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 | 我不想在耗子窝租一辈子

【编者按】

2020年，最大的一批90后步入而立之年，自私、任性、非主流的标签，逐渐让位给“社畜”、佛系、养生的自嘲。在富足和贫乏、保守和洒脱、乐观和焦虑之间，这个年轻群体所呈现出的多元和矛盾，也是复杂中国社会与飞速发展时代的一个缩影。

奔三的90后，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所处的时代，在他们的成长轨迹和精神面貌中打下了怎样的印记？澎湃·镜相栏目推出系列策划《奔三的90后，现在过得怎么样》，一起来看看当代90后的生存图鉴吧。

文 | 杜梨

编辑 | 刘成硕

一

2017年初的冬日，深夜3点多，25岁的颜星顶着一头有些油、掺杂着白发的头发，合上了公司的电脑，客户要的广告文案刚刚写完初稿。他在滴滴上叫了车，等了十五分钟，还是没有人接单。深夜的东四金宝街，这里紧邻王府井，打车的人很多。他在微信上给好友小胡发消息，“下班了，我排位到30多位，什么时候能回家？”

在他看来，只有十年的好友小胡能理解这三个字后面的痛苦和无奈，没过多久，小胡发来一句话，“赶紧辞吧。”

“我辞了能去哪儿呢？” 颜星穿好羽绒服下楼，扑面而来的冷空气让他打了个寒战，夜晚车少，只要20多分钟就能回到白堆子地铁站边的老小区，白堆子地铁站位于甘家口，在北京三环内阜成路和首都体育馆南路的交汇处，颜星在那里花2500元每月租了个10平米的单间，三居室，和三个人一起合租。

他的房间里，立柜紧挨着铺着印着小花的单人床，单人床对面是书桌，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电脑和小音响，堆着一些文学和社科书籍。墙上贴着他从家里带来的摇滚乐海报，床头的夹缝里立着漱口水、洗衣液、发胶、喷雾和治痘的护肤品，床边靠着一把大学时买的木吉他。只有床上和椅子两处地方可坐。颜星长得像松鼠，小胡戏称他的出租屋为 “耗子窝”。 

面对朋友的奚落，颜星安慰自己——甘家口浴池曾经出现在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在剧中，贾志新同志第一次当上了宇宙公司的老板，如此说来，我住的小区也算是名门正派。

颜星家在北京六环郊区，房山的燕化星城，从家到公司单程50多公里，公交车换乘两次，全程需要2个小时。2017年初，房山线的延长线燕山线还没有修好，如果他选择坐地铁，需要先坐30-40分钟的公交到房山线终点站，再从房山线换乘几次地铁，也需要2小时。如果他选择开车，需要经过京港澳高速，大概1个半小时。他的工作单位紧邻王府井，停车费每小时10元，对经常工作12小时以上的颜星来说并不合算，加之晚上经常加班到深夜，在市里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颜星家里的车是河北牌照，已经摇号三年，依旧没摇到京牌。为了方便颜星母亲进城看病，家人只能去河北涿州买了车牌号。颜星对此评价道，“别记着自己在摇号就完事了。”

他在小本子上计算了很久，才舍得在租房的小区里以每月450元的价格租了个停车位。不料，到了2019年元旦，街道实施电子收费以后，要求三证合一，也就是说，要求租车位人的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的地址都必须在白堆子老小区。颜星达不到续租条件，无法自由用车，回家频率也从一周一次改成一个月一次。

颜星在一家著名的广告公司做文案，由于日常接近中午12点才吃早饭，晚上12点以后下班，他由一百零几斤长到120多斤，白发肉眼可见地增多，尖脸变得圆润，甚至有了双下巴，脸上的痘和痘印也不曾间断。

每天，他从白堆子到金宝街需要倒两趟地铁，过程大约50分钟，早先他还能在地铁上举着kindle看书，现在只能闭着眼睛听歌。经过白堆子地铁口唯一的早点摊，他加快了步伐，在那他买过几回早餐，发现油条嚼起来死面，豆腐脑充满石灰粉的味道，这让他上班的坏情绪都有了宣泄的出口。 “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能把早点做的那么难吃？” 这大概是他对生活的唯一反击，大多数情况下，他忍着饥饿走到公司，在便利柜里刷出一个5块钱的面包，再接一杯公司免费的纯黑咖啡当作早午餐，如果咖啡太苦，就再买包牛奶自己兑进去。

颜星性格温柔敦厚，是难得的好脾气，在大学同学口中，没有看见颜星在大学四年里生过一次气。工作上受了委屈，压力过大时，他也闷声不吭地继续做事。

有天颜星刚到公司，就被大领导紧急召到办公室，和自己的组长一起被训话，大领导怒斥他们的文案写得极差，并要求他在2小时之内提供一版新的。他低着头，余光瞥见旁边一声不吭的组长。

前一天，组长给他排了很多工作，他一直忙到晚上11点才有时间写文案。当时组长先回了家，“你不能因为自己效率低，就拉着别人陪你一起加班。”

颜星陪着笑脸抱歉。午夜，组长驳回了颜星加班完成的文案，并让他换成组长自己写的一版文案提交，当时他非常感激组长的解围，却没有想到自己成了组长的背锅工具。

看见房山区大片沉寂的楼盘和办公楼，颜星都皱起眉头“几年过去了，怎么还在招商？”

颜星的父母是燕山石化的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收入稳定，单位福利丰富，有时年末发米面粮油和半扇羊排。燕山石化不仅盖家属楼解决职工房屋，还专门开设了燕山直通前门的公交车，车票只需要几毛钱。当时燕化职工流行一句戏言，“我们燕化除了媳妇儿，什么都发。”

20世纪末，燕山石化规划在房山区阎村镇为职工们辟建家属楼燕化星城。颜星当时刚上小学二年级，一套房子只需几万块，但有的工人嫌弃燕化星城的地址较远，不愿意掏钱，捏着鼻子冷嘲热讽，“我们老房山人，用得着买楼吗？星城那一片庄稼地，谁去住啊？”

又过了几年，人们有的去市区里找工作，有的拿钱买断了工龄，还有的依然在工厂里当工人。

21世纪后，经济走高。前几年没有买房的燕化工人，到现在也没有房子；在市里买了房子的，房屋市值比星城高很多倍。颜星的父亲升职成为工段长，每天穿着深蓝的工作服，戴上手套，夹着公文包，坐一小时公交去燕化上班；颜星的母亲买断了工龄，在家卖过微商产品，理财推销和家养品种猫繁育等等，想赚些小钱，最终都因身体原因作罢。

研究生毕业后，考虑到家里的情况，颜星不打算在学术领域发展。他认为，如果跟着前辈踏实做几年文案，做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在这个领域就会得到不错的年薪待遇。

家里为他在房山贷款买了套小产权房，本来是预备做他和前女友的婚房，但后来两人分手。从长阳坐地铁去市里需要1个半小时，且长阳的上班族很多，早高峰挤地铁也很艰难。多方权衡之下，父母把那套房子租了出去，补贴家用。

颜星每次回家，父母都会起个大早，去菜市场买新鲜的鸡鸭鱼肉和蔬菜，做上满桌佳肴，顺便旁敲侧击地说些相亲的事情，颜星都不耐烦地挥挥手，他还是希望通过工作和社交来认识志同道合的人。然而，广告公司高压的工作节奏，让他几乎没有时间社交。

每当颜星陷入自我怀疑，小胡便会揶揄调侃，“你家两套房呢，你有什么可愁的？”

“我那两套房都在老房山，离城区这么远，怎么跟市里比呢？”他打算工作几年，找机会卖掉房子，在市里买套房子。“再怎么说，我也得五环里买房吧。我可不愿意在耗子窝里租一辈子。” 

办公室里有位湖南同事打算攒钱在长沙买房，他问对方，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同事瞪大了眼睛，语调上扬，以一种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常用的口吻对他说，“在北京买房，你太天真了！谁现在北京还买得起啊？”

颜星惊觉，外省的同事们哪天厌倦了北京，完全可以回老家。而北京本地的普通人是没有退路的。北京大部分普通人没办法、也不愿离开北京，只能想办法在自己的家乡买房、摇号、买外省牌照的车代步、给孩子拼学校。

下了车，租住的房子楼下有只流浪猫咪，这个深夜，它又来迎颜星。他每次会去逗，但没办法把它带回家。他摸进老旧的家属楼道，低矮的楼道，水泥砌的台阶和陈旧的灰尘味让他紧绷的神经舒缓下来。回到了“耗子窝”，他简单地洗漱后，扎在床上就睡，床单已经有几周没有换过了，躺下时还能闻到沉积的油脂和洗发水味。

二

“我爱北京，但北京真的太大了，真的。”

屏幕的亮光让小胡挤起了眼睛，她看着颜星发来的这些话，嘴角撇了撇，对着屏幕翻了个白眼，这样的对话每周要发生两到三次，重复而丧气的回答让她疲于应对。

她闭上眼睛，明天早晨6点半，她要从海淀区的西四环外去朝阳区东北五环外的望京东上班，单程30多公里。

小胡留学读研回来后，找工作一直不太顺利。在招聘软件上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酒店里为一款原创酸梅汤写文案，不料刚做了两周，酸梅汤秘方就被前员工卖给了竞争对手，公司倒闭了；接下来她去了一家国企，距离家单程40分钟，但每月工资只有4000元；吃了半年国企食堂后，她接到一份小私企的offer，在北京城东侧的CBD，距家单程1小时，刚做了一个月，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不离开。

后来，她被朋友内推，得到一份新媒体编辑的职位，这家互联网公司在望京，每天朝9晚6。直到第一次面试之前，在海淀区长大的小胡从未去过望京。她所认识的在北京城八区长大的孩子，除非有搬家、看展、上学等特殊原因，大部分人都从未涉足过望京。一位家住南二环的朋友，只要在招聘软件上看见地点为望京的公司一律屏蔽。

但对于找工作频频失利的小胡来说，这个工作机会十分难得，小胡不想放弃。

小胡家的另一套房子在朝阳区，离望京更近，一直处于出租状态，要说服父母把房子腾出来，方便她上班住，他们是不会答应的。她试着向家里提出了租房的请求，父母强烈反对。母亲多次对她发脾气，给她发来一大段的微信留言——

“我年轻时就知道起早贪黑上班，累死累活想多挣点钱，以后能使孩子过好点，家里的日子过好点，有病手术也不舍得休病假，一瘸一拐地去上班。手术后的那一周，无法步行走到公交车站一身虚汗，腿也软，才舍得打个三轮去车站。过了些日子，感觉自己有了些力气，就早点出门。天还是黑的，路灯都没开，我在大雪天的冰地上小心翼翼地走着，为了给自己壮胆，好走的地方我再跑一段。那时候，只有天上的星星照着我去车站，我在车站左右跺着脚，数着数，盼公交车早点来。回家下班，一次北京突然下大雪，北京交通全部瘫痪，我就从数码大厦走到公主坟，坐1号线到终点站倒公交车，等到回到家都凌晨2、3点多了，睡了两小时，早上又走了。”

小胡父母都是每天按时上下班的土木工程师，他们对钱捏得很紧。

 “你现在这4小时通勤算什么？你为什么不向我年轻时候那样，学习吃苦？” 如果小胡再辩，父母就会提高音量，挥舞着拳头，“你有本事你出去租房啊！把钱都给外人才好！”

工作琐碎而繁忙，小胡只能把写小说挤压进通勤时间，有时她会选择坐地铁，在手机上就着地铁灯光，打上200字。但如果坐地铁，她还需要从家骑车3公里去最近的6号线起点站地，换乘两次，全程近2个小时，顶着早高峰时期的人流压力。

不写小说时，小胡便骑3公里的自行车赶到公司班车的发车点。

从2013年起，小胡就期盼家门口的6号线西延线能开通，可直到2017年，蓝色金属围栏还在施工区稳稳地伫立着，渣土车的轰鸣依旧响彻十字路口。处在2017年初的小胡还不知道，家门口的地铁站开通要等到2018年底，要再等整整2年。

清晨6点半的闹铃醒了，她摁掉，又眯了20分钟。接近7点，她终于从床上下来，冲到洗手间里洗漱，顺手点开共享单车APP，搜查并预约好附近一辆单车，拿上奶奶准备的午饭，在7点18分左右冲出家门，骑车猛冲出小区，目的是赶上7点30分在3公里外的定慧桥下出发的班车。

这3公里位于通往海淀五路居地铁的田村路，道路很窄，路况拥堵严重，坐公交甚至能堵30分钟以上，小胡只能选择骑车。但有些机动车会违规占用辅路的自行车道，接送孩子的电动车速度比较快，小胡不得不在公交车倾斜地进站前像一发子弹猛冲出去，任何延迟都会让她与班车擦肩而过。

“有时候我会拜托车上的同事让司机大姐为我停留几十秒，但是绝对不能过7点31分，否则司机就可能会受到举报或责罚。我在马路这边，看着班车开走的瞬间，恨不得起身飞夺定慧桥。”小胡的圆眼睛下挂着两个明显发青的眼圈，让她的脸色看上去有些憔悴，喝了口公司咖啡厅13块的拿铁，她用双手揉了揉脸。

她上班从来不化妆，戴着框架眼镜，很好地隐藏住了她清秀的脸，每天早晨的狂飙像是青春励志电影，可电影的基色却是灰色的。她没时间去健身，早晨的高速骑行全当做无氧运动了。” 

3公里的路程，小胡骑得浑身发热，可手会被北风“割”成冰棍，如果碰上有故障的车，则更需要发挥臀大肌和股直肌的想象力。她念初中时，她也要走15-20分钟的路去公交站，再坐50多分钟的公交车上学。学校禁止迟到，有次她为了追那辆已经被乘客压得倾斜的公交，背着沉重的书包加速前奔，不小心被地面绊倒，牙齿用力撞在石阶上，她感觉到自己的颅骨似乎晃了两下。趴了两秒后，她站起来，拖着发麻的身体掉头往回走，一进家门就放声大哭，她看见父亲的脸第一次被惊慌扭曲，“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再后来，她选择骑车去学校，沿着永定河骑车过去只需要40多分钟，十多年过去，通勤的艰辛似乎从未变过，冬天她还是常常忘记戴手套。

如果仅仅是通勤，那也可以忍受。但小胡也遭遇了和颜星同样的职场恶意，有次她的上级领导A定的文章标题被点名严批，部门总监老李不知情，直接批评了她，本该承担责任的A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在微信群中消失。

除此之外，她每次的日常更新都会被A吹毛求疵，绩效考核也两次都被评为C，这也就意味着比他人少1-2万的年终奖。直到她问了另一个频道的同事杨一帆，才知道对方部门的 “C” 是轮流背的，而小胡所在频道的“C”却一直是她承受的。

每天中午，小胡拿出奶奶给她带的饭盒，和同事杨一帆到休息区的微波炉里热饭。她们的工资都在税前6000元-7500元区间，中午如果点外卖超过20元，两人都会觉得非常心疼。有一次，老李带她们出去吃饭，言语间提起外卖的价格，没想到老李一本正经地看着她们，“你们不是北京本地人么，不至于这样吧？” 

一次周末，总监老李在部门的微信群开玩笑地问，是谁把会所卡片不小心带进了他的车里，被他妻子发现了。大家纷纷否认，小胡的上级领导A突然冷不丁来一句，“我知道了，是小胡发剩下的。”

小胡的愤怒无法抑制，但为了工作，她尽量维持着礼貌，回复，“A老师，你说什么呢？” 

好心同事默默帮她解围，发出一张“吸猫会所” 的图片，“想必A老师说的是这种卡片吧。”

吸猫会所照片

A打着哈哈过去了，可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羞辱却远远没有结束。一天中午，她和另一个女同事在午休，A中午到了办公室后，就在微信后台更新了一条题文无关的推文，起名为 “妓女们都睡着了”。

小胡至今都记得她看见微信后台那条标题时的愤怒，血涌上了脸，手不停地发抖，她抑制着拍案而起的冲动。她当即截图了A所有劣行的证据，存上了云盘。但是整个公司都A的行为采取绥靖态度，她觉得举报也无用。

最后一段冲刺，小胡大步把车推上台阶,关锁，公司的班车正好驶来停稳，她迈上车，笑着和司机大姐打招呼。坐定，羽绒服上端的热气蒸上脸，整个人有些发懵，看着下面刚刚骑过的自行车，总感觉自己什么东西落下了，好像是她灵魂的一部分被扔掉了，班车向前驶去，它还在疯狂追赶着她的肉体。

班车大姐能够在早高峰的四环上熟练地并线加速，只要能够搭上这辆班车，就能在8点40左右抵达公司。其他人都能在车上补觉，但她在连贯的刹车和密闭的车厢中，只能戴着耳机，闭着眼睛度过这不断前倾的一小时。

手机响了，小胡看见微信上的三人家庭小群里，她的父亲发来消息，“刚才我在公交上，看见咱们家小胡骑车过去了。她骑得特别快，我都没来得及拍照，但是我为她这种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小胡笑笑，发过去一张猫咪流泪的表情包。

三 

“虽然故宫角楼的灯已经五年没亮了，但我依然爱北京。”

杨一帆负责网站的早晨更新，比小胡早到十分钟左右，她的脸色有些发灰，戴着眼镜，嘴唇泛白，一双大眼睛在眼镜片后眨了眨，两人轻声问对方，吃了么。

2017年，杨一帆22岁，大学毕业考研失败后，进了这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大部分时间做基础的编辑工作，除此之外还有活动联络，给嘉宾订车等琐碎小活。她的对面坐着她的领导，她不敢表现出什么情绪。

今天早晨，她在拥挤的14号线地铁车厢里，被人踩掉了脚上的帆布鞋，直到到站她才拖拉着鞋被人流裹着挤出去，她扶着大理石柱子，提上了自己的鞋，快步地走向出站口。在格林童话中，灰姑娘丢掉了水晶鞋，会有王子捡起来，去追她给她穿上。在现实生活中，杨一帆只能自己提鞋。

不久前，和她恋爱快5年的男友去英国留学刚半年，突然毫无征兆地对她提出了分手，并在微信上对她责备有加，她尝试挽回，对方却拒绝了她。当天晚上，她哭到了凌晨1点，想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要起床，从市中心赶到望京上班，立刻洗漱进了被窝。

她工作后，男友家因为买不起市里的新房，只能卖掉海淀的一套老房子，换了西郊门头沟三室一厅的新房，那时他跟她说，“以后咱俩一下班儿，叔叔给咱俩做饭，阿姨给咱俩带孩子，多好。”

杨一帆的姥姥是满清后裔，她几岁时，家从城中心七进七出的大宅子里搬出来，一直住在东城区，只有年轻时去过门头沟当过小学老师。一听到外孙女的男友搬到了门头沟，立刻皱起眉头，“如果你嫁到门头沟，我就拒绝出席你的婚礼。”。

可这些都拦不住杨一帆总跑到门头沟找男友的热情。为了尽可能多见面，她每天下班都去门头沟找他，从望京直接打车到门头沟，单程车费在150到200不等。有时大山子路口一堵就是半小时，她得先坐地铁到市中心，再打车到门头沟。隔天早晨5点多再从门头沟打车到公司，8点多刚好到公司，保证不迟到。

有时等地铁，她会在车站看线路图发呆。位于西六环的门头沟并没有出现在图上，到了1号线终点站苹果园站，地铁线就不再往西画了。第一次去找男友，司机师傅按导航走一路畅通，但快到终点时显示前面堵车，等他们到了才发现，前面是座山，山下是公交总站，堵车是因为停满了公交车。

一下车，混着牛粪味的空气传来，摩拜单车骑不上坡，要走20分钟山路，才能到有“京西美居”之称的住宅区。

“他出国前一天，下了班我就往门头沟赶，堵车快三个小时，我在出租车里哭了，我心想北京太大了，再不到我就见不着我男朋友了。” 第二天凌晨5点多起床，送完男友，她又坐机场快轨到了公司。

男友提出分手后，把杨一帆的微信删了。她压抑住心中的难过，匆匆洗漱去上班。既然分手了，她也想保持一个北京姑娘应有的体面，不想大闹。

她穿着优衣库的上班族毛衣和圆领衬衫，笔直地坐在电脑前，在头脑内运行风暴，想一个能够吸睛的标题，小心地填进网页后端操作台的小细框里。可内心想着前男友可能正在和别的女孩一块过情人节；而自己每天都要从沙尘暴里穿行到公司，公司周围是一片尘土飞扬的碎石荒地，施工修路1年多也不见动静。

领导看见杨一帆神色不太正常，把她叫到会议室谈话，说她在工作中缺乏野心。面对领导的诘问，杨一帆觉得委屈，自己每天都在做基础的机械工作，哪儿有机会施展野心。

杨一帆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姥爷是一位著名教授，在国内外颇有声望。姥爷的工作单位分房子，八十年代，他们从西城的平房搬到了东城的楼房，那是周围唯一有电梯的10层塔楼，从客厅向西看，不远处就是景山。

杨一帆念的幼儿园就在王府井教堂的旁边，教堂最初被一家百货商场包围，后来商场拆了，教堂自然也就成了小朋友放学后的乐园，偶尔姥姥会奖励她，带她溜达到王府井吃一顿肯德基。周末时，姥姥就带她去景山北海，陶然亭，中山公园玩，过着京城市区90后小朋友的典型童年。

从杨一帆家门口出发的出租车

杨一帆家在北京有三套房，但没有一套房子位于望京，她每天依旧花很久的时间通勤。上班越久，越不敢和周围非京籍同事聊关于房子和房租的问题，她怕她一说出口，对方只会觉得矫情。

隔壁部门的同事有时会问她，“你家有几套房？”“你家里的房租能够覆盖每月工资么？”

她迟疑了一下，决定照实回答，“三套，能吧。”

对方眉毛往上扬了扬，“哇，那你为什么还要上班呢？” 

她打着哈哈遮盖了过去。上班工作是成年人的本分，有房租就不去上班绝无可能。家里人在她上班第一年就叮嘱她，新人要学会吃苦。

杨一帆对母亲说，想在望京附近租一个单间。公司不少人都把房子租在了顺义区，那里不仅可以坐14号线直达公司，房租也更便宜。母亲不放心她一个人住在郊区顺义，便出钱为她在可地铁直达望京的金台路租了一套两居室，能节省不少通勤时间。月租6000元，比杨一帆的工资还要高。

住进去后才发现，那套房子被浓浓的装修味道所包裹，熏得令人头疼，但已经交了整整一年的房租，退租会有大量违约金。为了健康着想，母女二人只偶尔去住。如果在那里住，杨一帆的起床时间便可从7点推迟到7点40，来得及，她还会化个妆，涂个粉底，涂上粉色眼影，希望给自己招一些桃花。

四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2019年末。

通勤的压力加上不友好的职场环境，最终促使小胡辞职回家，全职写作。在地铁上完成的小说出版了，她还获得了一个写作项目的奖金，现在，她靠着为数不多的稿费养活自己。辞职后，与家里人的矛盾激化，小胡只能到郊区的工厂附近租了套28平米loft。月租2300元，这个价格也只有在郊区的厂房才能实现。

颜星的组长因为工作能力不佳，被大领导辞退。他的工作依然很累，但随着工作调动，工资升到了一万，已经可以去便利店买任何想吃的盒饭，他不用再像刚工作时那样精打细算，每顿怎么叠加优惠劵更合适。但，依旧没有存款。

一天，在得知隔壁组的同事比他的薪水高一倍，做的却是同样的工作后，他决定年后找机会跳槽。

小胡和颜星都羡慕杨一帆，步入社会后，他们才觉出，同在北京，不同层级的区别不止是同学往楼下停辆迈巴赫，车里的氛围灯闪烁，而自己还在等6号线开通那么简单，更是心境上的天壤之别。

失恋后过了三个月，杨一帆通过家人的介绍，结识了一位家境殷实的男生。这次，王子拾到了那个被灰姑娘踩掉的帆布鞋。领导给杨一帆画的蓝图从未落下一角，她无法再忍受琐碎的工作，决定辞职，去留学。现在的她和男友稳定地生活在一起，逢年过节回北京探亲访友，和小胡去雍和宫许愿。

每次他们经过老舍茶馆，都会觉得老舍写的那些北京人就是自己，时隔多年的那份儿艰难和漫天的黄沙依然能够打在他们脸上，格子间的青年正是当代的骆驼祥子，脊背磨驼了，近视了发胖了，也就踏实了。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题图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