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枯梅｜《东西两场访书记》“挹彭”钩沉

2011年8月，谢其章编《东西两场访书记》由海豚出版社发行，收录“挹彭”在民国期刊如《杂志》《古今》《新东方》《文史》所发表藏书记十篇。据出版说明载，作者挹彭姓何，“宦隐法曹，而酷喜旧籍”（《古今》第四十一期“编后小记”），有书斋名“眠雨堂”，与谢兴尧、邵燕祥、林以亮（宋淇）、容鼎昌（黄裳）有过往来，馀则不详，谢其章称之为“北平旧书肆摹画者”。

而此书出版前，谢其章以“之乎”名义在布衣书局的论坛先后发表《寻找旧京藏书家“何挹彭”》（2006年2月）以及《夜读书：北平何挹彭藏书记》（2008年11月）两篇网帖，绍介何挹彭藏书记并征集其相关史料。当时，即有人据《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1949.2北大地下党概况》（下称《概况》）一书，指出何挹彭（一作何奕鹏）别名贺启平，北京人，满族，生于民国八年（1919）；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1945-1948），在北京大学总办事处任助理会计，并于其间（三十五年，1946）成为中共党员；后则赴解放区泊镇，在华北局党校学习，任党支部委员。1949年2月至1955年8月，历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图书馆长及党支部委员、华北局党校图书馆主任、马列学院三部图书馆主任。1955年9月以后，在高级党校师资部五班学习。1966年2月，调山西省阳泉市委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1971年3月7日，因突发心脏病去世。1978年，高级党校党委为之彻底平反（《概况》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48-549页）。但对这仅有的档案史料，谢其章未采用，只在《书蠹艳异录》所收《北平何挹彭藏书记》篇末附注“写到这里，忽然有朋友告知何挹彭有下落了，1946年何挹彭在北大入了党，1971年3月7日病逝”（中华书局2009年版，97页）。

尽管《概况》对何挹彭生平作了大略系年，然早期即民国三十四年前事迹则阙如，而此其实尚有一篇自述史料可供考求。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二月，南京陆海空军同袍社发行《同袍》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本，其内有何挹彭《法吏詹言》（下称《詹言》）一文，“挹彭”目录误植“拖彭”。此文撰于当年“九月二十一日夜”，记述“六年以前”即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京东某县承审处担任录事，以及其后从事“小小法吏”工作之闻见与感想。

《詹言》开篇即谓“在六年以前，扔下书包，在一个曦光微熹的早晨，冒着料峭的春寒，提着行囊，随着父亲到东四牌楼汽车站，赶那开往京东的第一班汽车”，“我这初出茅庐的孩子，只身到穷乡去谋升米之养”。何挹彭乃民国八年生人，至二十七年，当十九岁，按民国十七年（1928）教育部所颁布《学校系统表》“入学年龄”平均标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10页），介于高级中学校与大学校之间，或将高中毕业，或已大学入学。又民国二十年（1931）《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期规程》第一条“各级学校以每年八月一日为学年之始，翌年七月卅一日为学年之终”，第二条“一学年分为两学期，以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卅一日为第一学期，以二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为第二学期”（同上，66页），而何挹彭“冒着料峭的春寒”，“扔下书包”，则其应在第二学期肄业期间辍学。或因“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之故，“到穷乡去谋升米之养”。

又何挹彭《东西两场访书记》：“我家久居东城，在学校时距东安市场最近。……二十五年的冬天，北平学生的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运动，在风天雪地中与员警的大刀水龙交战。我们市立学校，向来不敢有甚么活动。我那时饿着肚子，冒着冷风，跑到市场去买《大众生活》。”而“距东安市场最近”的“市立学校”，则属北京二中。此校创于宣统二年（1910），始称“左翼八旗中学堂”，位于史家胡同；民国元年（1912）改校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十七年（1928）再改“北平特别市市立第二中学校”，十九年（1930）又改“北平市立第二中学校”（《北京二中史略：断代1910—1966》，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另核史实，“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运动”并不是发生于“二十五年”（1936），应该是二十四年（1935），此时何挹彭十六岁，为中学生，就读“北平市立第二中学校”。

昭和十三年（1938）日版《北京地图》（北京二中在内务部街）

惟何挹彭是否读过大学，囿于史料不足，暂属未知。而其“到外县去，在县承审处，谋得一个录事”。该承审处有承审员一人、书记员一人、录事三人。所谓“录事”，就是行政机关内缮写文书之低级职员，故何挹彭戏称“所谓书记员，就是‘乌龙院’里的郓城县书吏宋江，我则是他的徒弟张文远，不过不曾有一个阎惜姣耳”。据其自述，“在这个小县里住了一年多，中经先父之丧，承一位久司风宪的老长辈，把我叫到他跟前做事。不久他老人家高升，又随之转任，并承厚情派为帮办庶务”，“在职六年之久，四级三审制，我则已经历三级”。所谓“四级三审制”，为法院审级制度之一种，“审判机关之阶级有四，故曰四级；审判经历之阶级有三，故曰三审”（郑爰诹《法院编制法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2页），“四级”包括“（一）初级法院、（二）地方法院、（三）高等法院、（四）最高法院是也”（同前，第1页）。然何挹彭所经历之三级具体为何不得而知，而其对此经历，似无半点喜色，毕竟“始终是个‘雇员’。雇者，雇佣也，无国家委任之令，算不得一个官，录事、书记之属是也。比起古人，数年中扬历中外，荐至卿贰，真有愧色矣”。是以，当其“走出法界，微末不足以言‘无官一身轻’，但比之刑事犯之执行徒刑，期满开释，其轻松痛快，但有过之，而无不及焉”。

《詹言》中段评述外间对“司法界”或者“法院”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法院职司风宪，执法平亭，可算得‘清要’‘尊严’”，其二“说法院是‘铁饭碗’，‘铁杆庄稼’，一入其门，终身可不致失业”，其三“是‘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理拿钱来’，‘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瞒上不瞒下’”。此段何挹彭之着墨尤多，大概由于“物不得其平则鸣，且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也”，然其时年不过二十五岁，见解独到，剖析透彻，至今犹有砭俗之效。例如，“所谓‘老吏断狱’，就是纯任理智，不谈感情，方能如此；但此种态度只可在执法时行之，若涉世立身，则须以理智领导感情，更何况法官每有以‘天理、国法、人情’自箴者，则执法更何病少加以情乎？要在情理圆融无碍”。又如，“中国人打官司，第一他们都有一个成见，便是钱能通神，明明自己有理，且正好遇见一位清官，即使不花钱，也是你胜诉，但你们如不花钱，总觉于心不安。因此他们在发生权益纠纷要用法律解决以前，先要到各处，想尽方法，找一个法院的人，因而流弊也随之而起”。

《詹言》结尾喟然而叹“此六年中，好像是在过关，并不能说梦境，因为没有任何绮丽可令我憧憬，只是黑漆的一团，自己无能，既不能为恶，又不足以为善，却是这一堆破书，累得我如此，既不能仰事俯蓄，盖一所小房，买一堂红木家具，穿一身西洋料子的西服，娶一位漂亮太太，像某些人一样，复不能稍慰父亲于九泉，掷笔长叹，曷胜凄然”。书之累人，乃至于此，可慨也。

而何挹彭“服务法界六年之间，真正朋友，交了很多，但没有一个是法界的朋友，想起来真不胜痛心之至”，然其《眠雨堂记》却道“入世八年，竟没有因事的关系而遇见一位谈得来的朋友，虽然在公法关系上并没有任何恶感，想起来不无微憾，也足见自己的无能”。《眠雨堂记》撰于“甲申（1944）五月望后一日”，既与《詹言》为同一年所作，则此“八年”当系“六年”之讹。

前揭《古今》“编后小记”称何挹彭“宦隐法曹，而酷喜旧籍”，若非《詹言》存世，“法曹”之真实义则不可得。

另者，《许宝蘅日记》民国丙戌（1946）十二月二十日：“写联一，语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乃阎潜邱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何挹彭谓贞白语见《南史》本传，士安语则《晋书》及本集皆不见，不知何处？何挹彭名奕鹏，与怀儿同事。”此处“怀儿”即许恪儒，乃许宝蘅四女公子，与何挹彭同事，故而笔者曾以何挹彭之行实求教于许恪儒先生。据其回忆，与何挹彭相识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当时，许恪儒在采购科，何挹彭在文书科。其后，临大结束，北京大学总办事处成立，许何二人均供职于会计室。何挹彭嗓子有点哑，善与人交，时常在文学院谈天，而且思想进步，其向许恪儒绍介的第一部书便是《牛虻》。何挹彭有一妹，曾住豆芽胡同。其馀所述寥寥，且大抵与《概况》所载相近，不赘。

何挹彭供职于北京大学之后，亦有一则史料应予提及。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第959号《国立北京大学职员会章程》，“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二十日修正通过”，末附《职员会第一届理监事名单》，“理事”之下有何奕鹏之名，归入“学术康乐”一组（《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04-906页），可见何挹彭之博学与善交。

又谢其章指出“何挹彭的藏书近年时有在拍卖场现身，所拍之书均钤‘北平何挹彭藏书记’，这颗印很大”，而在《五人篆刻选》之内，亦有其藏书记一枚，“北平何氏眠雨堂藏书”，朱文篆书方印，徐之谦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68页）。印色粲然，可惜人亡书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