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书架｜一名非典型经济学者的2019年读书札记

按照目前业界的通行做法，经济学者读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或者反过来说，是件抒发闲情雅致的事情。

经济学家主要是看论文和研究报告，因为信息更新快。按照经济学理论的“摩尔定律”，等到论文整理成著作出版的时候，里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所以如圈内大佬所言：一名经济学者如果三个月没有读过本专业内新发表的论文，基本上就可以淘汰出局了。

幸而我能够成为个例外。一来本专业“经济思想史”早就是门濒死的学科，权威期刊少，每年有新意的论文也不多；二来做思想史，套用那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生产思想，我们只是知识的搬运工”。所以，读书对我而言就是件搬砖的活。不过惭愧得很，2019年杂事缠身，阅读量下降了不少，以下是一份不完整的书单。

这两本恐怕是今年所读的与本专业最密切相关的两本书了。前一本《剑桥美国经济史》是为了应对某编辑的命题作文，临时抱佛脚，结果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翻过去了。这类剑桥史学作品都是专题史，不太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但对我这样的“偷懒人士”而言，却是快速寻得入门捷径的佳作。每章专题写作者即便不是该领域的权威，也有常年研究积累，其论题可能陈旧了，不过根据其所列出的参考文献按图索骥，必能有所得。

而《思想的力量》是我必须一次再一次、强烈推荐的思想史类教材典范。虽然这是一部初级的哲学史教材，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只要肯耗费些脑力，也能读下去。行文有趣不枯燥，推理简明不繁复，脉络清楚不紊乱。这些年来全国各高校都推“通识教育”（或者叫“博雅教育”），通识教育需要的就是越来越多这样的参考书，而不是越来越多的“王子、男神、女神”之流。反观我们经济思想史界，要是那些硕果仅存的经济思想史老专家们不总是纠结于苦大仇深地批判“主流经济学”，把精力用在想想怎么写出真正有趣而非假装有趣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上，这远比发动十场“经济学革命”都要有意义得多。

史学类著作只要写得好看，永远都比其他人文社科类著作更有市场。只不过，这两年国内史学知识普及上似乎出现了些偏差：当外国学者们在那些古城遗址上一寸一寸挖土、试图还原历史时，有一帮子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人却在考证“yellow”是“叶落”的意思（古汉语音系，他们肯定是没听说过的），并且将几十年前苏联假专家传播的“西方伪史论”又重新包装一下拿出来贩卖，只不过这回更为“高瞻远瞩”——人类文明源自大湘西；当国内学者在中原遗址地点风餐露宿的时候，有一位俄罗斯籍犹太裔、常年逗留国内的美女客座教授，站在盘龙古城土堆上极目远眺，摆好姿势拍几张照片，就完成了田野调查，将story（故事）和history（历史）混为一谈，成功论证中华文明起源于南方。

其实这些无稽之谈不值一驳，国内这几年也出版了不少历史、考古佳作。只可惜正如某位朋友说的：会去读这些书的人不会相信那些人的话；相信那些人的话的人不会去读这些书。在信息大爆炸时代，这样的认知差异化只会越来越严重。

《古代世界》这本书印刷很精致，但是内容一般。以这本书为蓝本，BBC拍摄的纪录片却是非常值得一看。

克莱因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会考古研究所主任，他的《考古的故事》和《文明的崩塌》，不仅介绍了考古发现的遗址、考古历史以及考古技术，更是依据考古学材料本身向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的早期历史（严格来说不是“西方”，因为“新月沃土”包含了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文明区）：这是历史、考古和科学相互结合、互动发展的最佳展示。19世纪的欧洲史学确实有很多缺陷——这也是“西方伪史论”者们最强有力的所谓“证据”，和中国传统史学一样，当时西方学者多数也只能根据大量真伪难辨的文本分析来书写历史。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如果我们对于西方历史的了解还仅限于19世纪的欧洲史学，那么无知的只能是我们自己而已。

无独有偶，许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同样也致力于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还原早期中国的面貌。在《何以中国》和《大都无城》两本书中，许宏文字的特色就是不多写一个字，一切都让出土的文物材料说话；凡是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仅仅是推测而已。所以有关“二里头夏文化说”“陶寺夏文化说”这类争论，许宏的结论是：“在当时的重要文字材料出土之前，这一思路的研究注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有一分材料说一句话，考古学家的态度决定了上述这些书在让读者耳目一新之余，会有些失望，因为看不到任何确切的结论。但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也是像普通读者普及专业学科知识时应有的姿态。对于经济思想史而言，犹是。

我对于拜占庭历史的兴趣一是对罗马史的补完，二是对所谓“拜占庭模式”的好奇。国内这些年这方面的书籍爆发式地引进了不少，所涉内容也不再是笼统地介绍性质，有简有繁，有通史也有专门史。但国内专精于该领域的学者还是太少，引进的图书质量也参差不齐。

上述几本著作中，前三本书或多或少都有些令人遗憾，翻译的问题尤其严重。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算是较好的一本。这本就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作品，译者也是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权威，历经30年出版，应该算是质量最有保证的一本，但还是存在些缺陷。因为瓦西列夫这本著作实在年代过于久远，许多史料应当更新了；并且这本书涉及面宽但不深，有些颇想面面俱到但又顾此失彼的味道。徐家玲老师的翻译大体可以，可是一些旧译不改，仍然会造成读者（尤其是不熟悉这方面历史的读者）许多困惑。最为典型的就是Huns译作“匈奴人”的问题。译者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注释：“本书从中国多数学者早年译法，仍作‘匈奴人’。”其实将Huns和中文史籍中的“匈奴”联系在一起，是源自18世纪法国学者的想象，并因为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广为流传，使得民国时期我国一些学者接受了这种说法，但这绝非是通行的做法。二百年来，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并未能证明Huns和被汉王室击溃的匈奴有直接联系（反之也不能证明没有联系，因为二者同属于来自内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活动区域相当接近）。不能仅仅因为习惯于旧译，就不说明这一点。历史考据应当是疑论从无，将Huns译作“匈人”，与匈奴人区分开来更为合适。

这方面，罗森的《匈人王阿提拉》的翻译就做得较好，书中也解释了匈人的来源问题。只可惜这本书的写作主要还是传统德国史学的治学风格——重细节考据，行文上又不及如今风行的英美大众史学那么能够吸引人，所以本书主题虽然很好（毕竟国内读者对于欧洲古代的游牧民族历史所知甚少），但是阅读上的困难会让绝大多数读者提不起兴趣。

关于蒙古和元朝，国内读者了解得太少。不是因为资料缺乏，而是因为资料繁杂，梳理译介障碍颇多。而国际学界蒙古史研究数十年来颇有些异军突起的趋势，那些被长期忽视的史料、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观点，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新鲜感。有幸这些年国内各家出版社也陆续译介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让国内读者也能领略一番波澜壮阔的蒙古史。

在上述几本著作中，古拉提的《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质量较差。印度史学家那种没有章法的流水账式叙述实在很难让人接受得了。而且中译本书名翻译也有些问题，直译应该是《蒙古治下的中亚》。实际上这块区域（即察合台汗国）蒙古一直未能实现有效地治理，更弗论植入一套“帝国模式”了。蒙古治下的中亚是蒙古史研究中的难点，期待未来有更好的作品。

而至于其他几本就比较有意思了。杉山正明的蒙元史著述绝对有着成为网红级作品的资本——但这不表明他说的都是对的；而梅天穆则是近些年国际上蒙元史研究的新坐标。两个人的著作对照起来看很有意思。杉山正明代表着典型日本学者治史的新潮流，当然这种风格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如有些国内学者评论说：步子迈得太大。而梅天穆的著作看似严谨，但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如果仔细对照其列出的参考文献，同样会发现不少脑洞很大的揣测。不过要注意的是，这几本书都属于普及性著作，作者脱离学术论文的局限，发挥一些想象，也可以理解。要真正专研蒙元史，恐怕还是得慢慢细读书中所列的那些专业文献。但是这种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应当成为未来的趋势。毕竟，中国从未真正脱离于世界之外。

“牛津通识读本”的特色就是大家写小书，这本《休谟》也不例外。作者艾耶尔本就是哲学大家，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他来写休谟，不管合适不合适，至少不会差。但是艾耶尔似乎太想用休谟哲学来为自己的观点背书了，所以书中对休谟哲学的分析，不仅脱离了“通识”的范畴，甚至算不上“入门”，而是可以用“精深”来形容了。这是一本杰作，但是对于那些希望通过本书来大体了解休谟思想的业余读者而言，就会一头雾水。奉劝那些只是希望了解休谟的读者，去读那本《大卫·休谟传》更合适，尽管那本书厚得像板砖，但是不难懂。

除了中国之外，藏人在海外还有四个主要的传统聚居区，分别是不丹（不丹的国名来自梵语，意思是“吐蕃的边陲”；不丹的主体民族主巴人，即阿洛人，是藏族的分支）、锡金（今属印度，藏人称之为“登疆”，意思是稻米之谷）、木斯塘（今属尼泊尔，藏人称为“珞”，意思是肥沃的平原）以及拉达克（今大部分地区属印控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包括藏斯卡地区）。

关于这些地方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拉达克，一千年来这一地区一直是伊斯兰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冲突的桥头堡。这本《拉达克王国史》虽然写于50年前，但迄今为止仍然是有关这个地区最为详尽和权威的历史著作。作者毕达克是藏学大家图齐的得意门生，他利用传世的《拉达克王统记》作为底本，结合搜集的碑刻资料和喇嘛传记史料，写出了这本拉达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不过这个中译本其实译于三十年前，今日才得出版，译者自己也早已成为国内蒙藏研究的权威，大概是不想或者不愿再去重整旧译文，而编辑也无力改动，所以书中文字错误极多，算是一点遗憾。

19.《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早期中国的考古新发现不断，因此从史料上来讲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和杨宽先生的《西周史》都显得有些“老旧”了。但事实证明，优秀的史学著作是不会因为材料的陈旧而失去其价值的。尤其杨宽先生的著作，相比时下一些“别出心裁”之论而言，杨先生的推理、分析和思考方式，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承认自己是夏含夷的粉丝，这位比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更懂汉字的老先生写的东西，总能让我有种莫名的亲切感。这本《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是夏含夷早年的论文结集，大多在普通读者眼里是无聊得紧的考据文，但我还是读得津津有味。尤其最后一篇：《女性诗人何以最终烧毁王室》。当看到夏含夷将《诗经》中的《汝坟》最后一段考证为：

“鲂鱼赪尾，玉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真是让我忍俊不禁。如豆瓣上某位网友评论说，这不成了“淫诗”了吗？这不是毁了“经典”了吗？

可是我想说的是：你们不是都在讨论李子柒算不算中国文化输出吗？其实中国文化早输出了，只不过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样子而已。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