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亚2.0：人类能否为地球的自动调节增加一些自我意识？

译者按：“盖亚假说”是国内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艺术、生态批评等领域经常提及的一个理念，一定程度上也在大众文化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地传播。拉夫洛克先后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来阐释、维护这一理念。这一方面体现着这一理念具有其自身的魅力，例如取自古希腊神话地母“盖亚”的隐喻容易被大众接受；另一方面也导致这一理念被不少科学家所质疑。出于这些原因，其所阐发的生态学理念本身反而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

随着在西方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生态运动的推进，盖亚理论也随之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困难。特朗普从《巴黎协定》“退群”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掌握权柄者在面对地方的、眼前的利益与全球的、长远的利益冲突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饮鸩止渴”。法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近些年非常关注生态伦理和生态政治。先后撰写了《面对盖亚：新气候体制八讲》（2015），《何以着陆》（2017）两部著作。本文是他与英国艾塞克特大学教授蒂莫西·M·蓝顿（Timothy M. Lenton）合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本文提出了人类应通过完善“感应器”和自我约束的行动机制，从而为地球既已存在的自动调节系统加入人类的自我意识的动议。他们把这个正在推进中的新模式称为盖亚2.0。

从拉夫洛克提出盖亚假说以来，当代生态伦理已经发展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但是其“接地性”却不强。因此，也许高瞻远瞩、理论自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生态伦理更具可操作性、让这种认知不再是“别国的事儿”、“他人的事儿”、“明天的事儿”，而是“身边的事儿”、“自己的事儿”、“马上要做的事儿”。《盖亚2.0》一文为支撑、推进这种认知，并使之成为个人、团体、国家和全球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根据拉夫洛克（Lovelock）和马古利斯（Margulis）提出的“盖亚假说”，生物是我们的行星自我调节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在过去35亿年间一直保持着宜居的环境。盖亚对于生物体的运作并没有预设或者计划，但是人类及技术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状况。地球现在进入了一个被称为“人类世”的新时代，人类开始意识到了他们的行为造成的全球后果。因此，有意识地自我调节，从个人行动到全球的“地球工程计划”已经开始或者即将成为可能。做出这些有意识的选择，从而在盖亚系统之内运作并使之进入一种新状态，我们称为盖亚2.0。通过强调生命形式的中介作用及其设定目标的能力，盖亚2.0可以成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框架。

乍一看，成功的盖亚 2.0的潜力似乎并不大。尽管科学家、活动人士和一些公民进行了大规模动员，但多数人对“人类世”漠不关心，甚至还有许多人否认气候变化是人类造成的。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意识超越了一种姗姗来迟的、可追溯的事后诸葛亮，即认识到错误已经发生，并可能得到部分纠正的反省能力。事实上，“盖亚假说”的最初形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世”的开端几乎是同时的。另外，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例子表明从自然规律中吸取政治经验是有问题的。

即便如此，重新审视原始的盖亚理念和可能的盖亚2.0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原始盖亚具有很多在早期与西方文明发展相关的自然观念中不易觉察的特征。在“人类世”概念诞生以前，西方社会认为自己是被动的物质环境的唯一有意识的代理人。今天，他们却必须应对生物的残酷报复，这些生物不断地重塑着他们的环境，部分创造着他们生存的条件。盖亚因此在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连续性，这在以前是不可见的——自由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提供了从盖亚的特性中学习来创造出盖亚2.0的潜力。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其中的三个特征：自养性、网络性和异质性。

自养性

自养生物利用自由能，通过其周围的简单物质进行着不断地自我更新；占据着大部分地球表面的生物圈，是一个接近于完全封闭的物质系统。因此，就像自养生物一样，在过去的35亿年里，生命的集体繁荣依赖于由太阳能驱动的物质内部循环。这种物质循环的起源至少已经部分地被我们认识了。需要有一个自由能源来支持这个循环系统，通常是太阳，（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的初级生产者进入系统。循环利用是建立在新陈代谢的副产品上，一个有机体的废物变成另一个有机体的食物。封闭的循环系统触发了一个自我延续的反馈过程：这个循环系统的参与者不再受制于什么进入了这个系统，而是受限于资源循环的效率。例如，珊瑚礁和亚马孙雨林就是在低营养的条件下依靠（高效）循环能力实现的繁荣。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看一下“人类世”的技术领域，盖亚的检查也许会质疑许多人类所谓的发明的质量：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表现太差了。目前，人类从地壳中提取化石能源、磷矿和其他原材料的速度远远快于它们自然到达地表的速度；然后将废物倾倒在陆地、大气和海洋中。与盖亚相比，这是一些耦合性很差、不可持续的发明。这并不是说人类应该停止发明创造，而是说工程学应该转移注意力，在实现由可持续能源驱动的近乎封闭的物质循环系统方面变得和盖亚一样聪明。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成本上正迅速成为化石燃料能源的竞争对手，太阳能的投资潜力远远超过目前的化石能源消费。有了它们，世界上就不会再有长期的能源短缺。在原始盖亚中，这必须建立在废物可以成为有用资源，从而可以用来生产新产品的基础上。尽管存在实际的障碍和热力学约束，在盖亚2.0中提升材料循环的潜力是巨大的。

网络性

盖亚是由交换物质、电子和信息的微生物行动者的自适应网络构建而成的，后者（信息）通过无处不在的水平基因转移实现。这些微生物网络构成了循环的回环，而这又进一步成为了全球生物地理化学（biogeochemical）循环的基础。就算执行这些网络的分类单元被替换，网络中的功能角色还是会保留下来。因此，由充足的生物多样性提供的功能冗余，有助于盖亚充满活力地自我调节。

微生物网络也会创造长期存在的产物，并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下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气中的氧气；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生物多样性和新陈代谢的增加。同时，也促成了生物组织和连接向拥有新的有机协调机制的更高层级进化。人类以及我们的适应性社会网络是这一过程的最新的实例。

在盖亚2.0时代，信息的横向传递、冗余功能的多样性和分布式控制可能对一个成功的循环经济非常重要。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支持多种多样的、自我敦促的人类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以让它们朝着实现能源的可持续性和资源的高效循环的方向转变。当一种追求短期的地方性收益的社会、经济范式占据优势，而与之抗衡的全球性、联合性与长期性结构处于弱势时，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棘手了。

差异化结构

考虑到规模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在盖亚的内部有着完全不同的机制在同时运作。这种差异性在气候调控中尤为明显，受到了很多政治关注。一些地球的气候调节机制是纯粹的物理、化学反应，但也有许多涉及生物学。如果以数十万年为尺度，全球温度的变化被硅酸盐风化吸收二氧化碳的生物放大所抵消。如果以几千年为时间尺度，陆地和海底的碳酸盐沉积物的溶解增加了海洋中二氧化碳的储存量。在更短的时间尺度(从几年到几个世纪)内，陆地和海洋的碳沉积大约将二氧化碳上升和气候变化的速度减半。

因此，盖亚内的每种机制都有自己的抵抗和扩展的能力。自然选择只能帮助解释小尺度空间和时间上的环境调节。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更简单的动力机制在起作用：找到自稳定配置的系统倾向于持续存在，而持续存在的系统更可能获得进一步的持续增强。通过这些自然的选择机制，地球可能获得并积累了涉及生命的稳定反馈机制。

结论就是，盖亚对气候的自调节能力，相对于其对资源的循环的效率来说要相形见绌。最近的冰期-间冰期旋回表明，气候系统可能相当不稳定，在人为干扰面前是脆弱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经增加到了300到500万年前的水平。这种稳定性的差异层次让盖亚2.0重获稳定气候的任务变得艰难。与此同时，人类对营养循环的改变又大于碳循环，这给盖亚2.0重获稳定过程中涉及的生命营养循环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实施替代形式的气候控制从而削减二氧化碳的产生还是增强现有反馈机制，仰赖于谁掌控着这个取决于其意志的活动。如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普京总统、加州立法机构或特朗普总统把手指放在众所周知的恒温器（thermostat）上，结果显然会有所不同。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和许多其他因素对恒温器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它们的综合效应很难预测。

政治

对原始盖亚和可能的盖亚2.0的平行分析可以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集体目标，以及实现它的方法。本世纪的中心目标肯定是为这个星球上实现繁荣的未来，包括所有生命，和预计的90亿至110亿人。没有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生命的地球系统，人类的繁荣是不可能的。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人类社会践行自觉地自我约束。

然而，维持一个自我调节、支持人类生命的星球，并不是当今人类集体活动的主导模式的首要目标。尽管有大量的监测信息，现代工业社会跟踪气候变化的能力甚至比组成盖亚系统的生命形式（的能力）还要弱，因为当权者往往忽略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无目的性似乎已经从自然领域转移到了社会领域。

在这一点上，显然存在一个政治问题：倾向还是背离就学于盖亚的（矛盾）。由此产生的冲突优先于所有其他的冲突。气候科学的争论表明，科学家已经卷入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斗争中，而他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受盖亚启发的人不一定具有更深刻的远见。在政治问题上，明智的做法是遵循约翰·杜威的建议，即我们不能期望预先知道最好的解决方案，而只能期望改进感知器(包括仪器和人)的质量，这些感知器能发现我们的问题，并能迅速纠正我们的方向。如果在政治中，是盲人领导盲人，那么希望就寄托在找到最好的方法来激活那条白色拐杖，从而在黑暗中摸索。

在这方面，科学机构将在增加感应器、提高其质量、加速传播结论、改进模型和对现象提出替代解释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仅限于科学家：他们必须与公民、活动人士和政治家合作，才能迅速认识到哪里出了问题。

建造一些感应器，从而可以追踪环境变化和社会反应之间的时差，这是我们在盖亚的自我调节机制上增加一些我们的自觉意识的唯一可行途径。这个问题框架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伦理方向：任何企图篡改感应机制或减缓对错误的反应的尝试，都将危及向盖亚学习如何闭合循环系统的机会；而这是际近盖亚2.0，从而比当下更好地维持人类生存的必由之路。

（原文链接：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1/6407/1066，译者简介：生态文化学者、评论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美国佛蒙特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