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2020｜冯玉军：俄罗斯向何处去？这确实是个问题

【编者按】

1月7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变局与调适：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9》。报告指出，2019年呈现给世人的是一幅混乱与变化交织的图像。“失序”、“失常”和“不确定”成为评估国际局势的流行词。后冷战时代人们一度习以为常的经历——全球化高歌猛进、世界经济蓬勃发展、跨国跨地区联系越来越密切、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国际合作不断增强——已成为过去的好时光。展望2020年，变局依旧，调适不止，谁能在“活”、“通”、“新”三字上下真功夫，求得实绩，谁就能在变化的大潮中傲立潮头。

澎湃新闻“外交学人”今起选刊其中部分文章，希望能向读者展现，在2020年，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否顺势而为、应时而动、灵活变通、把握先机，通过战略与政策的调整来应对和适应变化的形势。

2019年，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持续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呈现疲态，全球治理真空凸显，国际思潮泥沙俱下。变局之下，俄罗斯外交长袖善舞、主动作为、借乱谋势，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外部环境并在多方面有所斩获。但受经济不振、民生艰难、人心思变等因素影响，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国内政治暗流涌动。

外部环境改善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外部环境大幅恶化。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外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浑水效应”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坐标失衡、体系振荡的“混沌期”，而这给综合国力虽然下降但战略与外交谋略能力超强的俄罗斯带来了乱中取胜的好机会。

观念塑造战略，战略决定行动。2019年6月，普京总统公开表示自由主义已走到尽头。俄外长拉夫罗夫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直言西方主导地位已经衰落。俄诸多战略界人士预言“西方的黄昏”到来。

2019年10月，瓦尔代俱乐部发布以《成熟起来或是迎接无序：世界秩序的缺失如何促进国家的负责任行为》为题的年度报告，直指“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崩溃，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徒劳无益”，宣称“国际秩序缺失并非灾难，无政府是国际关系更自然的状态，它比现今建立在霸权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更民主，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大可能”，并进而强调“国家不能再期待秩序的庇护，而需要为各自的生存而斗争”。

深入体会报告的内涵，可以看到俄罗斯并不为国际失序而感到惋惜和惶恐，反而是从中嗅到了难得的机遇。尽管普京总统的态度更加委婉，称“仍需要国际秩序，只是应更有弹性”，但因循俄罗斯外交传统和普京执政风格，其潜台词无疑是“国际秩序必须有俄罗斯足够的位置”。

无独有偶，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也认为“从整个世界看，和谐与稳定变得越来越少了”，但他同时强调，正是在“当今动荡的国际背景下，中美俄三大国之间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

在这种战略理念影响下，俄罗斯外交没有因国际失序而迟疑彷徨、进退失据，反而攻势凌厉、收放自如，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俄罗斯外交解构能力大于建构能力的特质：

在后苏联空间，俄罗斯软硬兼施。一方面，借美国放松对欧亚事务关注、部分欧亚国家内外压力加大之机重塑影响。俄在与白俄罗斯成立联盟国家20周年之际，重提俄白一体化，希望继续推进两国“融合”。俄对相继经历领导人更替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两个中亚大国加大工作力度，高层政治互动频繁，乌、哈两国外交重心向俄有所倾斜。另一方面，为缓解西方压力，俄在对乌克兰关系问题上有所松动，向乌归还2018年底刻赤海峡危机中扣留下的三艘海军舰艇，在过境乌克兰天然气运输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灵活姿态，在“诺曼底四方”机制下就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达成暂时性妥协。

在中东地区，俄罗斯纵横捭阖。不仅借出兵叙利亚保住了巴沙尔政权、从而维护了俄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存在，而且与伊朗和土耳其结成了某种“临时性同盟”，力图填补中东战略真空。尽管在叙利亚问题上与沙特立场相左，但在建立“欧佩克+”机制以共同限产保价问题上两国却相互配合、各取所需。

事实上，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与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有合作的国家之一。尽管以色列对俄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叙利亚和伊朗经常发动定点军事打击，但为避免与以反目，俄基本上总是装聋作哑、息事宁人。可以说，俄在中东正试图以“调解人”身份出现，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益，其中东外交充分展现了实用主义的本质和量力而行、左右逢源的风格。但需要强调的，尽管俄在中东多有斩获，但在中东利益纠葛难解难分的情况下，断言俄可以主导中东事务还为时尚早。

在亚太地区，俄罗斯的“向东转”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两国双边贸易额2019年有望突破1100亿美元，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开通运营，两国在国际领域的协调、配合更加紧密。在俄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不仅从中国获得了投资、技术和市场，更获得了从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战略支持，极大缓解了其面临的战略压力，可以说是俄罗斯外交的“神来之笔”。

俄日关系持续改善，尽管领土问题一时难解，但两国首脑互动频繁，“2+2”机制运转顺畅，相互借重心照不宣、小步急行。俄印战略合作未因印度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而衰减，俄在将印度拉入上合组织后，继续强化中俄印、金砖机制运营，力图以此打造“非西方平台”。俄与越南善用特殊历史纽带，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双边军事技术合作持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落实工作开始启动。普京称，“俄越双边关系具有战略性，两国将扩大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合作。”

俄与西方关系虽未整体解冻，但已出现部分回暖迹象。普京虽称“不会请求减轻对俄制裁”，但希望俄美关系能重回正常状态。2019年12月10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就军备控制、俄美贸易、朝鲜半岛局势、叙利亚问题、乌东局势等问题赴美磋商。特朗普表示会面“非常好”，希望继续对话。蓬佩奥称“美俄需要改善关系”，同意继续保持接触。有消息称，普京已邀请特朗普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活动，特也有意出席；北约与欧盟内部对俄态度出现松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北约不应将俄视为敌人，呼吁应与其开展透明、可持续对话。

内部问题堪忧

与外部环境改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内部问题堆积如山，短期难见转机，以至于88%的人都认为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内。

经济发展持续不振是令俄罗斯最为头疼的问题。2019年前三季度，俄经济增速分别为0.5%、0.9%和2%，俄央行对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0.8%-1.3%，经济发展部的预测为1.3%。会计商会预计2019年俄经济最大增幅是1%，世界银行也持同样判断。

而从2010年到2018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速仅有1.8%，远低于同期接近4%的世界平均增速。根据俄央行和经济发展部等官方机构预测，2020年至2029年，俄经济年均增速不会高于2%，将持续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持续下跌。

根据IMF（编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3-2017年的名义GDP（编注：也称货币GDP，是用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中国从9.635万亿美元增至12.015万亿美元，增长24.7%；美国从16.623万亿美元增至23.208万亿美元，增长19.4%；而俄罗斯从2.279万亿美元减至1.578万亿美元，减少了31.3%。

普京总统曾先后提出俄罗斯到2020年、2024年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的目标，但令人尴尬的经济增速只能让这种宏愿终成水月镜花。制约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因素。对资源行业的严重依赖，造成了俄经济结构转型缓慢，使保持经济增长和进行结构转换成为两难。近年来，资源行业在俄罗斯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降反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资源福祉成为了资源诅咒。

经济增长疲弱和畸形的社会分配机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民生艰难。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称，当前不平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多数地区的收入不平等自1980年开始加剧，而情况最严重的是俄罗斯。

1990年占俄人口10%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3%，到2016年升至46%。2019年初，有11位俄罗斯富豪的个人资产超过100亿美元，其中5位超过200亿美元。目前俄35%的财富被大约100位富人所占有，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月均收入低于180美元）的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11.9%增至2019年第一季度的14.3%，总数达2090万。根据俄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2018年，俄居民实际收入逐年下降，累计跌幅高达11%。2019年中，平均月薪合658美元，同比减少11.5%。

生活不易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大量知识精英外迁。民调表明，俄罗斯18岁-24岁的年轻人中，53%有出国意向。俄总统直属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发现，2012年后，俄每年大约有10万人移民到发达国家，其中4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2012年外迁居民数为12.3万人，而2017年达到了37.7万人。

目前，超过300万俄罗斯公民拥有欧盟国家的居留许可证。俄科学院主席团学术秘书尼古拉·多尔古什金2018年透露，自1990年起俄科研人员数量减少了近63%，2000年以来年均减少1.3%,从俄移民出去的高素质专业人员人数从2013年的2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4.4万人。尽管政府严令禁止，但联邦政府中仍有10名副部长以上官员拥有欧盟国家居住证，联邦委员会议员三人拥有外国国籍、5人持有外国居住证，国家杜马议员4人拥有外国国籍、12人持有外国居住证。

与精英外迁相伴随的，是大量资金外流。如果说2000年-2009年资金外流1180亿美元的话，2010-2019年则达到了5860亿美元，俄罗斯人拥有的境外资产大于俄罗斯2018年的GDP总额，导致俄罗斯经济严重“失血”。

经济社会的变动必然带来相应的政治影响，尽管俄罗斯政局表面上保持了稳定，但实际上则是暗流涌动、人心思变。2019年头三季度，群众抗议示威分别达429、434、580次，医生和起重工分别举行同业罢工，抗议解雇和工作条件恶劣。叶卡捷琳堡市民抗议在市中心广场建教堂，与军警对峙，最后经普京总统出面才得以解决。2009年9月地方选举前，曾有多位反对党及独立候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引发在野阵营强烈不满，认为当局有意打压反对党，导致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全国多地爆发持续性示威。在莫斯科市议会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尽管赢得45个议席中的25席从而保住了多数优势，但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议席。

与显性的抗议运动相比，更引人瞩目的是民众对“普京主义”产生了质疑。所谓“普京主义”，是对普京执政20年来所形成的俄罗斯治国理政模式的统称。2019年2月，俄总统助理苏尔科夫在《独立报》发表《普京的长久之国》一文，将普京主义的本质概括为外生性、军事性和人民性，认为无论是哪种国家形式、处于怎样的历史时期，俄罗斯都拥有无条件信任最高领袖的“深层人民”。一旦国家进入衰败或转折时期，“深层人民”就会将国家重新拉回正轨。苏尔科夫强调，由于普京与民众的相互信任，“普京的国家”将长期存在。

然而，当下的事实却充满了讽刺，列瓦达中心2019年2月的民调表明，45%的人认为俄罗斯选错了发展方向，认为方向正确的人仅有42%，84%的俄罗斯人表示要参与决定本国的发展前途。

从2000年起，普京执掌俄罗斯已近20年时间，俄罗斯并未实现强国复兴，反而让俄罗斯人回想起了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停滞”时期。尽管普京的第四个总统任期还有四年才会结束，但俄罗斯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片迷茫。虽然普京仍然大权在握，但“2024问题”已经浮出了水面。

俄罗斯向何处去？这确实是个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标题《俄罗斯：外稳与内忧》，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