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营报告 | 盐厂的没落：国企改革中的记忆“罗生门”

在黑井古镇的中心有这样一片废墟的存在——裸露着的堆满石子的土地，破败的房屋和高耸的早已停止冒烟的烟筒——这就是曾经的黑井盐厂。作为上世纪末被国企企业改制巨浪淹没的小船，黑井盐厂于2006年年底正式宣告停厂。在十多年后的今天，黑井盐厂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只有残破的厂房车间还顽强挺立，无声地述说着过去的辉煌。

在历史上，黑井盐厂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国民党盐厂，在建国之后收回，由国家管控。新世纪之初，黑井盐厂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黑井盐，或许已经彻底沦为人们脑海中的回忆。

谈及盐厂关闭给黑井带来的变化，“冷清”、“萧条”是两个重复出现的词语。造成古镇萧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盐厂关闭造成的大量劳动力外流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了理解盐厂的存在与消亡对黑井镇居民到底意味着什么，2019年8月，笔者正式开始了对这段尘封记忆的挖掘。

一本影集：黑井盐厂概况

通过前盐厂工人李勇提供的在1994年年底由盐厂编纂的“禄丰县黑井盐厂四十年变化成就影集”，我得以回顾盐厂自新中国成立后到股份制改革之前的历史。这份影集是李勇在盐厂倒闭之后“捡回来”的，纸面泛黄，边角已经有些破损，纸张用订书机简单装订在一起。影集内的文字均用毛笔书写，照片除了最初的1980年代的几张之外，大部分为彩色照片，只是在岁月的沉淀下已经有些斑驳褪色。

根据这份影集，黑井盐厂自新中国成立建厂，生产工艺经历了“从五、六十年代的小桶锅熬盐到七、八十年代的平锅煮盐，从山上背柴到马车拉煤”，并在1992年引进真空制盐设备，完善了从食盐生产、包装、提硝、加碘到化验的生产流程。机械化生产提高了食盐出盐效率与成盐质量，使盐厂年产量提高到5000吨，食盐产品质量达到国家食用一级盐标准。与新技术同时而来的是新厂房的建设。在1992年后，盐厂大门、职工食堂、仓库、厂区和办公区都得到了修缮与改造，厂容厂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影集的最后一部分记录了盐厂职工参加禄丰县工交系统“双龙杯”职工运动会的情景、盐厂男子/女子篮球队比赛的激烈场面以及盐厂职工表演吉他弹唱和迪斯科舞蹈的场景。

影集结束在1993年职工运动会闭幕式合影，五年之后的1998年，盐厂迎来了向股份制转型的重要时期，黑井镇副镇长告诉我，按照“改股”后的规定，工人入厂满三年就可以入股，但需要按工龄入股，每股100元，年底分红。

另一受访人李正告诉我，那时 “为了向工人们说明股份制是什么，工厂还专门组织工人集体开大会，工厂停厂，工人们不上班，专门讲政策”。在黑井退休教师段爷爷看来，“股份制之后国家就采取暂时不管态度的，让职工自己凑钱，股份制呢就是靠职工拼钱进来，办好这个厂，通过厂就是我的家的主人公责任感发展”。

为了鼓励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股份制时期盐厂设立了超产奖励，全勤奖——正如李正之后所说的，“股份制改革改变了集体时代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大家为了得到超产奖励都互相比拼，磨练自己煮盐巴的技术，提高出盐效率，一年能多出几百吨盐”。

记忆的罗生门：盐厂到底为何关闭？

五花八门的答案

令笔者惊讶的是，对于盐厂为何会关闭，黑井当地居民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除了不少人顺口溜式的提到的“关小厂，保大厂”，其他主要的解释还有：黑井盐厂生产的食用盐质量不达标、盐厂买不起商标和生产许可证、盐厂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后领导层的贪污腐败以及大型国企的垄断。

例如，在黑井镇主街上卖日化用品的奶奶——曾经做过食盐批发生意，从盐场批发过食盐——告诉笔者，盐厂的关闭是因为盐的质量不过关，“含硝量多，含碘量不达标，人吃了会得大脖子病才关的”。然而，同在一条街道的刺绣店店主黄阿姨却表示，盐厂的关闭是因为“注册商标需要3000万，工厂拿不出来，所以就只好倒闭了”。

与黄阿姨的说法相似，离刺绣店不远的饰品店店主也告诉笔者，盐厂的关闭是“因为没有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国家就下文件关闭盐场了”。她还补充道，“盐厂是从小作坊发展过来的，是私人的，国家想要把小作坊取消掉”，因为“树大了就想把小枝枝理掉嘛”，当问到她是如何掌握到这一信息的，她颇为自信地说，是来自她当时在盐厂工作的丈夫——“他们职工都这么说的”。

此外，改股后领导的贪污腐败也是常为人说道的原因。盐厂下岗工人李勇就告诉作者，他认为盐厂是因为“董事不作为，贪污腐败，放弃盐厂，才会导致其最终的解散”。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在盐厂股份制改革之后，董事长曾以盐厂名义购入了一台原装四驱的三菱小轿车，李同众多工人都曾对此表示反对但都没有成功。在今天，提及这件事，李还是会颇有不满地说，“说是给盐厂买的，最后还不是就给他（指董事长）用了”。

对于盐厂的关闭，他得到的说法是因为盐厂没有达到产盐2万吨的标准，所以被政策性叫停了，但在他看来，“之所以没有达到是因为设备过于陈旧，其实用两、三百万换一台设备就可以（达到2万吨目标），但董事长没有做任何努力，直接闭厂了”。

这些事例的堆叠让李认为，董事长是想要闭厂的，而这背后的动机无非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为了掩盖自己之前贪污的证据。除了对领导层贪污腐败的诟病，询问盐厂为何关闭，许多受访居民并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说“（盐厂关闭）跟我没关系”，“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小老百姓能知道什么，瞎操什么心”。

“关小厂，保大厂”

对于盐厂为何关闭，“关小厂、保大厂”像句顺口溜被工人们频繁提及。正如前盐厂工人张中告诉我的，“国家政策叫你关闭你没得法子，政策性的关闭嘛， ‘灭小厂保大厂’，小厂就统统地改制”。

在张中的记忆里，“关小厂”被替换成了“灭小厂”，与“关”不同，“灭”是一种更加激烈的意象，是一种暴力与无法沟通，表达了权力的不容置疑。张中所说的“没得法子”、“就得......改制”也都表现出盐厂关闭背后权力的暗流汹涌，对于张来说，“关小厂、保大厂”本身是空洞的，没有说服力的，但它背后所承载的权力与威严却是不可抗拒的。

与张中类似，周云告诉我，盐厂“一个是生产线不够现代，一个是规模达不到一万吨，就关闭了。” 周云进一步告诉我，“当时宣传工作都做了，天天来做思想工作，没有别的反悔余地嘛……其他我就没法讲了”。

这种无法深入的诉说，同部分黑井居民对盐厂关闭 “不关心”的“小老百姓”心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对普通居民来说，“不关心”是因为对盐厂关闭的知识不仅与自己无直接关系还有可能会因此挑战到国家权力而为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样，周云的沉默出于他对于哪些是“可分享的知识”，哪些是“不可分享的知识”的认识，在周云所处的情境下，二者的界限是通过权力无形管控的。

在笔者看来，这种“沉默”与“无法深入诉说”的意义在于，它直接呈现了国家权力的在场，展现了国家权力技术如何左右人们的遗忘与选择性追忆——最终使得个人的想法与记忆被压抑，以至于慢慢淡化、遗忘。

为了了解官方对于盐厂关闭的解释，作者来到了黑井镇政府。奇怪的是，镇政府几乎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也没有任何盐厂关闭时的资料可供查阅。政府工作人员建议我联系黑井镇苗副镇长（以下简称苗副）——他之前在盐场工作过，可以料想，对于盐厂倒闭的原因，他会有丰富的官方与非官方知识。

和苗副初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根据他的说法，盐场是出于云南省政策性关闭的。1995年，云南省开展整合小型盐场成大型盐场，黑井盐场因为收益较好，依旧被保留了下来。但是随着食盐出口量的减少，盐业市场出现了饱和的情况，食盐供多于求，需求量减少，黑井盐场也日益陷入困境。

到了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省里企业改制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到禄丰（企改办是和县、县一级和县人民政府签订企业改制责任书，决定今年要关哪几家，明年要关哪几家），改制了总计86家企业——像黑井盐厂这种正规关闭的也有，其他股份制改制的也有，重组的也有，转型的也有。黑井盐场是2006年11月彻底关闭的。

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苗副看来，盐场的关闭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据苗副说，盐厂收益并不是一直都好，尤其是在划定销区之后，有几年其实并不好。在他的记忆中， 2001和2002年，盐厂车间里能堆盐的地方全堆满了，卖不出去了，然后领导就说，每个人都要去销售，一吨或者两吨，都可以，不然可能下半年就要没钱发工资了，但后来都转危为安了。

苗副在盐厂关闭的前一年考取了公务员到政府上班了。苗副告诉我，很多人得知盐厂关闭后都无法接受，认为这项政策纯粹是为了分割盐厂。他同时也表明了盐场关闭对黑井不可否认的影响——损失的财政税收，带来了失业问题、就业问题、因人口大量流失导致消费减少的问题以及因为闭厂带来的诸多纠纷——入股资金分配问题导致盐场旧址至今依旧存在。

“奇怪，说不清”

笔者随后找到了盐场倒数第二任（80年代到90年代）厂长周厂长——也是股份制改革前的最后一任厂长。见到他时，他正佝偻着背，双目无神，静默地坐在沙发上。在我说明来意后，他终于露出了笑容，离开了沙发，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我对面开始了和我的对话。

他认为盐场关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绝不止政策这么简单。和苗副的说法不同，周厂长告诉我，盐场收益一直很好，而且因为黑井盐用卤水制作，制盐成本低，在市场上竞争力很强，因此，他不认为政策性关闭是“合理”的。而且“现在你找嘛，国家说我没下文件叫你垮台，市、县一个都讲不清了，后来就分分钱，找了工龄，上面给了五百万安抚工人”。

对于一些人所认为的盐厂关闭与黑井食盐质量有关的论断，周厂长也并不认同。根据周厂长的说法，真空制盐改造好之后，盐厂对于食盐质量把控非常认真，“各个班有专门的化验人员，在不装盐巴之前要给他化验出来，要看氯化钠成分达到多少，碘达到多少，达到标准才能算合格，才能打包”。所以在轻工部专门下来举行的全国评比中，黑井盐拿到了第一名，而云南其他盐厂在当年几乎全部被整顿了。因此，“复杂”、“说不清”是周厂长对这段记忆的看法，“盐厂关闭这件事，无法找到准确唯一的定论”。

与周厂长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年轻的下岗工人小李。小李是1991年招工进厂的，下岗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小李跟我说，股份制改革之后，盐厂效益更好了。因为每位工人都入股（要求每人至少买100股），外加年底分红，每个人都干劲十足。

小李用“激情燃烧的岁月”来概括在盐厂工作的日子，在下岗后的现在，“做梦都会梦到在厂里的事情”。因此，宣布盐厂关闭的时候，李非常不能理解。先开始是说盐厂出产的盐质量有问题，但经过化验发现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就又说盐厂规模不够——在李看来这都是借口。

其实早在2002年，安宁盐厂（云南省最大的盐厂，目前是云天化集团下属的盐厂）就来人说明想要把黑井盐厂合并到他们之下，但是黑井这边全票否决了这一提议，因为对方开出的待遇太低，不如黑井的三分之一。

2006年，政府下文件宣布政策性关厂，让李直接成为下岗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奇怪”是李不停在说的一个词，不清楚为什么效益这么好的厂说关就关了。下岗之后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国家政策，越了解越觉得“奇怪”，因为国家当时要关闭的是亏损企业，黑井虽然不是产量大于安宁盐厂，但是因为质量好、成本低，市场效益极好。尤其让他寒心的是，安宁的真空制盐机器还是自己帮忙安装的。

政策无法解释自己的疑惑，小李于是自己寻找其他答案，他最终认为黑井撤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井等小型盐厂危及了安宁（云天化）的利益，所以大型国营集团和政府联手，解决了小厂，“保大灭小”。他苦笑道，“大集团比国家还管用，一切都是集团说了算”。在这件事上，小李认为是大集团垄断经营，结果造成了是盐厂的120位工人的失业，和整个黑井的萧条。

可以看出，在盐厂为何关闭这件事上，出现了“记忆的罗生门”，对于盐厂股份制改革后的效益究竟如何，民间和官方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忆走向。处于社会结构不同环节的人们对盐厂为何闭厂各执一词——有些看法之间有着某种隐隐的联系，而有些却似乎毫无关联，“真相”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谁的说法是对的呢？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谁的记忆又是真实的？应该相信谁？

与此同时，不少人开始质疑官方说法的合理性，但迫于压力，这种质疑却只能停留在私人领域。“政策性关闭”的官方解释于是变成了为保全自身而做出的“简单粗暴”的回应，变成了一种强烈却又空洞的记忆。

结论: 记忆的复杂性

正如上文所展示的那样，对于盐厂关闭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趣的是，每种说法都似乎有一定的自洽性，即使是“盐厂拿不出3000万的商标注册费”这样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也被赋予了“3000万”这样生动的细节。

将所有解释平行放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说法所持有的个体性记忆之间仿佛在互相竞争，都想要打败对方，成为具有解释力的唯一集体记忆。在个体记忆相互竞争的同时，国家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极力左右人们的遗忘与选择性记忆。这种权力机制可以类比《伊索寓言》中狼吃羊的故事——无论找多少个借口，狼的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羊当成一顿美餐吃掉。

类似地，当关闭盐厂与国家现阶段政策符合时，政府通过一些人们可以接受的原因充当借口——食盐质量有问题、产量不达标、效益不好等等都不过是说辞，背后隐藏着的是权力的争斗，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扶持大厂，关闭小厂。

国家正是通过类似的权力技术在社会层面上控制并更改个人的记忆。这种立足于现在形塑过去记忆的权力技术，与哈布瓦赫所提倡的“过去是一种基于当下的关注所建构的”观点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国家权力、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之复杂，他们在彼此牵制的同时也互相构建，构成了一张交织的网络，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作者杨子萱系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人类学与社会学系研究生。本文改写自作者参与第十届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撰写的田野报告。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由新南社会发展中心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