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人生》：美丽的人生到底该是什么样呢？

时隔23年后，2020年1月3日，《美丽人生》以4K高清修复的面貌与中国观众重逢。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本片曾让全体观众含泪起立鼓掌长达12分钟之久。时至今日，在国内的豆瓣网上，本片仍以9.5分高居排行榜第五。

但将我们吸引进影院的，并不是本片响亮的名头和传奇的过往。一部作品是伟大还是平庸，就要看它能否让我们常看常新，回味无穷。《美丽人生》，无疑属于前者。

当年，本片为何让我们感动落泪？一是圭多对妻子真挚的爱情，对儿子伟大的父爱。二是圭多在最残酷的环境下，也不忘用游戏的名义，保卫儿子纯真的心灵。这种用微笑对抗苦难的精神，更让影片的结局变得催人泪下。

这么多年来，上述要素几乎成为《美丽人生》的代名词。但是，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不可能和一篇教科书上的课文一样，拥有所谓标准答案。进入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后，除了眼泪，我们还能从《美丽人生》里，得到些什么？

纳粹和法西斯的罪恶，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看上去，我们至少应该庆幸，热爱生命的圭多如果生活在今天，就不会遭遇那些磨难。如此一来，我们倒可以把《美丽人生》看作“忆苦思甜”，感恩当下拥有的一切。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影院里重温本片，比起主线剧情，反倒更关心起影片的细节。在圭多“抢婚”朵拉的那个晚宴上，朵拉的朋友在一旁议论一道数学题：跛子、疯子、癫痫等患者每天耗费政府数马克，如果把这些人都消灭掉，能帮国家省下多少钱？

一位女士惊叫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数学题，实在太荒唐！当我们和朵拉一样，误以为她是对题干中的荒谬内容表示不满时，她话锋一转：7岁的同学怎么可能解得出这样的题目，他还需要学会很多相关的知识……

朵拉脸上惊讶的表情，证明了她和未婚夫以及这些同事并不是一路人。但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道数学题，才是《美丽人生》的当代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有理由把纳粹和法西斯称之为“野蛮”和非人性的，就像圭多舅舅所说的那样。但我们也无法否认，法西斯的社会运行制度又是“高效”的。因为，他们对“技术理性”的信奉，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若不是如此，他们又怎么会对弱势群体被消灭感到无动于衷呢？

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社会这个整体变得更强大，为此，部分人的“牺牲”就成了必然。跛子、瘸子是如此，犹太青年圭多，也是如此。

理解了这样的逻辑，也就理解了本片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配角——德国医生。在圭多担任服务生时，他对猜谜的热情让观众不禁会心一笑。而正是这份情谊，也会让观众对他多了一份期待，期待他会在圭多的危难时刻，伸出援手。

可是最终，他没有。医生对圭多说，“我有话要对你说，很重要。”可对医生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那个未解开的谜题。而当圭多说起妻子也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医生也只是“啊”了一下，想到的，仍然是他的那个谜题。

圭多的脸色一点点阴沉下来，我们也明白过来，最后的希望，也消逝了。但今天，我才明白过来，这个情节，不只是为了表现戏剧冲突。

德国医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习惯于用道德评价一个人物，但在《美丽人生》里，他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为了猜谜，德国医生废寝忘食，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关心。这不正是以完成任务为最高目标的“技术理性”的最鲜明特征吗？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二战后，很多“艾希曼”们，并不认为，自己该为纳粹的罪恶负责。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忠实地“完成任务”。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今天真的已经消失了吗？

不如这样提问：那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步主义哲学，在今天还有没有市场呢？那些“狼性文化”、“被同龄人抛弃”的焦虑贩卖，和“技术理性”是不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很显然，德国医生不会觉得自己不帮助圭多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是忠于职守的。这不正是理性发展到极致后的表现？每一个个体都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螺丝钉”。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让整体更完美。

回过头来看圭多，恐怕时至今日，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无时无刻不自high的犹太青年。追求妻子时，他总是显得滑稽、搞笑。无论是冒充督学闯进学校，还是把车开到支离破碎，在这个极度崇尚“技术理性”的社会里，圭多的格格不入是显而易见的。

本片名为《美丽人生》，那么，美丽的人生到底该是什么样呢？看过本片的观众，一定会在感情上倾向于支持热爱生活、热爱他人的圭多。但是，即使是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异类”，真能战胜“技术理性”吗？

在本片的开头，圭多和好友的车因为刹车失灵冲下山，车窗被植物挡住。圭多站起来挥手示意人群让开，谁能想到，他的手势却被误解为纳粹礼。圭多冒充督学的时候，也跳上桌子，围绕着“优越种族论”胡说八道。

这些，都是本片对只追求效率、进步而不知人性的“技术理性”的嘲弄。《美丽人生》用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一出悲剧，也是对“技术理性”的一种反抗。圭多失败了，但他又没有失败。不仅是因为他保护了儿子，更是因为他在强大的外力面前从未屈服。

可是，我们能够比圭多做得更好吗？对机器的迷恋，对技术理性的笃信，会不会使我们成为又一个痴迷于解题而不关心他人的德国医生呢？

但愿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