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流学者如何处理外国史

原创 理想君 理想国imaginist

21世纪已经走完五分之一，社会继续以不断变化的速度发展向前，很难把控它的具体方向。在能量与困惑并存的时代，我们其实更需要站在人类文明的延长线上，确认自身的落脚点。

讲谈社延续普及专业知识的优秀传统，邀请一批顶尖学者写出当今日本学者眼中的世界史，从“世界”和“历史”两个方面刷新大众的认知。这部《兴亡的世界史》并不是包罗万象的通史，而是聚焦全球变迁的各个时段，以帝国为锚点，用“关键议题”和“重大时刻”横向连接各个地区，构建出全球历史的四维图景。

理想国筹划五年，推出首辑九卷。特别邀请三位历史学家，从各自的角度聊了聊这套世界史的读法和写法、日本学者如何处理外国史、以及现在国内学术界在世界史方面的研究情况，理想君现将精彩内容分享给大家。

日本一流学者会如何处理外国史？

彭小瑜：这套书我我整体看了一下，想从三方面大致说一下。

第一点是这些日本的一流学者怎么处理外国史的问题，新和旧在他们这儿是怎么展现的。

第二方面是日本学者的优点。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史，一般写细节不够。缺少细节会减少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不利于展现你所研究对象的魅力和感染力。这套书的优点，也体现日本学者一贯的学术风格，就是细节很多。

第三个特点在于，这套书的作者们有一个很开放的态度，并没有很刻意地写“日本人的观点”。从阅读当中可以看出，写这种书需要大量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现有成果。这种工作需要有开放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说，这套书有一个日本人才有的特性。也许这包含在行文之中，但是作者们显然没有在书里说得那么明确，没有那么刻意地去说。

因为书很大，我在这里仅仅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亚历山大到了埃及。过去做欧洲史的学者谈到亚历山大以及希腊化时代的时候强调希腊化是表面的，主要停留在埃及社会的上层。你们看好莱坞的大片，比如说凯撒到了埃及，奥古斯都到了埃及，接待的是希腊的统治者，旁边伺候的部分奴隶是埃及的土著，并没有真正被希腊化，埃及的广大农村也没有被希腊化。

这个书有很多细节提到了亚历山大到利比亚沙漠的神庙里，说自己是阿蒙神的后代，也是宙斯的后代。这种细节的描写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也有遗憾，比如说这些故事要有说明出处的一个注释就更好了——我可能有点挑剔了。

说到新与旧。这套书有的地方很新，会涉及现在国际学界对某一特定问题的最新的提法。我注意到，《近代欧洲的霸权》的叙述追溯到中世纪，认为七、八世纪对欧洲中世纪发展很重要。由强调12世纪的重要性到突出中世纪早期的关键作用是非常前沿的观点。日本作者显然熟悉学术史，跟进了学术界最新的看法。

但是你说这些书里面有没有比较旧的观点？也有。比如《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这本强调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学习希腊文化来建设自己的文化，如果我的理解是准确的。这是一个很旧的观点。现在学术界强调罗马文化是非常独特的，在法律、文学和其他方面罗马人的确学习希腊人，但是学习和模仿并不是罗马文化特别关键和主体的组成部分，独创的成就才是。

说到日本的视角，看完这九本书以及阅读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之后，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日本人在描写古代史的时候，对军功、征服、战争还是写得多了一点。这个我不是太喜欢，但这是一个特点，有的读者会非常喜欢。这套书算是介乎于学术作品和通俗作品之间的优秀著作。通俗著作写一点战争、英雄、领袖、国王，像亚历山大这种，对普通读者会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这方面过于突出了。

另外，细节的力量。日本著述的细节力量是让我很佩服的。比如《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谈到拿破仑的1812年战争。作者的观点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是围绕着统治者来加强的。作者说，俄罗斯很有名的歌剧《伊凡·苏萨宁》（原名是《为皇帝献身》），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他用一个歌剧的故事来表现俄罗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沙皇权力如何得到增强，个人崇拜如何形成。这套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故事组成的丰富细节，而不是干巴巴的流水账，这是这套书一个特别大的优点。我们写的很多世界通史讲故事太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这是我们以后可以在写作中注意改进的。

不过，这些故事的编排有很好的学术性，与作者对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的理解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不是一套简单讲讲故事的书，而是通过故事来阐释非常深刻的历史研究的发现。值得一读。

有些书总喜欢带着一种祖师爷的面孔，

这本书里却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晏绍祥：这套书总的特点，我完全赞同彭老师的几点归纳。我大概想补充一点，日本人研究外国历史——日本之外的历史——从近代的方法来研究西方的历史，可能开始得比我们要早得多。

虽然日本开国比我们稍微晚一点，但是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开始有意识或者是系统地研究西方的文化、制度、历史。我2007年到日本开过一次会，讲西方古代史即希腊罗马史，我当时看他们的情况介绍，日本对希腊罗马的认识，从十九世纪后期就已经比较系统地展开了。

中国比较系统地知道希腊罗马的情况，更多的是在1949年以后。日本从十九世纪后期就开始有意识做这个工作，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因此他们的学术积淀比我们深得多。刚刚彭老师讲的这套书两个特点，一个是新，有新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是故事比较多，这是它的两个很重要的特点，都跟日本长期的积累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大概翻了翻这几本书后面的介绍，虽然弱点是没有注释，有些材料不知道从哪儿来，但是书后面有一个系统的文献介绍，包括资料、现代著作这样两个部分。我大概翻了一下，以我看完的《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这本书为例，古代流传下来的亚历山大本人的传记可能也就是五、六种的样子。比较系统的可能就四种，希腊作家和拉丁作家写的。

但是在中文世界里面，只有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有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当年还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另外的本子，比如说鲁弗斯的，查士丁的，在中文里面没有。但是，日文里面都有。所以在资料积累方面来说，他们做得比较多。

另外，他们能追踪到学术前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现代西方著作的翻译比较多，包括关于马其顿亚历山大最重要的著述，在后面的参考文献里面，我们往往都能看到。这在中文里面很难做到。

一般来说，专门做研究的人都能读英文原文，但是对于我们社会公众来讲，这方面实际上非常不够。这方面的积累跟日文资料比起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日本有比较多的资料和学术积累，所以他们的书里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相当具体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新的看法。我们的历史当然是要追求教育功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历史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大家读起来就是一种娱乐。这个书就写得挺好玩，也是学术著作很好的一个特点。

中文世界的书很多时候是一副祖师爷的面孔，总是要告诉你这个道理、那个道理。有时候道理太多，最后什么也没记住，反而不如来上几个故事，就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很多人了解不是很多。森谷公俊当然从他的出生开始写起，讲亚历山大是奥林匹亚的宙斯之子的问题。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梦到闪电击中了她的子宫，然后就生了亚历山大。

闪电是宙斯的标志，因此后来他说自己是宙斯之子。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埃及的阿蒙神又被等同起来。而这个阿蒙神是在中王国甚至到新王国的时候，才升格为古代埃及国家的保护神，它原来只是底比斯的地方神，后来地位上升，才和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差不多了。

所以，亚历山大到了埃及之后，他一定要去考证一下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要去朝贡、朝拜锡瓦绿洲的阿蒙神庙。这里可能是有一种弄清他自己身世的意思，但另外一种，我感觉他也是要为统治埃及找到一个合法的根据。

在埃及的传统里，原来的法老一定是神在人世间的代表。因此当亚历山大作为埃及的统治者，到了阿蒙神庙的时候，祭司只能说是他亚历山大是一个神了。其他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他刺杀克雷图斯，谋杀帕曼纽父子等。从这里面你能通过很具体的例证看到统治者怎么样来操控舆论。这本书确实提供了非常多的细节上的东西。这让我觉得读起来比较有意思。

另一方面，拿这本书来说，在追踪学术前沿方面做得也非常到位。

关于亚历山大的形象，历史上是有很多的，在古代就不一样。首先是他的崇拜者创造出来的高大上形象。在十年时间里面，亚历山大从马其顿打到印度河，打到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发的时候好像也就20岁的样子。在古代，以征服著称的罗马人对他尤其推崇，恺撒和屋大维即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都非常推崇他。

一个故事说，当屋大维战败安东尼来到亚历山大里亚时，专门看了亚历山大的遗体。当有人建议屋大维也可以看看托勒密王朝其他国王的遗体时，屋大维说他要看的是国王而非尸体。后来的统治者们，尤其是喜欢开疆拓土的人，对他也是非常崇拜。

另外一方面，到了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需要往往把亚历山大描写得非常正面，把两河流域到印度的人民描写得好像野蛮人一样，是亚历山大把希腊的文化传到了伊朗高原和印度地区。他就像一个文明的使者一样，甚至有一位学者说，最早的“人类大同”的理念就是在他那时出现的。

但是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古代的另一种传统就慢慢得到了注意。就是亚历山大的征服实际上是对东方的一种侵略，他带来的文化也未必是人家愿意接受的。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两河流域还是印度，或是埃及文明的历史，都比希腊都长得多，当然更要比亚历山大早得多。

在这个过程中间，刚才彭老师已经提了一个问题，屠杀的问题。实际的数字肯定没有那么大，动辄几万人甚至上10万人，尤其是冷兵器时代，但是在有一些地方，可能确实是有屠城的情况，比如说这本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地方，就是印度的马利亚，那个城市的人几乎被杀光。这是亚历山大的另外一面。

当他从马其顿打到印度河流域的时候，越打到后来，他残暴的一面表现得越明显。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赢得东方的支持，有很多时候会采取一些姿态性的措施。但是到了后面，尤其是在中亚，就是今天的阿富汗，连续打了三年，最后也没有完全平定。这个地方留下了1.5万步兵和5000骑兵，可谓相当大的规模。因为当亚历山大出征的时候，步兵一共3万多人，骑兵大概不到1万人。你想，他在这个地方留了这么多人，实际上是在这儿很失败。

原来我们，包括西方的学界都很少谈的一些问题，这本书谈得比较具体，比较深入，尤其是对亚历山大作为入侵者残暴的一面和失败的一面。我觉得有些书，包括西方学者写的，未必在见识上就一定能超过它。特别是我们现在翻译了十九、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书，包括《希腊化史》的第一卷。因为那是十九世纪前期写的，是把希腊化世界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前期准备写的，因此亚历山大的形象是绝对正面的。

日本学者对史料的选择，

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学术见解

晏绍祥：现在说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历史在很多时候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就《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这本书来讲，我觉得批评还算比较到位。

要说日本学者的什么特点的话，这个特点不一定是体现在观点上。我觉得一个特点是比较重视相关的材料。这本书在很多地方直接引用了古代文献，包括拉丁作家和希腊作家的。亚历山大的史料是两种，一种是正史，还有一种类似于野史。这两种在西方学者看起来都是比较重要的，作者两方面都顾及到了，都有所征引。

其他的特点，当他谈到历史的问题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像中国人写外国历史一样，会有意识用日本历史上的例证来说这个相关的问题。

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套书，如果从我看完的这本《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来讲，应该非常不错，有观点、有细节、有故事。总体上来讲，观点还是比较持中，不是特别的新潮，特别老旧的东西相对也比较少。

岳秀坤：我也是先看了《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有一些细节我看了之后印象深刻。比如说刚刚晏老师提到，亚历山大在中亚打了两三年之后有一些疲，很短时间取得征服印度以后，士兵们都想回家了。这时候就能看到亚历山大对世界的认知的局限性。

我看到一个细节，亚历山大以为，要离开印度，顺着印度河，进了大洋就可以回家了。这一段路走了十个月，打仗特别惨。经过干旱的荒漠，各种气候的灾难，遇到当地族群政体的抵抗，伤亡惨重，等走了十个月，到海边才发现，原来印度洋和尼罗河不是同一条河。

这套书现在是第一套出了九种，其中五种是以帝国为主题的。如果是把《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这本书所建立的帝国也算作一种，就是六种，亚历山大帝国，接下来是罗马帝国、唐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另外还写了跟欧洲有关的两部，一部是跟近代欧洲的霸权有关，另外一部写了东印度公司。还有一部《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

目前的选择，应该是理想国的朋友们出于为读者考虑，做的一个前后次序的安排。

我翻完这九本书之后，对《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这一册，包括复旦大学姚大力老师写的导读，给的评价是最高的。我跟两位老师一样，只是对《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这本书读的多一点，对细节性、故事性印象深刻，作者写得深入浅出，用了学术发展的新知识，又用了大家能接触到的平实的语言。但是，相对来说，其他几本关注的范围相对比较小。

姚大力老师导读的这一本蒙古帝国，是时间和空间比较大的主题，姚老师特别点出来杉山正明强调的是史实的三方面，小实证、中实证、大实证。姚老师认同杉山正明在《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在大实证层面做出来非常漂亮的贡献，用通俗的语言把学术的深刻见解表述出来。

我看到姚老师对大实证方面、对日本学者的肯定以后，回过头来觉得对《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这本书以个人为主线的书有了新的想法。我觉得它可能在小的实证方面做得确实漂亮，对亚历山大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个个大实证上考虑不是很多，运用得比较少。

这套书里“有一些专题，

我怀疑我们可能写不出来”

岳秀坤：我们看到，日本学者为普通大众写历史书确实花了很多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除了理想国引进的《中国的历史》和《兴亡的世界史》之外，还有其他世界史译本也不断引进过来。我想知道，彭老师和晏老师，两位国内研究非常好的著名学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专业的学术研究者，在为大众写作通俗易懂的世界史方面，未来有何可能？

彭小瑜：可能这么提问题与国内学界的情况不太匹配。为什么？我们的人文学科可以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划分：研究本国文化和研究外国文化。但是从人员规模来说，从事外国文化研究的规模还是很小。这样的话，岳老师说的通俗写作，严格说，当然是很难做或者说不可能做的工作，因为学科规模和从业人员的规模都太小了。

这套书的作者简介就几句话，但是特点非常突出。这些作者都是日本名校毕业的博士，比如说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印象是没有日本国外的博士。

第二个特点是日本对西学的研究历史悠久，队伍比较庞大，学者的训练系统规范。对比一下中日两国研究欧美历史的人员规模，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看看，实际的情况到底如何。

我们现在缺少高水平的外国历史通俗读物，与我们学术队伍规模过小，以及长期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力量过弱有关系。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第一是我们的国力增强，在世界上活动的天地扩大了，再一个是我们的影响力在加强，同时责任也在加重。借此机会可以呼吁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研究外国问题的领域。这样的话，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专业的外国历史研究队伍，自然也会有更多优秀的、通俗的介绍外国历史的著作或者介绍外国文学的著作。

晏绍祥：这个问题，彭老师说到正题上了。比较高水平的普及的学术性的东西，首先是建立在专业研究基础上的。因为你如果没有专业的研究基础，单纯的去写通俗读物是写不出来的。

这本讲亚历山大的书，写得实际上是很通俗，没有那么多的考证，整个文字比较流畅。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前期研究作为基础，肯定写不出来。如果我们去写，很可能就把阿里安的那本书拿出来，或者是昆图斯的书拿来抄一抄，结果是一个神一般的亚历山大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在想中国史领域做的普及工作。我记得念大学的时候，看了林汉达的《前后汉故事新编》，有很多东西到现在还记得，包括缇萦代他父亲告状。父亲说女儿没用，最后父亲蒙冤的时候却是女儿去告状。

中国史方面，我们有基础的文献，有前期的研究，才能得出来像样的面向大众的读物。没有这样一个前期的基础，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虽然说现在政府也开始在重视这方面的东西，包括这些年要把普及读物作为一个评奖的类别来对待。但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目前考评制度有一些问题。在现在的考评制度中，大众读物不计算在内，这个恐怕也需要政府适当地做一些调整。

总体来讲，这些年的情况多多少少有一些好转，就是整个学术的环境在好转。同时，我相信社会的需要可能还是第一位的。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可能会一步一步地推动，比如说政府要改变考评规则，学者们也可能慢慢地意识到应该写出适应大众的需要的作品，而不能单纯地去做那些特别高精尖的、面向象牙塔的少数人的东西。

我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抱有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虽然很多时候我是比较悲观的。总体来讲，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对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市场的力量迟早是会表现出来的。

岳秀坤：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这套书一共二十一种，中文版第一批出了九种，涉及九个不同的主题。我想问一下两位，就这九个主题，我们让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来写的话，会写出什么样子来？如果打分的话，和讲谈社的这九种相比，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预判？

彭小瑜：首先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可比性，因为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角度和立场可能跟他完全们不一样。其次，从技术的水平来说，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三十年里，我们的水平提高很快，在我熟悉的欧洲史的研究领域，我觉得中国学者肯定不会比日本学者差，在有些方面我们会做得更精细。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通过留学和系统的文献资料采购，通过频繁的学术交流，我们的外国历史研究水平的提高是全面和系统的。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我们不仅有很大的经济建设成绩，学科建设的成绩也有目共睹。如果我们做这样一套书，请掌握语言工具、文献资料和前沿学术动向的最好学者来做，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由于相关的学术团队规模比较小，基础的学科建设任务很重，写这一类的书不会是当下首要的工作，目前也不应该是。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学者来做，设计的角度和专题可能会和日本学者不一样。具体怎么不一样，我就不敢随意说了，需要思考和研究。

比如说，这套书的导读主要是国内各位老师写的，即便是国内的学者们的设计思路也不会一样。不过，我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对外国史的研究，将来的趋势肯定是会跟中国史的研究水平越来越相近。我相信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发展，大众对外国历史兴趣会越来越大，对外国历史上的问题会更加容易有共鸣。读外国历史的读者群会越来越大。

晏绍祥：彭老师刚刚传播了一个乐观的言论，我可能散布一点悲观情调。确实，最近三四十年我们对世界史的研究，虽然队伍未必比七八十年代大，但是总体研究的水平，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七八十年代有所提升。至于提升的幅度有多大，我们不好说。如果回答岳老师的问题，有一些题目我估计国内应该是有一些人可以写出来的，而且写的水平可能不见得比它低。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有一点悲观的调子。因为什么？我觉得世界史的研究这些年有另外一些倾向。我们的眼光过多地局限在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了，现在这一方面的人员比较集中。原来我们有一些是很需要研究的，比如说东南亚是我们的近邻，关于东南亚的古代史国内在做的就很少，或者说远远不够。

另外，我们另外一个近邻就是印度。现在从媒体上看到的印象，给我们的感觉是很差的。但是印度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了解仍然有限。

研究世界古代史的人大多会出席世界古代史的年会，我印象中大概连续三年没有一篇关于印度古代史的文章。我最近在统计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整个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情况，我搜罗到的论文100多篇，关于古代埃及的只有5篇，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比较多，关于古代希腊的最多，罗马的又少一点。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关于古代印度、非洲，更不要说美洲了，这些地方几乎都是空白。有一些专题，我怀疑我们可能写不出来。

甚至于就像《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这本书，我们都未必能写得出来。包括《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虽然希腊史研究是国内最热门的，人也最多，但是能不能写到他的水平，我也没有特别大的把握。

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我们了解的恐怕不能局限于欧洲或者美国，我们也需要了解拉美、了解非洲，同时也要了解伊斯兰世界相关的一些情况。对这方面我们实际上做得仍然不够。

目前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员队伍不够大。另外一个就是有限的人员特别不均衡。可能我们的大学，包括政府，还有学界本身都有责任，将来慢慢扭转这种情况。特别是像印度、日本非常近的邻邦，如果我们的印象只是停留在媒体给我们的那种脏乱差的形象，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是肯定要出问题的。所以我这里再呼吁一句，咱们的家长可以将来让你们的孩子多多去研究这些，真的是缺人。

岳秀坤：刚刚二位的讲述，一是希望我们世界史研究的人数队伍要再增多。另外一个，在一些过去没有照顾到的地方投入更多的人力，经过语言、专业材料各方面的消化研究之后，积累足够多的专业人才，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给大众写出深入浅出的普及性著作。晏老师强调这个需要时间，拿时间去换。

这个逻辑我只有一半同意。我觉得学术研究是这样，但是对有阅读期待的读者来说，不可能等我的孙子再读我们中国学者自己写的，类似于讲谈社这种水平的深入浅出的世界史读物。我想在研究上要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建立起这种知识视野。

面向公众的学术写作来说，我特别希望国内50后、60后的世界史专家学者，现在开始就有人愿意为公众写一些我们已经有成熟研究的领域。比如说晏老师的希腊史、罗马史，彭老师擅长的欧洲中世纪。写作这样的普及性作品，虽然是面临着晏老师所说的考核问题。我现在还要计算工分，有的学者可能不用在乎，也不用考虑学术考评和家庭负担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研究的逻辑我同意两位老师的意见，但是为公众写作的热情和动力，我非常期待他们能行动起来。不仅仅是这两位专家，还有国内其他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有长期积累的专家学者。

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读物”

历史一旦被简化，历史就不再真实

现场提问：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有一部分公众历史读物常常去追求商业性，忽略了反思性、批判性的效益，热销的读物比如说暴力、个人的丰功伟业，或者是用碎片化的方式处理历史。作为职业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帮助公众排除暴力的、反文明的历史读物，建立一种相对健康的、反思性的公众历史教育？

彭小瑜：这个问题太广泛了，不过顺便在此可以谈一个问题。严格地讲，我个人不是太赞成“通俗读物”这种说法。讲谈社的这套书，还有中国史的几套书，譬如剑桥中国史，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读物。

形式上是通俗的，但是内容和学术标准是很专业的。我说句夸张的话，我不觉得会有成功的“通俗”历史著作。历史叙述可以通过丰富的细节来大大增加可读性和吸引力，不过准确地说，这不应该被说成是通俗化。因为研究人类社会是最复杂的工作。

历史学是研究过去的人类社会，一旦通俗了，研究本身就会有问题和有缺憾。我不太信任“半小时读完的什么”，或者“拿起来放不下的什么”。历史著述如果写成说书的形式，这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否定作品的内容。

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驱逐”通俗读物。说老实话，我们是文化水平很高的民族，我们不用担心高深著作缺少读者。我也为出版社鼓吹一下，其实将这套书定性为通俗著作可能就是一种误解。“通俗”在这里只是表面和形式上的，注释很少，趣味性增加了，但是从结构、内容和作者学养来说是非常专业的高水平著作。

我不反对有一种大纲式、特别简短的、半小时可以浏览的历史著作。那类书作为一个大纲非常有用，但是不能因为它们简短就觉得历史叙述真的就可以简明扼要。大纲就是大纲，不是真正的历史叙述。我不想贬低这一类的著作，这类书自有其功用。

不过读者不应该被这类书误导，因为历史一旦被简化，历史就不再真实。回到我一直在说的细节。讲谈社这套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有很多、很丰富、引人入胜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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