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学

伍国 學人Scholar

1980年代，北京五道口百货市场（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文 | 伍国，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第一批“20后” 已经出生，第一批“00后”也进入大学了。曾经经历过的大学生活，以及当时的校园文化和氛围也已经沉入还不算太远的一段当代史。放在今天来看，似乎也有一些追忆的价值，也许可以作为未来的某种原始资料罢。

01 教师

对于稍年长的人来说，九十年代初的校园大概总体上是沉寂的。政治的热忱已然结束，市场的大潮一时又尚未卷来。我们刚刚在《渴望》里的“悠悠岁月”歌声中从一群高中生变成了大学生，又被突然放进一个英语的环境里（学人君按：作者时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所有的专业课都用英语讲授，一开始几乎都听不太懂。专业训练最初从精读，快速阅读，听写，用自己的话复述原文开始，过渡到笔译和口译。在专业课以外，非专业的有关于法律常识，有现代汉语，有中国革命史，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国际政治。这些都是按部就班安排的必修课，没有选修制度。那时没有“心灵鸡汤” 这个词，也没有一门课反复讲和人生、友谊、婚恋有关的问题，或许现在的学生更关注这些个人的问题。

1980年代，北大学生食堂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亲切，礼貌，而又保持距离。大学教师的亲切、随意和高中老师的严厉当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我们感觉受尊重和得到平等对待。分数下来了，老师会写在小纸条上，只给你一个人，表明很注重隐私。我们和老师之间并没有过多的接触。他们上完课就走，并不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也没有多少在课后和老师交往、聚餐的经历。只有很少的一两次，全班应邀到了人到中年的法语老师家里做客。还记得这个女老师闲谈间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啊，婚姻这个事情，别人介绍的，双方条件都看好了，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是我的记忆中老师在私下场合发的一点个人小感慨，不过，这样的话，对于二十出头的我们，又能听懂多少呢？

老师们很多都去过国外，但是他们几乎从不讲国外的情况，除了上面这位老师在家里提到一件小事：在法国有很多温州人，她就问他们，你们也不懂法语，很不容易啊。然后她接着说，温州人回答，我们在北京，说话你们不是也听不懂吗？老师说着笑了，我听了也觉得答得很妙。

她还告诉我们，有一个叫盛成的旅法老学者，作家，诗人，最近落叶归根，定居这里了。多年后我专门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盛成果然很有名，他多次见过孙中山先生，被誉为“辛亥三童子”之一。在回国定居几年后，盛成老先生于1996年年底辞世。

上世纪70年代的盛成。让-皮埃尔·阿涅尔/摄

当时的一些中年教师颇有学者的温润敦厚之风，还记得一位老师在课堂上笑眯眯地说，“抓猪”（促进生猪养殖）在英译之前可不能把中文误解成用手“抓住猪”，此前就有人犯过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待遇、住房等等问题，那时的年轻教师似乎普遍不怎么安心，都希望跳槽到政府部门或者大企业去工作，这在九十年代初期或许是常态，或许这也是他们和我们保持友善的距离，并不“打成一片” 的原因。不过我们并不很在意他们的选择，甚至不觉得有过于密切的必要。如果他们能找到更心仪、待遇更好的工作，我们也会为他们高兴。师生之间总的来说可算是相安无事。

02 外教

我们的老师里外教的比例更高。他们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每个学期都有，水平参差不齐。有一个教口语课的二百斤重美国胖子上课是从来没有计划的，就是瞎吹和一些基本的指导。他的爱好是每周去成府路的一家烤鸭店吃一只烤鸭。他请学生去吃烤鸭，学生吃的部分，先由他向餐馆付钱，然后再逐个给他付钱。另一个美国教授学问好些，自称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教过书，他给我们照合影，冲印出来，也要一人几毛钱地收费。直到今天我还是怀疑，如果是中国人去另一个和自己国家经济水平相差很大的地区教书，住着对方提供的免费且提供服务的公寓，可能实在是不好意思一个个地向几个学生收那点小钱的（我们班只有18个学生）。

美国外教为了方便，在第一个学期就给我们每个人取了英文名字，如果我们不接受，可以换，或者自己取。但是，一个斯里兰卡裔加拿大外教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给中国学生取英文名字是一种不尊重，所以他坚持按照我们名字的拼音来点名，哪怕错得令人发笑，纠正以后也坚持。他教英美报刊选读，上课非常投入，经常汗流浃背。他在取名上对于权力关系的批判反思精神，尤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自己在美国的日常生活，工作，以及英文的研究、发表、出版中，也彻底放弃了曾经有过的英文名字。

有一个教美国文学史的教授是非常专业也认真的，用的教材是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但我们当时的认知水平和这个美国学者的讲授可能还是有距离，导致我们课堂有一天非常嘈杂。老教授觉得受到屈辱，气愤地把书摔了，不肯再讲。结果是副系主任来救场，安抚好她，直接替她把那堂课上完了。说来奇怪，中国老师讲同样的内容似乎好懂得多。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愧对这位美国老教授。

有一堂课要求每周用英文写周记，内容自定。有一次，我写了幼年时对地震的记忆和地震在家庭里引起的恐慌。教这门课的美国老师作了一段很认真的批注，说她很感动。还有一门课要求每人每周自定题目对全班作英文口头报告，我记得我介绍了当时发生的一件很著名的、一个美国青年在新加坡因为涂鸦被鞭打屁股的事。

就对英美国情和社会的了解来说，虽然我们使用的是翻印的原版书籍，一册英国概况，一册美国概况，但讲课的外教很随意，书的内容也是泛泛而谈，可能连现在《孤独星球》出版的旅游指南书都不如。那时的学校倒不管过万圣节的事，甚至还开放礼堂前厅办万圣节晚会，很多外教都来了。就对一般的美国文化的了解来说，万圣节晚会倒有一点贡献，但也仅此而已。

美国本科生对中国的了解，因为课程设置及其所要求的广度和深度，阅读数量，以及对学生自己研究的规定，是远远超过我们当时对英美的粗浅知识的。外教潜意识里绝对没有把完整和真实的西方告诉我们的动力。我们也没有机会去追究美国的种族关系，去问在美国男女究竟平不平等，美国青年究竟如何看待基督教，反越战抗议在美国究竟有怎样的冲击……而现在的美国同事中有一名在读本科的时候，对中国的了解就是通过一系列指定读物，他特别强调了乐黛云教授的回忆录 To The Storm (《朝向风暴》)。另一名同事在本科阶段写过关于孙中山的论文。他们之所以做这些阅读和研究，完全是因为读书期间有一些并非自己的专业方向但又有一定深度的课程可供选择，而一旦进去，哪怕是零背景也必须努力到达一定的高度，否则得不到像样的分数。这是强制阅读、分析、写作的课程设计本身决定了的。

因此我仍然持有这个观点：就个体而言，美国大学生不比中国大学生更有主动性，更有纯粹的求知欲，但是，美国的教学制度——比如主修和辅修的强制结合，通识课的必须，大量深度阅读为基础，以讨论和研究为方向的方式，及通过教授进行的严格实施（以及对教授的严格要求）塑造了他们。这也是我对不注重阅读、不讲研究和写作、只靠老师舌灿莲花的文科课程教法持反对态度的原因。另外，“外语系”花四年的时间磨练听说读写译的技能，学习文学和文学史，而不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进行带研究性质的深入学习和批判思考，也不够注重初步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训练，在设计思路上有一定缺憾。

03 阅读，电影，旅行

文学史和选读从最古老的英国叙事诗开始一路下来，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但完整的长篇小说都是课外读的。课外阅读英文原著，似乎是从《爱情的故事》和《简·爱》这类故事比较熟悉的开始，真正觉得读出味道，感到喜欢的作品是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和迪金森的诗，以及毛姆的系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极富童趣，我很爱读。一些英文编写的圣经故事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的。有时也读英译的其他国家作品，比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后来个人偏好带有某种反省的、类似个人心灵史一类的叙事，如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包括毕业以后才读到的高行健的《灵山》），或者对人性进行反省的寓言式作品如戈尔丁的《蝇王》。即使到现在，我也保持着读小说的习惯，前一段时间把铁凝的早期作品《哦，香雪》读了两遍。这真是个既精巧又温暖的短篇。

当然，读《废都》，笑说“此处删去XX 字”，想着如何填满方格，也是当时宿舍里的一点娱乐。当时的教育部长来学校作报告，在报告时也顺带把《废都》批了一顿，反倒让我们更感兴趣。几年前，我偶然在国内一所大学听贾平凹讲座，他还提到自己当年如何因为出了《废都》被舆论抨击得住院。在我听讲座的时候，他的新书正在开卖，主持讲座的老师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善意地提醒学生，如果没有买贾老师的书，就不要请贾老师签名了，因为如今贾老师的书法也是很值钱的。贾平凹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仍然是早期的商州系列。

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听力，每周有一个下午在一个教室放映美国电影的录像，我们当时看过的有《与狼共舞》、《小鬼当家》、《变相怪杰》等，在图书馆里看过中国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学校的礼堂里会在晚上放映那时公映的国产电影，只要一放我们就会买票去看，印象比较深的有《遭遇激情》、《香魂女》、《永失我爱》。在冬天，校园里的路灯光穿透周遭的薄雾，我们看完电影一路呼着白气一路议论着电影走回宿舍。

校外人员来做的讲座中，我印象比较深的反倒是和专业无关的，可能因为接触得少而有新鲜感：李德伦讲音乐，郑晓瑛谈女子爱乐乐团。我们曾骑车去看清华大学民乐团的演出，坐学校安排的大巴去中国美术馆看1993年的 “法国罗丹艺术大展”；坐公交车，转地铁，大概又倒公交，去看人艺的话剧。不过人艺毕竟太远，而且剧目晚上上演，对我们来说也不方便，因此只看过徐帆主演的《阮玲玉》——那是1994年。那一年暑假还看了李连杰的电影《中南海保镖》。北外的许国璋教授在1994年的秋季学期仙逝，学校专门派了车让老师们去参加追悼，想必很多老师是他的学生，但我们的教材都不是他编写的。

那时可能没有现在这种风格的“偶像”。“黑豹”和窦唯、张楚、老狼、沈庆……大概就是那时我们很佩服的。曾经和同学专门骑车去看过一次“唐朝”的现场演出，看他们甩着长发呐喊“梦里回到唐朝”。记得那是在北京体育学院。

北京大栅栏的电影院前贴出美国金发美女穿上比坚尼泳衣的电影海报

图书馆新馆落成后，可以自由入库读书，每次可以外借五本。同宿舍的舍友经常分享徐志摩和丰子恺的文笔，我记得自己在这段时间仔细地读了王蒙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他写新疆的那几篇，另外把竖排的脂批本《红楼梦》读了三遍。当时隐隐觉得，徐志摩也未必是个花花公子一类人物，因为他的一些诗里，例如《半夜深巷琵琶》，对社会底层的同情是强烈的，还有一首诗写一个孩子夭折的母亲，在雪夜里把草席铺在坟上，读了很受触动，也感觉他的诗并不尽是“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的个人情调。

一个下午，在图书馆的中文现刊阅览室里的《小说月报》上偶然读到余华的《活着》的时候，一下被吸引住了，读完以后内心极度震撼，感觉好像从另一个世界里游历了一圈回来。

每年五一、十一的假期，或者暑假，同学们会相约结伴坐着绿皮火车去旅游。我去过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恒山悬空寺，去北戴河看过海上日出，在内蒙古，为了看草原搭过顺路的卡车。有的同学去爬泰山。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旅游也并没有什么难度，到了目的地，找个旅馆，买张地图，打听如何坐车就行了。1992年的大学第一个寒假，父亲去四川广元接我，特地安排我游广元、剑阁、梓潼、江油四处，一路探访栈道关隘，故里胜迹，可惜没有留下照片，如今已是天人永隔。

04 五道口

从学校步行可到五道口，是我们日常最方便能去到的活动中心。五道口在当时有一家老式的、有售货员的百货公司，一个农贸市场，一个新华书店，一个外文书店，还有众多空间狭小的私人小书店。在这里可以买一些参考书、英文小说、现代中国散文。我的1993年版《汪曾祺文集》，川端康成小说，王佐良翻译的英诗都是在五道口买的，还买过王统照，丽尼的散文，也在这里买过书来对照研读夏济安对英语散文的翻译，另外还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里看过一次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读大学期间在五道口的小书店里接触到的文集，如丰子恺、梁实秋、徐志摩、周作人、王统照、梁遇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开启了另一个文字世界。这里没有古典传统名著里的权斗和暴力，也没有左翼文学里那么多的政治性。虽然那时并没有“民国热”、“民国范”这样的词语，但是我们似乎已经多多少少地被他们所影响，然而又不是通过咀嚼名人轶事，而是靠文字本身去感受。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文化出版界，也要感谢那些那些不论自身境遇如何，都用刚刚成型的现代汉语留下了精美篇章的作家。

在1995年的上半年，学院路上北航附近开了一家新的书店，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装帧尚十分简陋的《黄金时代》，但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我相信那是这本书的第一个版本。在将近二十年以后的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中，我引用和分析了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一段非常有趣的情节。

多年以后回国，曾在万圣书园的墙上看见大概名为“五道口的前世今生”的图片展，还特别留意了一下。不仅因为去过太多次，更因为，虽然现在有了那时没有的地铁站和购物中心，但那个乱糟糟，城乡结合，既有书卷气又有烟火气，路边时常卖着烤白薯或者烤羊腿的五道口现在没有了，连同那些在宿舍里听着北京音乐台的夜晚。

原标题：《伍国：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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