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李训墓志》中的“朝臣”

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与深圳望野博物馆等在北京联合召开“《日本国朝臣备书丹 褚思光撰文 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暨学术成果公告会”。日本的各大媒体也都很快做了报道，其中的“日本国朝臣备”尤其吸引了各界的眼球。作为我来说，除此之外还十分关注墓主的身份“鸿胪寺丞”。这乃是因为我一直从事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其中关注最多的又是隋唐时期的缘故。加之去年我刚在日本东方书店出了《隋唐外務官僚の研究―鴻臚寺官僚・遣外使節を中心に―》（2019年3月）一书，比较全面地考察了隋唐时期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以及专职及兼职负责外务的官员情况，其中一个重点便是鸿胪寺官员。拙著在讨论鸿胪寺官员时，主要围绕鸿胪寺的一二把手鸿胪卿、鸿胪少卿做了一些考察，基本上未涉及鸿胪丞等中下级官员，就是因为有关鸿胪丞的史料太少的原故。因而，无论从唐日关系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鸿胪寺研究的角度，新发现的这方《鸿胪寺丞李训墓志》（以下简称《李训墓志》）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旋即委托朋友帮忙订购了刚发布的新书，打算等书到后仔细看看其内容再说。

然而在新年期间这几天，不断有朋友询问我对此的看法，同时又看到友人传来的王瑞来先生的《〈李训墓志〉书写者“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澎湃新闻》2019年12月29日，以下简称王文a）、《“朝臣”解》（同2020年1月2日，简称王文b），该墓志收藏者阎焰先生的《我为什么认为〈李训墓志〉中“朝臣备”就是吉备真备？》（同2020年1月2日，下面简称阎文）。这几篇文章关注点都是在该墓志最后一行的“朝臣备”的解释上。拜读两氏大作，感到对其一些看法不敢苟同。尽管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比较清晰的墓志照片，但在网络上，“日本国朝臣备”这几个字的放大照片清晰可见，所以这篇小文先就从墓志最后的“朝臣”说起，略述浅见。

上述王文和阎文都已经指出，“朝臣”乃是日本古代的“姓”，具体来讲是在公元684年即日本天武天皇十三年制定“八色之姓”中的一个“姓”。《日本书纪》卷29天武天皇十三年条云：

冬十月己卯朔，诏曰：“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祢。四曰，忌寸。五曰，道师。六曰，臣。七曰，连。八曰，稻置。（下略）”（国史大系本533页）

其中“朝臣”居于第二位。关于这一方面，王文b还进一步注明了八色之姓的日文发音，即：真人（Mahito）、朝臣(Ason)、宿祢(Sukune)、忌寸(Imiki)、道师(Mitinosi)、臣(Omi)、连(Murazi)、稻置(Inagi)。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上述“八色之姓”的各种汉字表示，只是表示日语的发音而已，与汉字本来的意思没什么关系。这些无疑都有助于人们了解“朝臣”的含义及性质。

但是无论王文ab还是阎文都没有谈到一点，即在这里所说的“姓”日语发音做Kabane，乃是与“氏（Uji）”相对的一个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既涉及到日本古代的“氏姓制度”，即“氏（Uji）”与“姓（Kabane）”的关系问题，也与本文要谈的问题密切相关。

熟悉日本古代史的人都知道，所谓“氏（Uji）”是指古代日本的一种氏族共同体，其形成一般认为在5—6世纪前后。每个“氏（Uji）”都有其名称，其得名或者根据居住地名，如“苏我”、“巨势”、“春日”等“氏（Uji）”；或是依据从事的行业，如“物部”、“中臣”、“忌部”“土师”等“氏（Uji）”。而“姓（Kabane）”则是朝廷根据各个“氏（Uji）”的首长“氏上（Ujinokami）”在朝政中的作用而给予其的一种政治地位，而且可以世袭。早期的“姓（Kabane）”的种类主要有：“臣（Omi）”、“连（Muraji）”、“伴造（Tomonomiyatuko）”、“国造（Kuninomiyatuko）”、“县主（Agatanushi）”、“百八十部（Momoamariyasonotomo）”等。例如上述“苏我”、“巨势”、“春日”等“氏（Uji）被赐予“臣（Omi）”姓，成为了“苏我臣”、“巨势臣”、“春日臣”，而“物部”、“中臣”、“忌部”“土师”等“氏（Uji）被赐予“连（Muraji）”姓，成了“物部连”、“中臣连”、“忌部连”“土师连”等，即“氏（Uji）”＋“姓（Kabane）”。这就是所谓“氏姓制度”，简单说就是，当时的大和政权在“氏（Uji）”这一共同体的基础上，由“姓（Kabane）”而构成的一种统治体制。

到了七世纪后期，经过“壬申之乱”（672年）以后执政的天武天皇，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在原有的“姓（Kabane）”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八种规格更高的新“姓（Kabane）”来区别身份秩序，具体即如前引《日本书纪》史料所示。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前面四种，即：真人（Mahito）、朝臣(Asomi/Ason)、宿祢(Sukune) 、忌寸(Imiki)。而“真人（Mahito）”主要是给予皇亲氏族，所以给贵族的实际上只是后三种，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十一月，根据各“氏（Uji）”对朝廷的忠诚度及贡献，将“朝臣(Asomi/Ason)”赐给52“氏（Uji）”，“宿祢(Sukune)”赐予50“氏（Uji）”，“忌寸(Imiki)”赐予11“氏（Uji）”。据《日本书纪》卷29天武天皇十三年条记载，被赐予“朝臣(Asomi/Ason)”的52“氏（Uji）”具体名单如下：

十一月戊申朔，大三轮君、大春日臣、阿倍臣、巨势臣、膳臣、纪臣、波多臣、物部连、平群臣、雀部臣、中臣连、大宅臣、粟田臣、石川臣、樱井臣、采女臣、田中臣、小垦田臣、穗积臣、山背臣、鸭君、小野臣、川边臣、栎井臣、柿本臣、轻部臣、若樱部臣、岸田臣、高向臣、宍人臣、来目臣、犬上君、上毛野君、角臣、星川臣、多臣、胸方君、车持君、绫君、下道臣、伊贺臣、阿闭臣、林臣、波弥臣、下毛野君、佐味君、道守臣、大野君、坂本臣、池田君、玉手臣、笠臣凡五十二氏，赐姓曰朝臣。”（国史大系本534页）

“朝臣”最早日语叫做Asomi，因而汉字也曾作“阿曾美”，后来一般读作Ason，汉字也就固定成为“朝臣”了。在奈良时代（710-794）和平安时代（794-1192），给各个氏族赐姓最多者就是“朝臣(Asomi/Ason)”，所以到最后几乎所有的贵族以及新兴的武士都拥有“朝臣(Asomi/Ason)”这一“姓（Kabane）”。最有名的就是源氏的“源朝臣”、平氏的“平朝臣”，包括后世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也都拥有“朝臣(Asomi/Ason)”这一“姓（Kabane）”。所以实际上到了后世，“朝臣(Asomi/Ason)”已经失去了表示序列的“姓（Kabane）”的原意，成为了一个形式化的东西。

上面谈古代日本的“氏姓制度”，主要目的是想说明“氏（Uji）”与“姓（Kabane）”的关系，即所赐之“姓（Kabane）”一定是在“氏（Uji）”之后，即“氏（Uji）＋“姓（Kabane）”，这一顺序不能改变。凡是提到“朝臣”，必定是跟在“氏（Uji）”之后。在上引《日本书纪》记事的下面，随手一翻就可以见到很多例子，诸如：高向朝臣麻吕、藤原朝臣不比等、粟田朝臣真人、石上朝臣麻吕、小野朝臣毛野、中臣朝臣麻吕、巨势朝臣多益须、田中朝臣法麻吕、与穗积朝臣山守、下毛野朝臣子麻吕、等等（参见《日本书纪》卷29、卷30）。若再举遣唐使的事例来看，《续日本纪》卷1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条载：

正月丁酉，以民部尚书直大贰粟田朝臣真人为遣唐执节使、左大辨直广参高桥朝臣笠间为大使、右兵卫率直广肆坂合部宿弥大分为副使。（下略）

《续日本纪》卷7元正天皇灵龟二年（716年）条载：

八月癸亥，是日，以从四位下多治比真人县守为遣唐押使、从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吕为大使、正六位下藤原朝臣马养为副使。（下略）

上面引用的《续日本纪》的两条史料，都是有关遣唐使的任命记录。其中灵龟二年（716年）的这次任命，正是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人作为遣唐留学生随行的那次遣唐使。只不过，下道真备（即后来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当时都只是十几岁的年轻人，是随行的留学生，尽管二者都有世袭的“朝臣(Asomi/Ason)”这一“姓（Kabane）”，但在当时并没有资格出现在遣唐使的任命书中。另外，上面史料中提到的遣唐大使“从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吕”并非阿倍仲麻吕，此阿倍非彼阿倍也。

在这里，我们不妨就以这次任命的遣唐大使阿倍朝臣安麻吕为例，来做一总结。简言之，在“从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吕”这一表述中，“从五位上”＝品阶、“阿倍”＝“氏（Uji）”、“朝臣”＝“姓（Kabane）”、“安麻吕”＝名。

在这里还有提到一点，在给“氏（Uji）”赐以“姓（Kabane）”之后，两者合起来也称为“姓”，只不过这里的“姓”按照日语音读作Sei，而并非Kabane。换言之，“姓”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姓”指的是Kabane，而广义的“姓”则指Sei。同样以阿倍朝臣安麻吕为例，在狭义上讲“阿倍”是“氏（Uji）”、“朝臣”是“姓（Kabane）”，但在广义上也可以说“阿倍朝臣”是“姓（Sei）”。因此，“阿倍朝臣”是一体的，可以省略表示地位的“朝臣”，但不能省略“阿倍”。所以我们通常将其称为“阿倍安麻吕”。

阎文根据《敕献东大寺献物帐》（大小王真迹帐）图版中有天平宝字二年（758）六月一日的“紫微内相从二位兼行中卫大将近江守藤原朝臣”的署名（正仓院事务所《正仓院宝物·北仓》，朝日新闻社，1988年）而说其仅仅签押“朝臣”二字，显然是误解。其所署名者乃是作为广义的上的“姓（Sei）”的“藤原朝臣”。至于阎文说古代日本作八色之姓时，应有直接用“朝臣”为姓的状况，则属于没有根据的臆测了。

谈到吉备真备，也是同样情况。日本史籍中有关吉备真备的记载，基本都出现在他从唐朝留学回日本以后。一条是在735年，他第一次留学后刚回日本时。《续日本纪》卷12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年）条载：

四月辛亥，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下略）

请注意在这里，他的名字叫“下道朝臣真备”。还有一条记载是在775年，即吉备真备去世以后。《续日本纪》卷33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年）条载：

宝龟六年十月壬戌，前右大臣正二位勋二等吉备朝臣真备薨。右卫士少尉下道朝臣国胜之子也。灵龟二年，年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七年归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学助。高野天皇师之，受礼记及汉书。恩宠甚渥，赐姓吉备朝臣。

由此可知，“吉备朝臣”是其回日本以后的赐姓（据《续日本纪》记载，赐姓乃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即746年之事）。当然这里所说的赐姓是广义上的“姓”。由此其全名由“下道朝臣真备”变成了“吉备朝臣真备”。因此倘若是由日本人来写的话，则一定会依据氏姓制度，称姓为“吉备朝臣”，全称“吉备朝臣真备”，通称“吉备真备”，但却不会称作“朝臣真备”或“朝臣”。管见所及，从未在日本史籍中见到此类表述。

说到这里，或许马上有人会问，那么《旧唐书》卷199上《东夷传/倭国》（石按：王文b将此误记为《旧唐书》卷199《日本国传》）提到的“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 “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以及《新唐书》卷220《东夷传/日本》中的“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粟田复朝，……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中的“朝臣真人”和 “朝臣仲满”又作何解？而且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五还专为此立项曰：“朝臣。日本国使臣朝臣真人，长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石按：王文b从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辩证》转引《元和姓纂》上文时，断句有误记）。这些又当怎样解释？

关于这一点，几句话难以说清楚。这里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上述记载均出自于中国史籍的记载。简而言之，此与唐人以及其后的历代中国人对于日本情况的认知程度以及误解有关。关于这一方面，我曾在拙著《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二章中有所论及，譬如在唐人的眼中，“倭国”和“日本”到底是何关系，实际上并不清楚，如有时间请读一下同载于《旧唐书》卷199的《倭国传》和《日本传》就自然可以明白这一点。此外其他还有很多偏见以及误解，仅以上引史料来看，各条记载就已经很混乱，年轻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居然被两唐书这种官修史书误认为是日本的“偏使”或副使。由此亦可见一斑。好了，由于篇幅关系，就此打住，余言有机会再加申说。

（2020年1月3日于往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