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人要怎样做才算活得有价值——李佩先生去世三周年祭

2020-01-12 20:4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会，作者刘睿之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会

国科大学生会官方平台。全心全意为UCASers推送校园新鲜资讯，提供线上线下贴心服务。

编者按

李佩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教授、创始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早期回国专家，“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的夫人，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2017年1月12日1时26分，李佩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99周岁。“李佩教师奉献奖”是目前国科大设立的教师最高荣誉奖项。

2007年李佩先生参加学校开学典礼（国科大资料图）

还记得三年前的1月12号清晨，在一个通宵的复习之后，我看着窗外渐渐发亮的天空，正在犹豫要不要在考试前休息片刻，却突然收到朋友的微信消息：

“我刚刚看到导师在空间里发的消息，李佩先生今天凌晨走了。”

我怔住了，过了很久才艰难地打出一行字：

“是真的吗？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假消息啊…”

朋友的回应击碎了我的希望：

“是真的，我导师说已经在为先生筹办治丧委员会了…”

我一次又一次看着屏幕上的消息，最终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窗外的天空已经被朝阳染成金色，我呆呆地望着远处的群山，脑海中浮现出一树洁白的玉兰花，和一位在温暖阳光下安详地阅读着学生贺卡的老人。

那位，终究没有撑过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夜。

第一次认识李佩先生是在央视一档名为“大家”的栏目上。在节目里，作为郭永怀的遗孀，在讲到自己的丈夫在坠机牺牲前用身体保护公文包的事迹时，先生语气中的平静深深震撼了我：“他们把老郭的事告诉了我，劝我一定要坚强”。“老郭”，是李佩对自己丈夫一直以来的称呼，在讲到这段催人泪下的往事时，她的双眼中没有泪水，有的只是历经沧桑后的淡定与遥远的追忆。

而先生又何止是历经沧桑啊！从动荡中随校西迁到西南联大，到只身远赴异国他乡学习深造，再到与丈夫郭永怀和女儿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晚年又成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先行者和领路人——李佩先生亲眼目睹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每一个脚步，也见证了中国研究生外语教育事业从白手起家到枝繁叶茂的每一次蜕变。

李佩与丈夫郭永怀（图片来自网络）

她似乎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那个时代里回响着一长串名字：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彭桓武、邓稼先、王淦昌……这些名字耳熟能详却又无比遥远，对每一个进入科学院的学生而言，这些名字宛如天空中永不熄灭的星辰，指引着我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我和同学惊喜地得知可以与外语系的师长一同去看望李佩先生时，我思绪万千地想象着即将到来的会面：李佩先生会是怎样的风采依然？她会跟我们讲述自己怎样的故事？她的屋子里又有多少峥嵘岁月留下的痕迹？当然还有一些细碎的遐想，比如郭永怀先生喜欢的收音机还在房间里面吗？再比如那几个坐过无数科学家和领导人的小椅子又在哪里……

我期待着自己心中所有问题的答案。2016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们随老师一同走进了中关村科源社区13号特楼，那一刻的心情，就像一个久行的朝圣者终于走进了梦中的圣殿。

李佩先生生前居住的中关村13号特楼

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进入屋子里面一间明亮的小书房时，第一眼见到的，却是一位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老人：她穿着黑底印花的棉袄，安安静静地坐在电暖气旁边的旧沙发里，尽管时光在老人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然而那细心描好的双眉与梳理得柔顺整齐的银发，仿佛都透露着一种未曾被风霜磨灭的精致与从容。先生正在观看电视中播放的怀旧节目，手边还放着一包打开了的小零食，老师走进房间已经引起了她的注意，而当我们步入房间时，她已经像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一样，在亲切地欢迎我们的探望了。老人面容慈祥地看我们这些晚辈走进来，因为她身边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几个只能挪着板凳，才终于在她对面狭窄的空地里坐成了一排。

这时，阳光透过洁白的窗帘，缓缓落在先生身边的书摞上，在整个房间泛起一种温暖而神圣的氛围。老师将我们几个学生介绍给李佩先生，先生微笑着依次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当某一句话或某一个名字没有听清时，她会将身体尽量前倾，直到听清了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将身体慢慢靠回去。

“好，好，都是研究生啦，要努力！”先生听完老师的介绍，满含期望地对我们说。

老师笑着向先生解释我和另一位同学的身份：“李先生，咱们国科大开始招本科生啦！他们两个都是我们学校的本科生。”

“好，好呀！”

先生注视着我们，脸上的笑容更开心了。

后来，当看到我们带来了她喜欢吃的点心和学生们写的贺卡时，先生高兴的样子就像是个小孩子。她小心而缓慢地打开装着贺卡的信封，每一张贺卡都要安安静静、仔仔细细地看完。先生很关心外语系老师的工作情况，也很关心现在外语系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在听老师向她介绍这些时，她时而身体前倾，时而满意地点头，当想起自己的经验时还会下意识地抬起右手，伸出食指，双目炯炯有神地跟我们讲述她的故事，让我时常在遐想她当年站在讲台上的风采：

“嗯，我当年啊，做系主任的时候，在这方面非常注意……”

李佩先生多年来最牵挂的就是学校的教学工作，从为学生上课，到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再到组织英语选拔考试，这一切她都是亲力亲为。而当她听到老师说自己刚刚接任外语系主任的工作时，先生的语气中饱含着关怀和鼓励：

“辛苦你啦，你身上担子很重，责任很大！”

之后的很多聊天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了，而始终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细节，是先生几次说到做研究生的责任，在她那重复的话语中，带着一种和蔼却严肃的力量：

“你们是研究生了，一定要努力啊！”

因为李佩先生当时已年近百岁，我们不敢打扰先生太久，临别时大家还笑着说会再回来看她老人家，先生也举起右手，抬高了声音，笑盈盈地向我们告别，就像一位正在送别儿孙的老人。当我们走出楼门口的时候，大家都在交流自己知道的有关先生的故事，努力将文字中的故事与刚刚见过的这位老人建立起一种感性的联系。这时，杨树的花序正簌簌地掉落在地上，楼前一树洁白灿烂的玉兰花正在春风中绽放，就像白日里点燃的灯盏。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树的白玉兰竟消逝地如此之快……

在那之后不到两个月，就传来李佩先生因肺部感染住院的消息，后来又看到报道说她因为病情加重而转入中日友好医院。而最后一次有关先生的消息，是在2016年11月份，中央领导和学校领导一同前往医院看望先生的新闻。

当这一次又一次的消息传来时，我和同学都以为，老人生病很正常，最终也一定会恢复健康的。而且李佩先生已经在人生的大风大浪中挺立了99个年头，怎么会在将满百岁前的最后一年离我们而去呢？

然而，噩耗还是传来了！

遗体告别那天，当我坐最早一班高铁赶回北京，赶到八宝山的灵堂外时，送别仪式的流程已经过了大半，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摆满了灵堂门口和室内四周的墙壁，但送别李佩先生的人们还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在寒风中一点点向前走着。送别的队伍中有很多头发花白的老者，他们大都是先生当年的学生，大家也许很久都没见面了，但相聚在这里寒暄几句过后，那关于先生的共同记忆就将彼此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唉，我记得当时李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她的口语发音多么纯正啊……”

我们走到队伍前铺着黑色绸缎的桌子旁边，看到外语系的老师正在和几位学生向送别先生的人们分发致哀的花朵，以及印有先生生平的手册。

“你们也赶过来了？”

“是啊，我们想来送送李先生……”

也许是因为都在回忆和先生相处的那个短暂的上午，我们和老师都陷入了沉默。那一刻，手中白色菊花的花瓣在寒风中颤动着。

参加李佩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群众（图片来自网络）

从殡仪馆出来后，同学和我都觉得想再走一走，就像是有些故事没有看完，于是来到灵堂不远处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园内高大的松柏在冬日里依旧郁郁葱葱，肃穆地守护着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我们一个接一个墓碑地看过去，找寻那些熟悉的名字：从钱学森、朱光亚、李四光、徐悲鸿，到任弼时、瞿秋白、张澜、聂荣臻……一个个响彻中华大地的名字，如今静静地镌刻在墓碑上，诉说着属于他们的时代记忆。

我和朋友不禁谈论起“生逢其时”这个话题，谈论起红军长征时那些叱咤风云的青年将领，谈论起建国初期为“两弹一星”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甚至谈到量子力学初创时期年少成名的海森堡、泡利、狄拉克，和遗传学家摩尔根的三大弟子——毫无疑问，他们都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机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光辉事业。

李佩先生也是如此，建国初期与丈夫郭永怀毅然回国，“文革”后成为我国早期研究生英语教育的先行者；改革开放以后，她又凭借自己个人的影响力，与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一起创立CUSPEA项目，之后又成为研究生自费出国的开创者，为无数优秀人才出国深造打开了最初的窗口。当今世界上很多鼎鼎大名的华人科学家都曾是她的学生，李佩先生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

李佩先生与李政道先生在一起（图片来自网络）

而如今的我们，面对快速发展时代，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崭新的领域让我们有开天辟地、建功立业的机会。放眼望去，几乎处处都已有人涉足，到处都是大牛，好像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什么贡献。与郭永怀和李佩那一代人比起来，我们似乎注定只能做一些改进与提高的工作，而与做出开创性贡献无缘。

有的人劝我们，只要学好知识、练好能力，然后去社会上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就好了——但这就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全部追求了吗？除了希望赚钱之外，在某些睡不着的夜里，我们应该也都曾扪心自问过：“要怎样做才算活得有价值？”

然而，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这个问题，不光我们在思考，它也一定时常出现在那一代人翻来覆去为祖国前途命运而担忧的夜里。

当我们回顾李佩先生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波澜壮阔的人生时，很容易看到他们当时所面临的环境和他们的成就，但经常容易忽略的是，他们也曾经像我们一样年轻过，他们也有过与我们类似的叩问自己生命价值的时刻。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尚且积贫积弱、饱受欺凌，他们在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时比我们面临的困难多何止百倍！“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这是黄埔军校的气节，也是无数革命者的气节；“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这是钱学森的梦想，也是无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梦想——面对那个时代，他们所做的，是将个人的奋斗与这个国家救亡图存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将自己的梦想与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应该怎样才算活得有价值？他们那一代人的生命即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份答案，早已写在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里，写在这个国家的山河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