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黄裳离沪入蜀日期再考

谢其章先生《黄裳1942年冬离沪入蜀日期小考》（原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8年2月28日），收入新近出版的《春明谈往》（新星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一书。正如谢文所言，黄裳哪一天离沪，纯属枝节问题，却值得考索一番。抛开无关宏旨的闲笔，谢文得出如下结论：1943年1月8日，是黄裳一行离开上海的日子。

整个摸排推算的过程让谢先生“非常享受”。读谢先生的文章，也很享受，只是稍嫌不解瘾。原因有二：其一，“1943年1月8日”的说法来自一篇黄宗江的传记，此为“孤证”，且原始出处不明；其二，谢文仅推测出这一日期的“可能性”，并未证实其“必然性”。

那黄裳离开上海的时间到底是否真如谢先生所言，是1943年1月8日？不必大动干戈，因材料就在黄裳的文章里。

最直接也最有力的材料见于《江上杂记·一》（收《锦帆集》，中华书局1946年11月版）：

一年前今天夜里，十点钟，从一家戏院门口，坐了一辆银色的车子离开了那个地方。

此文结尾所署写作日期和地点是“三十三年一月九日·重庆九龙坡”，时隔离沪仅一年，可信度最高。黄裳曾多次忆及这场“别宴”：

灯下，想起昨天此时，他们给我和T饯行席上的Y是上好了妆的。淡淡的胭脂和浅红唇，比平常格外抑郁，不多说话。觉得无限哀愁。（见《西行诗纪》，该文收录黄裳抵达南京当天写下的一首诗：“唱断天涯梦里词，灯前红叶系人思。何堪更着铢衣舞，月白风寒欲堕时。”上引文字乃诗后小注。）

想起了昨夜的别宴，她们都上了妆，还赶了来，那是一个凄凉的聚会，浅浅的红唇，失去了风姿的笑靥，那是一种沉重的感情，真使人觉得难于负载了。（见《白门秋柳》）

“一年前今天夜里”，即1943年1月9日夜。“戏院”指上海兰心大戏院，黄裳深慕的女演员黄宗英正在此处演戏。根据《申报》所登载的广告，1942年12月30日至1943年1月18日，艺光剧团正在兰心大戏院演出洪谟导演、石华父编剧的《晚宴》，黄宗英参与其中。仅从1月9日的《晚宴》广告来看，这天上演两场，时间分别是“二点卅分”和“八点正”。由此即可确定：1943年1月9日晚上，饯行席后，黄裳去看了八点场的《晚宴》，散场后，坐着一辆银色的车子离开兰心。

据《白门秋柳》记载，黄裳一行坐火车到南京下关车站，换汽车进城，在挹江门接受了繁琐严苛的安检。那几日，南京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像样的旅馆都已客满。好不容易在朱雀路住到店，其时已在傍晚五点左右。从当时的列车时刻表上来看，从上海到南京全程要花约九个小时，那时已有晚上十点半发车的夜车，而从兰心大戏院到上海北站坐汽车用不了半个小时。无论黄裳是坐1月9日的夜车，还是坐1月10日白天的车，1月10日就能够抵达南京。

本文标题是“离沪入蜀再考”，那不妨进一步推演一下“入蜀”的时间：

黄裳在南京待了三天，1月12日，坐火车往徐州，当天午夜，车子开进了闪烁着灯火的徐州车站。（《过徐州》）

1月14日早晨，离开徐州，经商丘、亳州、界首、漯河、洛阳、西安而宝鸡。到宝鸡是一个夜里，大约九、十点钟。正好赶上将过旧年（1943年的春节是2月5日），车子很难找，加上旅费出了问题，于是在宝鸡耽搁了十天。

2月7日上午八点左右，坐上发往广元的汽车。

一路经秦岭、凤县、南星、留坝、褒城、沔县，于2月9日黄昏，过“朝天关”。这是入川的一个险隘，离广元只有三四小时的路程。在一家民舍用晚饭，同行的友人叫主人炒两个鸡子。

等了很久，菜端上来。却是一大只风鸡。问他为什么没有做鸡蛋，他说：

“你们不是要吃鸡子吗！”原来这已是四川了。（《宝鸡——广元》）

黄裳“入蜀”的时间是1943年2月9日。从离沪至入蜀，路上花了整整一个月。此后他继续南行，先至成都，再转去重庆。

黄裳曾屡次在文章里谈到这次“离沪”的时间，惯常的表述是“1942年冬”。“阳历加季节”的记时方式，一旦遭遇“冬”，就易产生歧义。盖冬季横跨两个年度的尾和首，尤其是1月和2月，季节上看依旧属“冬”，所属年份却在上一年。如1943年的1月或2月，用迁就季节而忽视年份的方式便记如“1942年冬”，这是黄裳个人的行文习惯，却给后世读文章的人造成了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