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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碑 |《守望历史》连载③
编者按:本书是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员成立后的第三部口述史作品。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集体记忆有经有纬,这本书的口述者就是经纬的编织者。本书选取了朱成山、苏智良、孙宅巍、段月萍等11位中方人士的口述内容,整理出版。他们中有纪念馆的设计者、建设者、管理者,有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者、传播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讲述各自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和纪念馆建设、发展的渊源。在此,镜相栏目将陆续连载其中“宅心治史”一章。
在编史、建馆和立碑这几件工作当中,我个人参与比较多的除了编史,还有关于立纪念碑的调研。在筹备纪念碑建立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寻找当时的遗址。但是怎么找呢?资料上一般记载大的地点,比如几月几日在草鞋峡屠杀了多少人,几月几日在中山码头屠杀了多少人。像这样大规模的千人以上的屠杀,至少有10起,多的五万多人,少的两三千人。但是具体到草鞋峡有几里路长,到底把纪念碑立在什么地方,那就只能根据当时提供的地点和现在看起来在什么地方比较适合,参考它的地形、地貌,确定一个地方立碑。
当时领导小组筹划树立15块纪念碑。这15块纪念碑建成以后,又陆陆续续建了4块纪念碑,这样官方修建的纪念碑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9块。另外还有2块是民间建立的纪念碑,都在汤山一带,一块是胡山村,一块是西岗头。是当地几十个村民被(日军)杀死,乡亲们把死者集中在一起,建立纪念碑来纪念。这样一共有21块纪念碑。此外,经过调查,还有4块是历史上建立的纪念碑,不是新中国成立放后人民政府建立的。历史上的纪念碑是哪4块呢?第一块是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由红十字会建的纪念碑;第二块是在灵谷寺建的无主孤坟纪念碑;第三块是下关电厂建的(死难工人)纪念碑;第四块是一个私人的墓园里面建的粤军士兵纪念碑,这个碑是为广东军队一些伤兵在八府塘医院被日本军队杀死而建的纪念碑。所以,据我调查统计,迄今为止,历史上和现代建立的纪念碑总共是25块,其中历史上的纪念碑是4块,后来建立的纪念碑是21块。
在建纪念碑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故事。有的纪念碑,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力争,说明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加建纪念碑,后来获得市政府的批准才建立的。比如,南大已经过世的高兴祖教授,他的工作(编史和调查南京大屠杀丛葬地)做得非常认真、执着,因为他本人就是南大的教授,对南大安全区里难民的情况、南大附近死难同胞埋葬的情况比较了解。他说:“南大不仅仅是一个遇难者的丛葬地,它还是安全区的一部分,所以很有必要在南大建一块纪念碑,它包含这两个内容。”后来南京市政府同意并接受了高教授的建议,建立了这块纪念碑(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及遇难同胞纪念碑)。专家学者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专长,把一些很有必要建立纪念碑的这些动议,向政府如实提了出来。
另外,还有个别纪念碑,我个人认为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地去改进调整,也就是说目前纪念碑的内容不够理想,或者说还有一些错误。如下关电厂(遇难同胞)纪念碑。下关电厂有45个工人被日军杀害了,这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中,是作为一块重点来介绍的,这是事实。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电厂的厂长,一个资本家,给45名死难者建了墓地,竖了一块纪念碑,并把死难者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上。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因为国民党飞机轰炸南京,炸死了2名工人,电厂就把被炸死的这2名工人,连同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45名工人放在一起,重建了一块墓地,重修了碑文。把被国民党飞机炸死的工人,同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死难者放在了一道。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太妥当的。我对下关电厂死难者作了认真考证,有一个新的发现:在历史档案当中,一提到下关电厂有45名工人被日本侵略军屠杀,都要讲许江生等45名职工被屠杀。那么许江生就成了下关电厂被日军屠杀的死难者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但是我查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下关电厂保存的档案,根本就没有许江生这个人。我推断,有一位名叫“徐京生”的人,因为与“许江生”谐音所以被搞错了。因此我一再呼吁,在引用档案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地把它纠正过来。当时提供给法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书写的人就写错了,我们有必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说在纪念碑的考证方面,我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在参加编史、建馆、立碑的基础上,到了1990年代,我从国家社科基金争取到了一个国家项目,名字就叫《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我邀请了段月萍老师、陈娟老师、胡菊蓉老师、周红同志参加进来,我们几个人经过几年的时间,在1997年出版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55万字,我担任主编,段月萍老师、陈娟老师、胡菊蓉老师是副主编。这本书出来以后,影响也很大,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又被江苏省评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来又翻译成日文出版,在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不能不说一说我们家庭的一件私事。就是我的爱人a,她是学物理、学气象的。由于十年动乱,她调到南京来,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她是学理科的,长期全身心地帮助我搞南京大屠杀研究,她经常利用自己节假日时间、晚上的时间、夜里的时间,来帮助我抄写资料,进行一些资料的分类。我写好的东西,她帮助我誊抄,真是任劳任怨。这几十年来,她一直无条件地大量付出,同我一道来搞埋尸的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因此,我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所获得的荣誉,应当都有我老伴的一份功劳。但很遗憾,她患上了脑部的胶质瘤,现在到了晚期,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最近我经常去陪她,但是我感到她的生命离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我讲这一段就是说,我在做南京大屠杀研究时少不了她,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里面都有她的付出。
a 李德英(1938—2018):孙宅巍的妻子。2018年11月 19日因病去世。
摘自《守望历史:四十年来南京大屠杀记忆传承口述》,张建军 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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