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遗事三探：曾为俄国皇太子护航，率领三舰访问长崎

邓世昌于甲午一战壮烈殉国，名垂宇内，然而除了壮烈牺牲的经过，有关邓壮节公生平的可靠记载仍不够详瞻。本文将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邓世昌遗事：1891年率“致远”“靖远”舰为访华的俄国皇太子护航，1893年率领三舰访问日本长崎，光绪御赐邓母匾额是“教忠资训”而非“训子有方”，1898年邓氏宗祠原有门联写的是什么。

两次执行任务

光绪十三年（1887），邓世昌奉命带领海军官兵400多人，乘坐招商局“图南”轮船前往英国，接驾新下水的致远、靖远、来远、经远四艘军舰回国，由北洋水师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任总指挥，邓世昌担任致远“管驾”（舰长），驻英使馆随员余思诒以文官身份负责“护送”，随后写成《楼船日记》一书。在一百多天的接舰航程中，余思诒与邓世昌均驻扎在“致远”舰，登岸时也时常一起活动，得以近距离观察邓世昌统率指挥致远舰的各种演练过程，以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

邓世昌熟悉海军各种操作规程，有着丰富的航行经验，多次镇定自若地指挥“致远”舰排险，处理机件损坏。在从新加坡出发的一段航程，由于没有按海图路线走，邓世昌一夜没有合眼，一直指挥、监控着整个过程。

邓世昌高度的爱国心，不仅在体现在甲午年的薄敌陷阵，而是在平时的工作中时时处处表现出来。八月初四日，舰队停靠在地中海入海口的直布罗陀（英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去的殖民地），有8个流落西班牙的广东华工前来求援，叙述在西班牙被人欺骗的苦况，希望搭顺风船回国。邓世昌在查验了他们的证件后，立即找到当地的英国警官，了解清楚情况，第二天把其中两人接上船，并安排他们在船上做杂工。

世界海军通例“凡水师登岸，行必成列，立必整齐。水勇遇各国水师官，皆摘帽傍立候过。”邓世昌从英国、地中海各港到亚丁、锡兰（斯里兰卡），都受到礼遇，只有埃及礼貌稍逊。当舰队抵达新加坡时，邓世昌与同僚登岸，沿途有数十个外国水勇列队而行，见到四个中国舰长，竟然不按惯例避让路脱帽致敬。邓世昌立即大声加以斥责，教育他们让路行礼等候舰长们走过。（余思诒：《楼船日记》，第105页）

光绪十七年（1891），俄国皇储（即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中国。3月24日，邓世昌受命率领“致远”、“靖远”二舰提前抵达香港，为迎接护送事宜作准备。4月4日，俄国皇太子乘坐“亚速号”抵港，第二天一早换乘招商局“江宽”号舰前往广州访问。4月10日，皇太子再次从香港出发，由邓世昌率领两艘中国军舰护送，12日抵达马祖，14日到花鸟岛。15日，邓世昌率“致远”先行，在吴淞炮台迎接，“靖远”则紧紧跟随着皇储座船。4月18日，俄皇储在上海换乘浅水船上溯武汉，邓世昌顺利完成了“随护”任务。（安徽版《李鸿章全集》第23册第168-170页）

随行的俄国公爵、李鸿章老朋友乌赫托姆斯基写道：“香港总督和英军司令迪格比·巴克少将前来‘亚速号’拜访。此外，还来了两艘炮艇的船长（身着民族服装），他们是从北方（李鸿章的舰队）派来为尊贵客人护航的。”“中国军舰上的船员选拔自生长在岛上或大陆海岸边的水手，乃是上等人才。不幸的是，整个帝国没有专门的海军衙门，力量分散在四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总督手上，指挥官都不了解欧洲战略和当代科技。”（《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第196页）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船队遇到大雾，“有一点让人很吃惊，两艘中国护航舰一分钟也没有落后于我们，它们设法不鸣笛航行，偶尔陷入滩上急浪中，然而仍然坚持执行李鸿章的命令。”（同书第241页）在俄国船只受浓雾影响被迫打散队形的情况下，邓世昌能让“致远”“靖远”紧紧跟随皇太子座船，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

1893年再访长崎

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1893年3月11日），邓世昌率“致远”、“超勇”、“扬威”三舰访问日本长崎，此事在各种清末海军史著作中都没有叙述，各种邓世昌传记也都失载。冯青在《中国近代海军与日本》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是“北洋舰队访日与日本的应对”，写了1886年第一次访日与长崎事件、1891年第二次访日、1892年第三次访日，唯独没有谈到1893年邓世昌访日。

1886年的北洋舰队首次访日时，发生了长崎事件。水师提督丁汝昌最初的打算只是单纯的入坞修理与补充燃料，孰料发生中国水兵与长崎巡警之间的恶性冲突，1名中国海军军官、7名水兵死亡，约80人受伤，发展为重大外交事件。日方实际认为清廷此举是一种“威慑”行动，由此加速了对华备战的步伐。有论者认为，北洋舰队的几次访日，给了日方了解中国海军实力以可乘之机，刺激了日本朝野对华的仇视心理，也让日方得以详细了解北洋水师的实力，是不明智的行为。

丁汝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893年初，他仍然派邓世昌率3舰在海面巡逻时到长崎加煤。3月10日，《申报》提前得到消息，报道称：“长崎理事署及采办军煤之荣昌号，接得北洋水师营来信，悉邓正卿军门将率致远、超武（勇）、扬威三兵船东游扶桑之国。”

3月22日，《申报》以“日东耀武”为题，写下了详细的回顾报道：

3月11日下午4点，北洋水师致远、超勇、扬威三舰自上海抵达长崎，只听得炮声如雷霆，中外人士都涌到港口眺望，但见致远舰高悬“副统领”旗帜，进港时兼挂日本国徽，鸣炮21响致敬，日本军舰“海门”舰升旗、燃炮作答礼。片刻，中国驻长崎领事（当时称“理事”）张桐华登舰拜会邓世昌，畅谈一小时而别，鸣炮7响相送。5：30分，邓世昌偕同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穿戴官服，前往理事署回拜，张桐华以茶点招待，询问行程，邓世昌回答说，此次在长崎停留一礼拜，3月19日须动身前往高丽，没有时间访问神户、横滨。谈话完毕，3人回船。第二天，经办加煤的荣昌号东主，在“大鹤楼”宴请邓世昌。午后，邓世昌等偕同理事署翻译王某，前往长崎县署拜会代理知县中村，宾主均用英语交谈。13日上午，中村登船回拜，送客时鸣炮7响。14日晚，理事署宴请于三江会所。

此次访日，距离甲午大战一年半，致远等三舰再次送上门来，给了日方又一次观察中国战力的一个机会。《申报》“日东耀武”标题，体现了当时社会妄自尊大的虚骄之气，举国上下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察觉。“致远”为何一定要从上海到长崎加煤，是否属于当时北洋水师的惯常“动作”，这个专业问题，尚需留待海军史专家解读。

邓世昌两次前往欧洲接舰，多次往返日本，自身又勤于学习，善于观察，他对世界各国包括日本海军的实力、训练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心里非常明白北洋水师几斤几两，一直显得忧心忡忡。甲午年春，他短暂回到老家广州，在与新会进士谭国恩叙谈时，“戚然谓无事则已，海军罔济。”（谭国恩：《写趣轩续稿》卷一）他知道一旦开战，北洋水师打不过真正的强敌。可以想象，当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早就抱定与敌拼命的决心。

谭国恩还写到，公馀之暇，邓世昌喜欢临池作书，收藏图书甚富，这跟他后人的回忆完全吻合。此次故乡把晤，邓世昌还请谭国恩为规划中的邓氏宗祠内“绎思堂”题写匾额。

当“致远”舰即将沉没时，谭国恩之子谭学衡也在北洋当差，驾轮向前救援，被敌舰所阻而未果。谭学衡1885年就读于广东水陆师学堂第一期驾驶班，毕业后留学英国，在北洋海军服役。他是甲午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这一批幸存者叶祖珪、萨镇冰、谭学衡、程璧光、刘冠雄等人，日后都成了清末民初海军的主要领导人。1896年，中国向英国订购“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派程璧光、林国祥、谭学衡等前往监造。1897年，这个团队负责驾驶两艘军舰回国。1905年，因管理安徽武备学堂成绩突出，被提拔到海军处副使，随后出任海军副大臣。辛亥年袁世凯复出时，命谭学衡代理海军大臣，随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以内阁阁员身份副署，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著名挽联高邕撰书

邓世昌于1894年9月17日殉国，清廷隆重赐恤，到乙未十二月十四日（1896年1月28日）在广州光孝寺设灵开弔，“官吏绅士，无论平日识与不识，均具生刍一束，叩奠灵前。寺中房屋虽多，几至无容足之地。挽联祭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1896年2月8日《申报》）其中最著名的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一直被误传是光绪帝御赐。陈明福在《海疆英魂》依据邓世昌曾孙女邓立英保存的老照片，指出是高邕撰书，但并未能有效消除误传，至今仍有。陈明福在书中写道：

邓世昌的曾孙女邓立英保存着一张世人未见过的邓世昌照片。照片上的邓世昌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便服，坐在藤椅上，态度安详。相片上端正中题有“邓壮节公像”，左右题有对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下联旁书小字“光绪乙未高邕”，下有两个印记，已模糊难辨。（陈明福：《海疆英魂》第377页）

由此可知，流传于世的邓世昌题联遗像，最右边“光绪乙未高邕”字样及两处钤印被剪掉了。笔者查到当年香港《华字日报》报道，为陈明福的结论提供了有力佐证。

1896年1月30日《华字日报》为纪念邓世昌，特地将各方致祭的挽联刊登出来，顺序是“XXX云”，跟着挽联正文。这批挽联当中，有一首是“水利局云：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当时广东尚未有水利局这样的机构，该联应该是上海南市水利局同人敬献。1898年8月16日《申报》报道：“南市水利局帮办高邕之司马，现经江海关道札饬帮办会丈局务，所遗水利局帮办一差，刻下尚未委人。”《申报》、《华字日报》与陈明福所亲见照片，这三者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这副名联确实是上海南市水利局帮办高邕撰书。高邕（1850-1921），字邕之，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书法家。

后来，笔者从邓辉粦老师转发的某藏家藏品中见到这张未经修剪的照片，可见到“邓壮节公像”左侧有“高邕”署名并用印，对联左侧另有“光绪乙亥高邕”落款。至此，问题彻底解决，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可确定是高邕撰书，与光绪帝完全无关。

御赐匾额“教忠资训”

1897年9月，邓世昌母亲郭太夫人因病仙逝于上海，9月10日举丧，灵柩暂厝广肇山庄，仪式极为隆重。《申报》记者不惜笔墨，详加论列，为免失真，将原文略加标点如下：

其前导除冲风、湾号、马执事、马吹打外，则有“肃静回避”“提督衔广东水师营副将赏戴花翎予谥壮节三代一品封典”等衔牌二十余对，又有“乐善好施”黄匾一方，继之以制造总局所送之西乐一班，后随炮队营兵丁一队，各负刀叉、洋枪等件，后又有督标奇兵营健儿一营，荷戈执戟，殊壮观瞻，间以祭亭、猪羊亭、香亭、容亭等十余座，中杂清音，后随僧道，每一人张以逍遥伞一顶，有八人各穿花衣，随路吹弹丝竹，又有比丘尼八人执幡相送，后即銮架，又有“奉天诰命”等黄牌两对，诰命亭一座，继以西乐一班，顶马一匹，对马八匹，魂轿一乘，由子侄辈扶之而行，灵柩则用大红縀全金蟒绣材罩，以十六人舁之而行，前有孝帏，后有护卫。至执绋相送者，亲属外，同乡之人与壮节公之有谊者不下数十余人，沿途驻足而观，人山人海，殊为非常拥挤云。（1897年9月11日《申报》报道“寿母殡仪”）

10月3日，《申报》又报道了光绪帝赏赐牌匾给邓母的消息，巡行仪式十分隆重。10月2日，邓世昌长子邓浩洪恭备香案跪迎牌匾，10月2日“升入黄亭，游行各处，前导除旗锣伞扇外，有衔牌十余对，如‘予谥壮节’‘特旨旌奖’‘诰封一品夫人’‘晋封一品太夫人’之类，继以銮驾全副、鼓乐两部，及刽子军、健香亭、诰命亭，材官八人持刀簇拥，由慎余里公馆过垃圾桥，绕道大马路、四马路然后折回。”由此可知，邓世昌母亲及长子因家族生意关系，定居于上海老垃圾桥边、苏州河北岸的慎余里。

长期以来，人们都说光绪帝给邓母所赐匾额是“教子有方”，这是又一个大误会。《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辛巳条记载：“谕内阁。礼部奏，遵议御史潘庆澜奏请将已故总兵之母旌奖一折。已故总兵邓世昌，恪遵母训，移孝作忠，力战捐躯，死事最烈。伊母郭氏训子有方，深明大义，着赏御书扁额一方。交谭锺麟等转给祗领以示旌奖。寻颁扁额曰‘教忠资训’。”光绪帝这个表彰行动，分成下令、实施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下达决定，第二个环节是由南书房翰林具体书写，实际写的是“教忠资训”。皇帝表彰郭太夫人的上谕里面有“训子有方”四字，或者因此而引起误会。

邓世昌殉国后，光绪帝还下令在原籍广州赐祭，由广州知府主祭，1898年1月15日《香港华字日报》专门作了报道：“吾粤番禺邓壮节公蒙恩予谥、宣付史馆、赐祭一坛，褒忠盛典，至优极渥。月之二十一日，由广州府州太尊排列仪仗，恭赍敕书，用‘德泰’轮船渡河前往龙珠里公之专祠致祭，其公子浩洪门外跪迎。迨至礼成，太守驾返，公子亦叩送如仪。祠中高悬御赐公母郭太夫人‘教忠资训’匾额一方及京师大僚挽联多轴。”该报并录下邓氏宗祠两副对联。

柱联：

颁彝典而荐馨，谥以壮节嘉名，万代不忘沾帝泽；

拜国恩于诰命，锡以教忠资训，九泉深感颂皇恩。

门联：

圣泽播于南阳，拜手庭阶，穆穆皇皇，俨若天颜咫尺；

君恩承于北阙，对扬休命，雝雝肃肃，居然廊庙规模。

香港华字日报

邓氏宗祠

今邓世昌纪念馆（邓氏宗祠）原有匾额、对联均在“文革”中失去，《香港华字日报》的记载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