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漫步｜金家坊调查笔记

2018年2月6日，我们和摄影师何威先生一起，爬上黄浦区老年护理医院9层楼的屋顶平台。从栏杆内向外张望，眼下是一片陷落在高楼大厦中的老旧街区。整整齐齐的坡顶房子，在冬日的残阳下化为红灰相间的色块，几条细细的街道，在色块间留下疏密不均的分割线，就像一张20世纪初期的抽象派绘画（图1）。

2016年初，这片街区重启了房屋征收工作。在相关的政府文件里，这里被称为黄浦区508–514街坊；但在日常工作中，大家更常用的是“亚龙地块”的说法。一般上海市民会认为这里属于“老西门”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居民在介绍自己的居处时，则会精确地指向某条街道，并认为不同的街道属于完全不同的地方。为了便于描述，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借用这片街区中一条最长的街道，将之命名为“金家坊”。

图1.金家坊航拍图，2018年2月6日。 何威 摄  

图2.上海县城图，1588年。 （图片来源：孙逊, 钟翀.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

金家坊之谜

金家坊位于明清两代上海县城的范围之内，东至松雪街，南至复兴东路，西至中华路，北至方浜中路，占地约15 公顷，曾经生活着4000多户居民。2005年，以中华路—人民路环线框定的原上海县城被划定为“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但这里没有被包括在风貌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内，也没有任何挂牌保护建筑。

在上海筑城以后的古代地图中，金家坊所对应的位置在县城的西门之内，介于方浜和肇嘉浜这两条城内主要水道之间，并有城内唯一一条南北向水道“中心河”（又名穿心河）流经其间（图2）。在19世纪以前的地图和文献中，这一带的地物和人物总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现代学者也没有专门就这个地块进行过深入研究[注1]。金家坊就像世界上很多普通人的聚落一样，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默默地产生，默默地消失。消失之后，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从上海县城的发展阶段而言，金家坊所在的城西属于城市化较晚的一个地区，始终保留了一些 “河埠型市镇”的特征[注2]。但它的近代化转型却非常迅速而成功。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版的《上海城厢内外租界全图》中，包括金家坊在内的整个城西一带，尚以绿色的“空地”为主（图3）。而仅仅60年之后，这一带已经发展为一片密集的建成区。

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金家坊分布着200余栋房屋和150余间商铺（图4）。1944年，这里的地产估价为每亩80万元以上，与毗邻的法租界旗鼓相当（图5）。 

（左）图3.上海城厢内外租界全图，1888年。 （图片来源：孙逊, 钟翀.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中） 图4.《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48年3月。 姜共庆 供图 （右）图5.《上海市地价区划图》，1944年。 （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 老上海地图[M].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1.）

由此可见，金家坊虽然位于明清县城之内，但它主要是一个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近代城市空间。但是这里的城市肌理又与同一时期形成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截然不同。那么，这些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产生的呢？ 通过对这一地块进行细致的调查，我们是否有可能发现一种有别于租界的近代华界城市风貌特征呢？

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们从2018年初开始，跟随征收的步伐，对金家坊现存的城市肌理展开了调查。由于官方历史记载的缺失，并考虑到这个地块所面临的城市更新，我们的调查工作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字技术和低技术手段，对金家坊目前的城市空间进行完整记录；二是通过广泛的口述史和民间文献的发掘，弥补官方史日常生活记录方面的盲点。通过这些在现场获得的信息，我们试图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对金家坊的城市空间形态要素，进行一些描述和解读。

奇特的道路骨架

金家坊地块内共有16条街巷，组成了一个形态不规则的道路系统。这些街巷走线曲折，宽窄不一。对于习惯了笔直大马路的现代人而言，这样的道路不免阻碍交通，太过落后。但对于充满好奇心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恰恰是一个城市中最需要深究的地方。事实上，由于道路所具有的公共属性，它们一经形成便不易发生变化，往往成为一座城市中包含历史信息最丰富的部分。道路中的每一处空间细节，都可能引出一段来自不同时期的历史故事。

清光绪元年（1875）出版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是目前所知的第一张以现代测绘技术呈现上海县城空间结构的地图（图7）。金家坊地块的16条道路中，有七条出现在了这张地图中，分别为今天的西马街、吉祥弄、金家坊、红栏杆街、孔家弄、翁家弄和复兴中路（西门大街）。 

图6.《县城图》，1814年。 （图片来源：孙逊, 钟翀.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

图7.《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1875年。 （图片来源：孙逊, 钟翀.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

在这张地图中，金家坊就像是被中心河一分为二的两个半岛的集合体。其中位于地块西北角的吉祥弄，是“耶稣堂”（天恩堂）的西侧西界，可能与这座教堂同时修建于19世纪60–70年代[注3]。其余的六条道路，则依次向北通往方浜上的西马桥，向东通向中心河上的红栏杆桥，向南连接肇嘉浜北岸，向西通往城门，组成了一个类似风车形的通行系统，将这两个半岛及周边地区连接在一起。

1875年地图上的这个道路系统，和1814年《县城图》中以虚线表示的道路系统，具有极其相似的通行功能（图6）。由此我们认为，这六条道路的修筑年代，或可上溯至1814年之前，而极有可能早于这个时间。

从空间形态上看，这六条古代道路以明确的正交关系相互连接。但它们在方位上并不是正南北向的，而是南偏东20度，与流经地块的三条水道形成平行关系。而这个角度也决定了金家坊一带所有建筑的主要朝向。

这些道路在交接的地方，全部都采用了丁字路口的形制。与现代社会常见的十字路口相比，丁字路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明显的防御优势，同时也符合古代风水的“避邪”观念，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城镇中最常见的一种道路结构。

在这六条古路中，西门大街因城门得名，西马街和红栏杆街因桥成街。而金家坊、孔家弄和翁家弄这三条道路都以家族的姓氏命名，也是这一带路线最长、最主要的通路。

目前我们尚不能断定这三条道路的命名原因和确切的修建年代，也无从获知金氏、孔氏和翁氏的家族故事，但他们很有可能是最早来到这个地区进行开垦耕种的先民，或是这一带曾经的主姓望族。而这三条道路所构成的空间结构，也极有可能延续了宋元时期“河埠型市镇”的一些残片特征。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三条道路各自都有一处明显的“曲尺弯”（图9）。这是老城厢内很多道路共有的一个空间特征，可见并不完全是偶然形成的。这些弯道的成因目前尚不清楚，或许是更早时期古老河道填埋之后的痕迹，也可能是古代田产边界转化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些不起眼的弯道，极有可能是这一带城市化以前空间肌理的遗存。

图8.《上海老城厢地图》，1922年。 （图片来源：孙逊, 钟翀.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

图9.金家坊道路系统形态分析。 张劭祯 绘图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金家坊一带的道路结构发生了一次明显的改变。1911–1914年间，随着清王朝的终结，上海县在地方自治机构的主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近代化运动。

这一时期，金家坊西侧的城门和城墙在拆除之后发展了成一片繁荣的商业区，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老西门”。南北两侧的肇嘉浜和方浜在填没之后改建成了今天的方浜中路和复兴东路。中心河在填没之后，大部分成了民宅的基址，今日已难寻踪迹。与此同时，人们还在金家坊原有路网的基础上添筑了若干新路，包括南北方向的肇方弄、木桥街、贻庆街、松雪街、北孔家弄和红庄弄，以及东西方向的翁家支弄。金家坊和翁家弄这两条古路，则分别向西、向北延伸，与新修的道路一起，构成一个更为“现代”的近似方格路网。

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上海老城厢地图》中，我们今日所见的道路已经全部修建完成（图8）。这些民国初年添建的近代道路，通常有笔直的走线和统一的宽度。但它们仍然遵循着早年由河道定下的基本方位，并继续沿用了丁字路口的古制。

1930年，当时的大上海特别市政府曾经计划对南市一带的道路进行大规模的拓宽和取直，但最终未能全部实施，只在金家坊50–58号住宅前留下一小段拓宽的痕迹（黄中浩，2019）。由于这些历史机缘，年代未知的古早道路与20世纪前后修筑的近代道路，在金家坊幸运地交接在一起，构成一段跨越长时段历史的道路骨架（图9）。

看不见的手

近一个世纪以后，当人们从宽阔的城市主干道偏离出来，步入金家坊这些形成于20世纪初之前的街巷，一定会被两侧丰富的建筑表情所吸引。虽然这里基本是二、三层的石库门住宅，但却很少见到上海租界里那种排列整齐的成片里弄。 

金家坊的石库门通常是三五一组，沿街而立，或是顺着一条小巷通向街区的深处。街道上偶尔会冒出一座气宇轩昂的大宅，但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心，推开一扇虚掩的黑漆墙门，往往能在巷弄深处发现一座精美院落。如今，虽然大多数居民已经搬走，带走了曾经的生活气息，但这些街道行走起来仍然不乏味、不僵硬，处处隐藏着趣味和惊喜。

这样的体验，不仅来自于道路的空间形态，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沿街建筑的风格样式，而是由单一业主拥有所有权或开发权的产权地块（plot）的空间特征所控制。产权地块的大小、形状、功能，以及与相邻地块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时间性和不可复制性，它既取决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也是特定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

图10.金家坊一带发现的部分地界碑。 尹海鑫 摄

我们在金家坊的现场考察中，总共发现了61块地界碑，其中43块镌刻有原业主的名号（图10）。这些幸存下来的碑石所反映的房屋初建时的地块边界和业主信息，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1933年《上海市土地局沪南地籍图册》基本吻合。凭借这两种资料，我们得以了解到金家坊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产权地块的空间肌理特征（图11）。

我们发现，除了耶稣堂和武庙–万寿宫这两块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宗教用地以外，金家坊一带只有三个贯通整个街区的大宗产权地块。这三块土地，早在1910年前已经开发成如意里、泰瑞里和肇方里三个大型里弄。此后，金家坊基本没有出现过新的大型里弄，而这恰恰是同一时期上海外国租界最主要的土地开发模式。

金家坊大多数的土地，是切分细小的产权地块，属于资本规模较小的华人业主。在1933年的《地籍图册》上，我们没有在这一带发现洋商道契，也没有出现同一业主坐拥大量土地的情况。有研究者通过将地界碑中的文字输入近代报刊数据库，查找到其中近20宗产权地块的业主信息，并寻访到部分家族的后人[注4]。

根据所有目前能掌握的资料，这些产权地块的所有人大多从事或参与商业活动，也有律师、医生、会计等近代时期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清末或民国年间从其他地方迁入上海县城的。金家坊地块的这些情况，足以说明老城厢在租界兴起之后，并没有迅速进入衰败期。相反，这里相对低廉的地价和便利的交通，吸引了不少外来华人小业主和中产家庭，在此寻求安居和谋生之处。

图11.金家坊产权地块肌理，1933年。 张劭祯 绘图

从空间结构来讲，这些小地块通常沿着街区内部的一条南北或东西向主分地线，形成一系列“背靠背”排列的用地（图11）。这是一种在欧洲传统商业市镇中普遍存在的划地模式，并在18–19世纪的白人殖民地中被广泛采用。

但在西方和殖民地城市中，主分地线的位置通常由市政当局预先规划，以保证所有地块都拥有合理的进深。但在地处华界老城厢的金家坊产生了这种结构清晰的主次分地线结构，其背后的原因尚不得知。这可能是城市化进程中私人业主在既有土地划分基础上通过相互让渡的结果，也可能是清末民初某些受西方或租界影响的土地管理办法的产物。但无论如何，以中小业主为主导力量的城市建造活动，导致了金家坊细密均匀的土地划分肌理，并最终形成了这里丰富灵动的城市“立面”（图12）。

图12.西马街西侧立面。 杨作勋 摄

里弄与里弄之外

在变化丰富的城市“立面”背后，是当年的华人中小业主对土地精打细算的使用方式。如果我们将城市空间的商品化程度作为一种典型的“近代”特征，那么可以发现，虽然金家坊的建筑基本是20世纪初期建造的，但他们的属性并不是完全近代的，而是与土地所有者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在这里，我们观察到三类商品化程度不同的用地模式，每一类中又包含有不同的建筑类型。

第一类“小型出租里弄”，属于完全商品化的用地模式，建造行为完全以出租获利为目的。这里所说的“小型”，是相对于租界中常见的、占据整个街区的鱼骨状大型里弄而言的。

在金家坊一带，一条小型出租里弄的占地面积仅为400–700m2。其中又可分出两种不同的功能布局（图13）。一种是纯居住出租里弄，通常由1条“里”和3–5个石库门单元组成。另一种是出租店面和出租里弄的结合，通常面向东西向主街，沿街建造下铺上居、不带院落的街面头房子（上海方言中特指沿街建筑），后部建造出租里弄。当然，在后来的实际情况中，大多数出租里弄内部都开起了商铺和工厂，形成了商住高度混合的情况，这在1948年的《行号路图录》中有生动的反映。

图13-1.1948年《行号路图录》中的“小型出租里弄“：纯居住型出租里弄。

图13-2.1948年《行号路图录》中的“小型出租里弄“：“前铺后居”型出租里弄。

第二类是半商品化的用地模式。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图14）。第一种情况延续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常见的“前店后宅”：业主在商业繁华的主街一侧购入土地，沿街兴建出租店面，后部建造自住房屋。我们在翁家弄寻访到的沈宅，曾经拥有西门大街六间店面和一幢五开间石库门住宅，就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种或可称为“带公馆的里弄”。业主将自宅嵌入联排出租里弄的肌理中，为了凸显家族地位，又有意识地采用与周边出租单元不同的尺度和材料（刘刚，2017）。我们在金家坊发现了大量这样的里弄+公馆的集合体，例如泰瑞里+松庐，福绥里+屠绥之宅、存恕里+半耕庐等。这种半商品化的用地模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既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安身之处，又以租金的方式确保了子孙后代稳定的经济来源，想必是当时殷实华人家庭理想的投资方式。但半商品化模式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不追求快速收回成本投入到扩大规模的空间生产中，这是与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出租里弄最大的区别。

图14-1.西门大街沈氏家族的“前店后宅”，行号图中建筑类型绘制有误，实为一五开间住宅。

图14-2.福绥里1号里弄公馆，曾为业主屠绥之宅。

第三类是非商品化的传统用地模式，土地被完全用于建造自住房屋。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金家坊一带这样的自住公馆用地，多达50余处。其中既有传统合院和独栋的老式石库门，也有联排石库门和洋楼等现代建筑类型。其中传统合院公馆通常沿街隐蔽，外表平素，进入建筑内部则能见到格局完整、雕饰精美的厅堂院落，例如金家坊99号“金家花园”、金家坊168号原周锦堂宅、孔家弄61号原方六桂堂和金家坊78号原张锦荣宅等（图16–17）。

而联排石库门公馆则更明显地受到西方“城市建筑”的影响，沿街而立，或位于街道醒目的转角，比如孔家弄31弄承德里，南孔家弄22弄咏庐等（图18）。有些联排石库门公馆由若干个单元组成一条小里弄，分派给各房子嗣或妻妾居住，在维持传统大家庭制度的前提下，提供给每个核心家庭一处相对平等和独立的空间（图15）。

图15.贻庆弄1号、17、18、19号苏州吴承邦家族聚居形成的“公馆里弄“。其中19号吴氏老宅，建于19世纪末，为三开间老式石库门，由吴承邦四子继承；17–18号为两开间联排石库门，建于20世纪初，二子和三子继承，1号于1935年为长房长孙新婚而建，为两开间公寓式改良石库门。

金家坊的这些房屋，都未被列为挂牌保护建筑；它们的设计和建造者，已经无从考证；它们的原主人，大多数的经济社会地位都不足以被载入史册。但这些建筑很多都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平和明显的地域特征。这里的街坊邻居，大多对这些建筑的价值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常常会被热情的居民引导去看一个“好房子”。他们会详细地讲解这个房子过去的样子，这里曾经生活过的“大人家”（上海方言中意为大户人家），以及这些家庭的各种生活轶事和历史际遇。这些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故事，时常会相互矛盾，但却比任何档案文献都更真实地反映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面。而随着居民的离散和社区的瓦解，这种印刻在个体记忆中的“真实”，也将逐渐消失。

图16.金家坊99号，坊间称为“金家花园”，建造年代及业主不详，为金家坊一带占地面积最大的合院住宅，格局完整，建筑装饰完整保留“鹤颈一支香轩”等苏州香山帮技艺遗存，未被列入任何等级的保护建筑。 詹强 摄

图17.（左）金家坊168号周锦堂宅，院墙高深，南墙饰有老城厢内最为精美的“五福”图案。（中）孔家弄61号方六桂堂，原屋主方氏传为近代上海的煤油大王，院内保留完整的苏式梅花窗做法。（右）金家坊78号张锦荣宅，室内完整保留玻璃花窗，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詹强 摄

图18-1.孔家弄31号承德里，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詹强 摄

图18-2.咏庐。 冯立 摄

消失中的金家坊

通过对金家坊地块持续一年多的观察，我们认为这里的城市景观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独特之处。

第一，这里现存的城市肌理，是500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建造活动层叠和拼贴的结果。这些历史上的建造活动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切断这里的历史文脉，在上海的中心城区，可算是一个孤例。今天我们行走在金家坊的街巷中，仍然能够准确地指认出500年前建造的城墙、城门和水道的位置；这里的道路，仍然保留着一些城市化之前的痕迹，并遵循着早已消失的河道确立的方位。

即使在20世纪初期热衷于西化的地方自治时代，新修的道路也没有完全取代古代路网的走线和禁忌。南京国民政府雄心勃勃的道路拓宽计划，最终也只在这里落下了轻轻的一笔。

和毗邻的法租界及公共租界相比，金家坊似乎缺乏一种明快简洁的空间秩序，但这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历史风貌衰败，而恰恰是历史在无意识间创造的一种新旧并置的独特景观。这种复杂性和丰富度，使金家坊成为见证上海长时段城市发展的珍贵样本。

第二，与上海的外国租界相比，偏于明清县城之内的金家坊，不是由西方城市管理体系和实力雄厚的洋商资本创造的“典型”近代城市空间。恰恰相反，这里相对低廉的地价，毗邻租界的良好位置，给华人中小业主独辟蹊径的混合开发创造了机会，也使金家坊成为上海为数不多的由华人主导的近代化区域。

二战之后，当租界内的外国“大房东”纷纷逃离上海，金家坊一带的很多“私房”后人仍然生活在这里，成为人、地、物合一的历史见证。时至今日，他们的居所中仍然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历经劫难留下的一点点先辈旧物。在这一带街坊邻居的脑海中，深深印刻着官方档案中从未出现过的鲜活历史。

对于金家坊的调查，也让我们对上海老城厢中可能未被发掘的历史信息产生了进一步的好奇。虽然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老城厢“是上海古城镇在其发展历程中各阶段残余构造的集合体”（钟翀，2015），但由于记录和研究的困难，我们至今对其中具体的细节缺乏全面了解。而2016年初重启的金家坊地块房屋征收工作，早已拉开了上海老城厢新一轮旧城改造的序幕。根据2019年初的官方报道，政府将力争在三年之内，“换挡加速”完成老城厢的旧改工作，彻底消灭居民“手拎马桶”的现象[注5]。

这意味着，上海老城厢的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将在未来数年发生一次根本性变化。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或许应该对一个基本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除了古迹和马桶之外，老城厢还留给我们什么？而我们又将留给后人一个怎样的老城厢？ 

注释：

1. 上海师范大学钟翀教授对上海老城厢的中尺度长时段空间演变进行过深入研究，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上海老城厢作为城镇的历史大致起于北宋年间，其后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第二、上海老城厢的建成区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东古西近”、“东密西疏”的不均衡发展情况。但因历史资料的缺乏，金家坊、乃至整个老城厢微观尺度下的城市肌理和社会生活，是一个长期缺乏深入研究的领域。

2. 钟翀教授2018年10月14日在思南书局的讲座“上海老城厢的生长史：中尺度长期变迁视野下的城镇形态变迁。”

3. 天恩堂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创立于1844年。原先位于县城中部的虹桥堍，后由另一位传教士汤蔼礼（英文名及生卒年不详）将其迁往城西金家坊。参见南市区人民政府. 南市区地名志[M]. 1982: 219。

4. 袁菁.“低矮的纪念碑”. 第12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你的地方”（Your Places）参展项目，展览《我们的地方》2019年3月8日至17日展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5. 乔家路地块即将启动旧改，黄浦老城厢地区有望三年内基本完成旧改。

参考文献：

黄中浩. 上海老城厢城市空间演变图景（1843–1947）——在租界影响下的城市现代化进程[D]. 上海: 同济大学, 2019。

刘刚. 基于城市空间演进的上海近代居住建筑类型及其谱系建筑师[J]. 建筑师, 2017(5):83–90。

钟翀. 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5(3):56–70。 

（作者李颖春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张劭祯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作者致谢：本研究先后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5PJC09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51608365）和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201820108）的资助。文章内容根据2018年9月15日上海思南书局“寻厢：金家坊城市记忆素材展”开幕式的讲座改写而成。感谢我的合作策展人、建筑师郭宇辰先生。感谢王越洲先生对冗长的演讲进行记录整理。感谢摄影师何威先生和刘松恺先生为研究和展览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城市中国》的袁菁记者始终关注这项研究，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同济大学张松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钟翀教授、独立撰稿人蒋亦凡先生等师友，对文章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最后，这项独立研究得以开展，得益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各位同学不计回报的努力工作，他们是：张劭祯、周天扬、倪禛、尹海鑫、李树人、邓欣和、张浩瑞、方姜鸿、丁明琦、詹强、杨作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