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盖房是顶顶重要之事

八十年代的南方乡村田野。

本文原题《盖房记》 

曾经有十年漂泊在外，没有回湖南衡阳的老家过年。2015年春节我挈妇将雏回到老家，回到自己度过童年和少年的地方，也想让小孩感知一下父辈们生活的故土。

以前从北京到衡阳的交通并不方便，乘坐K字头的普通快车，需要二十四个小时左右，春运车厢更是拥挤得可怕。现在情况好多了，前些年京广高铁线开通，其中有一站便是衡阳。我们还在列车上，父亲便每隔一小时打来电话，问已经到了哪里。此次回家过年，是为了搬迁新房，也是为了给七十岁生日的父亲过寿。

头一年家里新盖了一幢三层楼房，算不上气派豪宅，但在村里也算是屈指可数。装修完工后，父母硬是不肯搬进去住，非要等我们兄弟俩回来才肯搬家。他们早早收拾好了一切家具器物，只盼我们过年回家。按父亲择好的时辰，大年三十凌晨，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全家抬起一口火盆进了新房，放进厨房里，算是完成了“搬火”的乔迁习俗仪式。

在老家农村，盖房是一件大事，不仅是改善一家老小的居住，更事关该家庭在乡里的面子。倘若一家盖有宽敞通亮的新房，说媒娶亲就容易多了，否则，一家子窝在低矮黑潮的老房里，年轻一辈想娶媳妇，人家姑娘往往望而却步。

而盖一幢楼房，也一直是父母的心愿，只是这个心愿实现得过于漫长。

家里原来的老房子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几间土砖瓦房，当年库区移民落户时建的。其时“文革”刚结束，山冲里要修水库，全村都需要移民迁出。我家遂移居到现在的村里。搬迁时，凡是能手提肩挑的东西，包括家具农具、坛坛罐罐等杂物，父亲均一担一担地挑走，每担往返几十里路，再辛苦也舍不得丢弃。

最初是寄居在村里的一间老屋里，一家老小挤在一块，甭提多狼狈了。出于对移民户的安顿，乡里出资盖了四间土砖瓦房，我家又挪迁过去，就此定居下来。

那时村里都是土砖房，也没多大的贫富差距。所谓土砖，是采用稻田里的泥，驱牛反复踩踏之后，捡一个天晴的好日子，把烂泥放进木制模具里，往泥里塞一个稻草轴，再踩实抹平，提起模具就形成了泥砖坯。泥砖坯晾干之后，就可以用来砌房子，但承重、耐潮能力不够，房子也就盖得比较低矮。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村里的楼房也还很少。父亲早年在外面务工，手头大概有些积蓄，于是决定盖一幢红砖楼房。他平素好面子，觉得凡事该领个先。

盖红砖房比盖土砖房要费劲多了。盖房要有红砖，当时乡里流行村民自己烧砖窑，以节省买红砖的开支。但自家烧砖窑，差不多是一项小工程，要雇人打砖坯，要运煤回来自制煤饼，要准备木柴、钢筋、窑砖，还要运石头回来一并烧石灰，一切准备妥当后，再请师傅择日来砌砖窑，发动邻里来帮忙，才有可能砌好一座砖窑。之后开始烧窑，生火烧柴引燃煤块，控制好火候，要连续烧几天。火候不到，砖头没烧透，还是土疙瘩；火候过了，砖头都烧熔成一大坨，那就全报废了。

对孩子们来说，烧窑却也伴有好玩的事儿。一伙人从村里人家田地里偷拔几棵芋头，磕掉泥土扔进煤火通红的窑膛里，不消一会儿，芋头便烤得外焦里熟，扒出来掰开一闻，芋头冒着热气，浓香扑鼻，等不及凉下来，就争相啃食吞咽。烤熟的芋头虽然格外香糯，但贪吃多了会嘴麻，有两个玩伴更是嘴麻得直哭。不过，也没啥大事儿，麻劲过去之后，嘴自然就好了。

不像现在有机器轧制砖坯，那时雇人打砖坯，全靠人力手工。选好适合和泥的土，用锄耙翻好土后，泼水淋透，再双脚使劲踩土，踩成粘性的泥浆。所谓打砖也挺原始，在一块小水泥板上撒上柴火灰，把一个长方形木盒用水浸湿，在灰堆里蘸上灰，再刨一团泥在水泥板上拍成长方形，举起泥块砸进木盒里，再用泥弓勒断木盒外的泥块，随后提起木盒，一块泥砖遂脱胎成型。

打好的泥砖，用木板托起来，一摞摞码放到晒谷场上，码成一堵堵砖墙，待晒干晾透后，等到烧窑的日子再装窑。为了防备被雨淋湿，主家还得编织一排排稻草苫子，盖在砖墙上遮雨。所有的活儿，都是纯手工劳动，效率极低，也辛苦至极。砖墙四周需要挖排水沟，但雇请的打砖师傅图省事，根据以往经验，没有挖排水沟，只垫了一层红砖当地基，在上面码放一堵堵泥砖墙。

给我家打砖的是邻村的五六个小伙子，都是初中未读完就辍学，没多少文化，有一把子力气，就靠干力气活挣钱。他们哼着歌儿干活，挖土、担水、和泥、打砖，全身都沾满了泥，连头发里都是灰沙，跟泥猴差不多，但却个个很快活。两个人一组，一天从早到晚，能打七八百块砖。我也常常去看他们打砖，有时也帮着搬几块砖。

总共打了几万块砖，一排砖墙紧挨一排，整整齐齐，码放在晒谷场上晾干，让人瞧着也觉得舒服。偏偏天公不作美，那年连降暴雨，晒谷场本来是土坪，被雨水浸泡后变得湿软，红砖垫成的砖基也往下陷，陷入了泥地里，由于没有排水沟，雨水随之渗透、泡软了泥砖墙的根基。

 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母亲戴着斗笠拿着锄头去挖排水沟，但为时已晚，成排的砖墙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发出一声声巨响，顷刻间瘫成泥堆。我着急得向雨夜中大声呼喊：妈妈，你快回来吧！最后她回来了，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头上的斗笠边沿滴落着雨水，泪水也像雨水一样滑落下来。

不仅打好的砖墙成排垮塌，运回来烧窑的两卡车煤，堆放在晒谷场上，也被暴雨冲得黑水肆流。多年的积蓄，辛辛苦苦大半年的付出，转眼间成了满目疮痍的废墟。父亲长吁短叹，深受打击，悄悄在抽屉里留了一封遗书。我看到了遗书，便四处去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着急得直抹眼泪。到深夜里他却回来了，并没有寻短见，一个人静坐在屋檐下发呆，让我放下心来。第二天早上，父亲把那封遗书揉成一团，扔进灶膛里烧了。这件事他再也没提起，我也从未问他。

那将近一亩面积的泥堆，需要一担担挑走，光看着就让人发愁。幸好村邻们前来动手帮忙，费了好几天，才把泥堆从晒谷场上清空。打砖的小伙子们也来帮忙，只是不再唱歌了，个个垂头丧气，挂着苦瓜脸。那时，村邻关系更淳朴，有事儿互帮互助，谁家遇上红白喜事、烧窑盖房，只要招呼一声，大伙儿就各自带着器具前来帮忙，不问工酬，主家供应烟酒茶饭即可。

次年，父母收拾了一些残砖剩瓦，又雇人重新打制了一批泥砖，烧了一个小砖窑。这个砖窑实在很小，烧出来的红砖不多，勉强够盖两间平房，盖楼房一事算是泡了汤。平房也是新房，过年的时候，等不及房子粉刷，我和哥哥就搬住了进去。哥哥还买回了十来张香港女明星海报，如钟楚红、张敏、袁咏仪等人的海报，在墙上贴成一圈。毛坯墙上多了一圈美女像，也算是蓬荜生辉了。

2013年时的老土砖房。

之后，家里为了供我们兄弟俩上学，尚且东拼西凑，哪有余钱盖楼房。一眨眼，十来年过去了，乡里年轻人兴起前往广东打工的热潮，外出打工挣了钱的，回老家就盖起了楼房。这个时候，窑厂遍地开花，盖房也不用自家烧砖窑了，大可以去窑厂买红砖，省却了许多麻烦。

眼瞅着村邻们陆陆续续盖楼房，大约不甘落人身后，到了新世纪初，父亲辛苦种粮、种辣椒，攒了些小钱，又动了盖楼房的心思。

孰料一天早上干完地里的活儿，他去村里代销店买烟抽，突然病发倒地，额头磕出了血。邻居连忙搀扶父亲返回家里，他以为没大碍，就卧床休息，之后却连续多日直呕鲜血。送往医院急救，才知道得了肝硬化重症。住了一阵子院后，医院竟下了病危通知书，加之无钱继续住院，只得运回家里听候天命。本来似已绝望无治，没想到服了一位老中医的中药，父亲的病情竟渐渐好转。但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只能干一些零碎活儿。那一点积蓄全花在了医疗上，盖楼房算是彻底破产了。

 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村里家家户户早已住进了楼房，搞豪华装修的也大有人在。唯独我家却还是几间旧平房，在风雨中飘摇，墙面已经倾斜，已经成了危房。遇到刮大风下暴雨，还真让人担心土砖房支撑不住。2014年初，父亲对我们兄弟俩说，自己马上就七十岁了，趁着身子骨还能动，想把房子盖好。他还说，咱家在村里是外来移民户，若自己不盖新房，也就没有厅屋，将来他去世后，办后事都没有停放棺材之处，只能露天摆在外面的晒谷场了。

父亲的话甚是有理，我和哥哥便合力凑了些钱，想让他在七十岁前了却心愿。父母心里高兴，干劲很足，拆老房盖新楼，前后忙活了一年。虽然一条腿因年轻时骨折而日益行走不便，但父亲坚持亲自采购每一样建材，决不让人代劳，既是为了节省开支，也是为了保证建材质量。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是，商业观念此时早已渗入内地乡村，村邻们的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流行互帮互助，现在按市场价计酬，干一天活都得算工钱，没有免费帮忙这回事儿了。父亲便没有请村邻们来帮忙盖楼，而是把工程外包，这样虽然花费略多，但也不欠村邻们的人情了。

按老家的习俗，盖楼完工时，要放鞭炮、设酒席庆祝，同时主家从楼顶上撒糖、零钞，楼下早早围满了村邻们，说完一顿吉祥话后，楼上开始撒糖、撒钱，大伙儿欢呼着哄抢。孩子们更是像泥鳅一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捡拾天降“钱雨”。新楼完工的那天，父母格外高兴，那天不仅撒了很多糖，还撒了一千多元的零钞、硬币，于他们而言，算是一次“大手笔”了。

一切布置妥当后，父母只等我们回老家过年迁居。大年三十凌晨搬完家后，全家老小头一回在新楼里团圆，度过热闹的除夕。正月初四，恰逢父亲过七十寿辰，很多亲友也前来祝贺，都是自驾小汽车或骑摩托而来。相比十年前春节靠两条腿步行走亲戚，已是今非昔比。在外面做生意或打工的年轻一辈，个个意气风发，见过世面，不像从前那样视野闭塞了。

父亲不厌其烦，热情地引导亲戚们参观三层新楼，收获了不少啧啧赞美之词，听得他满脸都是笑容，有一种自豪的成就感。长辈亲戚则郑重地对我说，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房子也宽敞了，以后要多回来看看。

从我家的楼上望去，可以看见邻近好些村子已被拆迁，房屋井池皆夷为平地，甚至连整座山也被铲平，四下停着推土机、挖掘机。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正在搞一个新县城开发区，要建一个货运车站和庞大的物流中心。

席间亲戚邻居们除了向父亲敬酒祝寿，还纷纷议论开发的事情。年轻的早已不会种田，也不乐意再种田，大多在盼望拆迁；年长的顾虑重重，要是被征地可就没法种田了，要是房子拆迁了，住安置房也不习惯。也许未来几年，这里会发生更巨大的变化。父母辛苦盖成的新楼到时又会怎样呢？大家也不愿去多想，将来的事只能将来再说了。

新房刚落成时的春节，父亲在门前打扫鞭炮碎屑。

当晚亲友四散后，母亲拿出一个笔记本给我。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盖房的细节和数据，都是父母俩人写的，每笔资金支出都清清楚楚。母亲做事特别细心，绝不肯错漏一分钱账目，也从不愿欠别人的人情。笔记本的尾页夹了一叠照片，还是塑封好的。我一张张翻看，原来是已拆的老土砖房的照片，有正面照、侧面照、室内照，甚至有墙脚、墙壁雨渍的照片。

这些照片对旁人来说，大概毫无意义，但在父母心里，则是一种念想。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住了四十年的老房子，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中，成为抹之不去的记忆。父母盖新楼，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儿孙们回老家有一个更好住的地方。

父亲过完寿辰，次日清早我便离家，踏上返京的途程。早春犹有薄寒，田野上却已草色青青。父辈们虽已老去，还在这片土地上耕作，流血流汗，坚信耕耘与收获成正比。而我们年轻一辈，怀着复杂纠结的情感，春节尚未结束，便纷纷逃离了这片土地，奔向四面八方。

为了让新房看起来更美观一些，当年下半年，父母又雇人砌好了围墙，院子里再栽上桂花树、罗汉松、锦葵等观赏植物，绿树红花、竹林依依，好一派农家风光。至此，父亲终于圆满达成了盖楼房的心愿。

然而，次年春节后不久，他的多年沉疾复发，送去医院急救，总算归于平安。2018年秋，肝硬化晚期引起的并发症再度急性发作，这次没能抢救回来，父亲与世长辞。如父亲生前所愿，治丧仪式期间，他的灵柩停放在自家新房一楼的厅屋里。

去世前一个月，父亲悄悄写了一封遗嘱，塞在床头抽屉里。父亲去世那天，我们找到了这封遗嘱，遗嘱中有一条写道，希望我们兄弟俩将来退休后，能回到老家住。大意是好不容易盖好了房子，他希望将来别荒废了。

如今，老家村子的对面，短短几年，已经楼群矗立，巨型物流中心也已经建成了。不知道将来这里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过，只要村子没有被征地拆除，我们走得再远，总还是要回来看一看，这里毕竟是我们的成长之地，也是祖父和父亲的埋骨之地。

2015年2月初稿、2019年12月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