒大声说，小沈调动的事情，我当然是同意的，人家辛辛苦苦联系好了，肯定要开绿灯的嘛。这时上工喇叭响了，沈国良摁掉烟头，起身说，我上班去了，谢谢厂长，厂长再见。沈国良直奔劳资科，要求当场办调令。厂长有言在先，劳资科不敢怠慢。不一会工夫，调令办出来了，红图章敲好，送到厂里的收发室，等挂号信寄走。当时467厂专门配一个邮递员，是江津本地人，每天开一辆三轮摩托来回县城和厂区。沈国良找到这个人，递上一包红塔山，说，麻烦跑一趟，把这封信送走。邮递员说，急啥子，等快下班再说嘛。沈国良说，事情实在紧急，要不我开卡车送你过去？邮递员说，不用不用，我跑一趟就是。三轮摩托绝尘而去。

邮递员前脚走，后脚厂长的电话打到劳资科——沈国良的调令先压下，过一阵再说。劳资科科长说，厂长，调令已经送出去了，没办法了。

有人为沈国良感到惋惜——467厂是全民所有制大厂，小汽车维修厂不过是镇办企业。沈国良则相信，凭自己的本事，哪里都有吃饭的地方。也有人悄悄跟他讲，小沈，你先去探探路，要是好的话，我们也来。 

五

沈国良在小汽车维修厂干了不到半年，就调到菉溪镇政府下属的外贸公司，负责招商引资。书记看重他，专门陪他到镇政府的招待所，对工作人员说，以后小沈带客人来吃饭，要好好招待。末了，又加一句，小沈签字算数的。

1988年底，沈国良听到消息，几家三线厂的领导在上海开会，分别是：生产船用油泵的国营465厂，生产柴油机零件的国营466厂，以及沈国良的老东家，国营467厂。467厂在江津，465厂和466厂在重庆永川，相距不远，都是上海援建的企业。沈国良认识其中的几位，电话打过去，邀请他们来菉溪镇做客，有小汽车接送。听说菉溪不远，也因为沈国良的好人缘，领导们便来了。席间聊起刚结束的船舶行业订货会，这是由这三家重点企业牵头的全国性订货会，每年举行一次。沈国良提议，不如明年放在昆山开如何。领导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下老酒也喝了，大闸蟹也吃了，订货会开在哪里都是开，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这场原定于浙江淳安的订货会，就这样被“撬”到了昆山。沈国良加入会务组，负责后勤筹备工作。

沈国良晓得，参会的这批人都是各家工厂的头头脑脑，见过世面的，不少人在八十年代就坐过飞机。沈国良想，得弄点不一样的给人家吃，老是红烧肉不行。问题是，很多食材要么没有，要么价格贵得离谱。怎样在有限的预算里让客人吃好喝好，这事伤脑筋。苦闷之际，沈国良想起从前的客户——苏北一家海洋渔业公司，请他们帮帮忙。电话打过去，苏北人很爽气，成板的冻带鱼、冻黄鱼、冻鲳鱼，要多少拉多少，全部按批发价给。沈国良有意多采购了一些，用不掉的，就跟政府招待所商量，换成水产禽蛋。菜肴一下子丰富了。

订货会顺利召开，宾主尽欢。这是在昆山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菉溪镇记了头功。对菉溪镇来说，这件事情的意义，远不止一个东道主那么简单。

订货会像一场相亲，让小镇和三线厂深入地了解了彼此。小镇要发展，三线厂有技术；小镇要人才，三线厂的那帮上海人，正日思夜想心心念念地要回来。离上海近，是菉溪镇最大的优势。镇上拿出最大的诚意，吸引三线厂来办分厂。政策大开绿灯，最高一次性减免三十万元。此外还有隐性优惠，比方跟上头打报告说，某某厂占用耕地多少多少亩，附送鱼塘一个。实际上，鱼塘可能并不存在，面积是白送的。沈国良的老东家，国营467厂，头一个谈妥了协议。共计转让工业用地22亩，包括八百平米的三层办公楼、三个标准车间，外加附属的仓库、车库，总共八十六万元。实际支付五十六万。

还有一家三线厂，计划首批迁十户工人过来，现成的宿舍只有八间。某次饭桌上，沈国良给这家副厂长，一个戴眼镜的上海中年男人，斟了满满一杯双沟大曲。副厂长瞪大眼睛问他，老沈你做啥？人人晓得，副厂长从来滴酒不沾。沈国良给自己也斟满一杯，对副厂长说，今朝这么多人，书记也在，你喝了这杯酒，镇上给你解决住房问题。大家起哄。沈国良转头问书记，我沈国良刚才说的话，阿算数？书记说，算数的。沈国良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副厂长站起来，抓起酒杯，一口闷掉，随即脸色剧变，摇摇晃晃往外走。还没走出房间，突然跪倒在地，哇的一声吐了。第二天，镇上派来砖瓦匠泥水匠，十几天工夫，盖起两间新宿舍。

1992年9月21日，江津增压器厂（467厂）昆山分厂在菉溪镇镇北路83号挂牌成立。镇上人就叫它“江津厂”。

江津厂的落成，像打开了一扇闸门，总厂的上海籍职工纷纷打报告，要求调到分厂。不少三线企业也闻讯前来洽谈咨询。质疑的声音不是没有。总厂员工流失，生产和业务受到一定影响。市场经济下，分厂实际上成为总厂的竞争对手。有人说，这是挖三线工程墙角，薅社会主义羊毛。

事实证明，菉溪镇是有远见的。三线厂的引进，不仅大大增加了工业产值，提高了税收，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带动镇上一批配套加工厂，同时拉动了消费。镇上最早的商品房——菉溪新村，单一个江津厂就买了40套；另一个商品房小区——育才新村，江津厂买下72套，作为宿舍分给职工。尝到甜头的菉溪镇政府，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引进办公室”（简称“三线办”），由沈国良担任办公室主任。

整个九十年代，“三线办”共引进三家工厂、两家公司，累计调动工作五百余人。算上家属子女，八百多名“上海三线人”落户菉溪镇。

大家讲，沈国良是那个扛着闸门的人。还有人不知哪里听来的名词，开玩笑叫他“平原上的摩西”（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先知），沈国良的反应是“朋友帮帮忙”，“不要吓我”。按他的讲法，当初不过是想离爷娘近一点，再近一点。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让自己做成了一些事情。

六

1993年8月，11岁的许佳告别了467厂子弟小学的同学们，跟着爸妈先坐火车，再换汽车，来到这个吴淞江边的小镇，搬进了育才新村的宿舍。

同行的还有两个同龄男生，也是467厂的小孩，跟许佳一起转入菉溪镇中心小学，就读五年级。小镇人搞不清知青子女和三线子弟的区别，只晓得，又一批上海小囡来了。

那两个男生是出了名的活跃分子，他们带来了最新的电影音乐杂志、最时髦的夹克和最拉风发型。他们在晚会上表演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把台下的街上囡村里囡震得一愣一愣；他们玩航模，听摇滚，把《假行僧》写进情书，把《垃圾场》写进作文，让姑娘和语文老师心惊肉跳。其中的一个，对着全班人夸下海口——以后我开公司，你们都来给我打工。

也就是那个男生，跟一个隔壁班的女孩在木瓜河边搂搂抱抱，被校领导抓了现行。此举刷新了菉溪镇小学生的早恋（被抓）记录。校方震怒，威胁要开除，男生的父亲愁眉苦脸地来找沈国良。老沈跑到学校，校长卖他的面子，最后记了个警告，下不为例。

搬到菉溪镇后，沈国良隔两个礼拜往返一趟上海。姆妈很欣慰，沈国良却不满足。他要解决这最后的四十公里。正常办迁户手续，除了要满足各项政策规定，还得交一笔城市建设费、这费那费，加起来好几千块，相当于沈国良几年的工资（此处沈国良夹评：上海人花头经老透的）。沈国良回了一趟江津，找保卫科的前同事帮忙。老酒一吃，人家答应下来。保卫科联系到附近的乡村，生产队红图章敲出来，证明沈国良是插队知青。沈国良兴冲冲跑到上海的派出所，材料从窗口送进去，立马推出来，说是假的（沈国良：上海人太坏）。沈国良又找医院的朋友开证明，说自己有残疾，再拿着残疾证办退休。退休证递进窗口，照样推出来，说没用（沈国良：上海人实在太坏）。等过了几年，政策改变，说无论支、支边、知青，还是三线，只要是从上海出去的，子女都可以回上海，这才解决了沈小云的户口问题。等到沈国良从“三线办”退休（这次是真的退休），再以“投靠子女”的名义（沈国良：我投靠伊，帮帮忙好吧），把自己和爱人的户口迁回了上海。

拿到户口本的那一刻，沈国良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他翻了翻，把本子塞进上衣内侧袋，出门骑上车，去附近的国营饮食店买一客馄饨芯。回不来，上海是心口的朱砂痣；回来了，上海是一张纸。

相比之下，儿子沈小云就不太像自己，对上海没啥感情，也理解不了那种执念。也难怪，小云出生在江津，从小就没去过几趟上海。小学二年级转学来菉溪镇，在镇上读到高中，一口昆山话倒是讲得蛮顺溜。回到家里，沈国良还得纠正他的上海话发音，免得“洋泾浜”，将来遭人笑话。

小云高考前，沈国良跟他一起填志愿，填到深更半夜，清一色上海的大学。第二天小云去学校，东北来的班主任说，上海的学校分数线高，不划算的，统统改成哈尔滨。小云回家也不响，等沈国良知道，志愿表已经收上去。沈国良气得要死。

大学毕业后，沈小云回到昆山，入职一家外资企业。有次去重庆出差，专门跑了一趟江津。老门卫记得他，放他进去转一圈，拍了好些照片回来。正值长假，厂区空荡荡，地面潮湿，像刚落过雨，石头房子外墙长满了爬山虎，子弟幼儿园已经被推平，当年上海人栽下的梧桐树都长的老高。沈国良想，儿子也是个念旧的人。

跟知青子女不同，三线子弟对上海的归属感要弱一些。江津厂的小孩后来在上海工作的并不多，他们有的出国，有的去北京，有的留在昆山，大多发展的不错，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许佳在昆山的一家4S店工作，任销售经理。有了孩子后，她便辞职，成为一名全职妈妈。也许，那些挂着钥匙、独自回家的记忆还是影响了她的选择，潜意识里，她希望给孩子更多的陪伴。那个声称要全班人给他打工的男生，大学毕业后去了日本，当一名健身教练。

姆妈去世前，沈国良鞍前马后地照顾，夜里就和衣睡在床边。自19岁离家，头一次跟姆妈朝夕相对，是在病房。姆妈几次梦中唤他的小名，沈国良握住姆妈的手，说姆妈，我在，我在这里。姆妈慢慢睁开眼睛，哦，你回来了。

江津厂的老职工们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基本都在那几年进厂，又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一些人想办法回到了上海，剩下的就待在菉溪镇上，习惯了，打麻将都是老搭子。当年厂里分配的宿舍，后来都转成私人，象征性的，每户出了六千块。也蛮好。如今交通方便，坐几站公交车到隔壁花桥镇，11号线直达徐家汇和迪士尼。镇北的夏驾桥建了一个高铁站，一天停两班高铁，到上海站16分钟。也不常去。

许佳的妈妈每年做一次泡菜，这是在江津生活了近二十年养成的习惯。白菜、青笋、萝卜、豇豆、黄瓜，乃至鸡爪、猪耳朵、牛百叶，皆可一泡。来菉溪镇后，许佳妈妈抱怨，泡菜不如从前的爽脆。她把问题归咎于水。在她看来，无论是江南的井水、雨水，还是瓶装矿泉水，终究比不过长江上游的江心水，“那水是活的”。前几年，朋友大费周章，运回满满一桶江心水。许佳妈妈如获至宝，每次做泡菜时用上一点，配上自贡的井盐，汉源的贡椒，双流的二荆条，再倒一点江津老白干，压在缸里。

兄弟们都老了。厂里有个卡车司机，生龙活虎一条大个子，去年查出胃癌晚期。肚皮划开，医生看了一眼，又给缝上了。家里人瞒着他，只说肿瘤已经切除，他自我感觉还蛮好，“吃得落睡得着”。还有一对双职工，孙子得了自闭症，老两口听说长宁区有家特教学校，便带着孙子，每天一大早赶公交去花桥，11号线调2号线，总共22站，再换公交车。孙子上课的时候，他们就坐在外面的马路牙子上，吃冷馒头，喝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凉白开。

一个偶然的机会，沈国良见到几个当年“硬留”在上海的老同学。同学告诉他，那时分配工作也像高考填志愿一样，分好几档。“本一”是仪表局、机电一局下属的单位，福利好，奖金高，比如华东开关厂、上海无线电一厂、二厂；“本二”是手工业局（上海手表一厂）、商业局（百货公司立柜台）；“本三”是卫生局和环卫局，当护士，或者像老头子一样去种花种草。若干年后，三档变一档，成了事业单位，一档二档里好多人都下岗。当年最蹩脚的，是落到街道工厂，或者里弄加工组。结果人家混几年，表现好点的，或者额角头高点，就调到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成公务员了。

沈国良和爱人如今住在上海，老房子前几年拆迁，分给他一套顾村的三居室。儿子和儿媳在昆山工作，都忙。孙女之前在昆山读国际小学，今年在沈国良的建议下，转到了上海的私立，“总归要回来的”，接送孙女上学的任务落到老两口头上。沈国良戴上老花眼镜，认真研究孙女的课本。英文肯定是死蟹一只，语文也就勉强多认识几个字。沈国良叹气，年轻时没机会学文化，现在三年级的奥数题做不来。

隔几个月，他跟江津厂的几个老兄弟见面，找家重庆火锅店坐一坐，“你说怪吧，在重庆的时候从来不吃火锅”。服务员端上九宫格，热气腾腾。沈国良夹起一片毛肚，旁边的人说，毛肚七上八下，烫不过十秒，不然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