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书架｜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史

由于工作原因，这两年的阅读，很多时候必须集中在专业研究领域。所以这次主要与大家分享一些与经济史有关的阅读体验，以及相关的思考。

首先，我想强烈推荐台湾陈彦良教授的《币制兴衰四百年》（格致出版社，2019）。货币史一直是我深有兴趣但又不敢触碰的领域，因为它的门槛实在有些高。货币本身就很复杂，要对历代的货币形态及序列有个基本认识，并不容易。上海博物馆有非常好的货币收藏，我经常去看，展厅里总会碰到小孩子嚷着要出去。在小孩子看来，展柜里数以千计的钱币看起来都差不多，实在没什么好看。

中国货币在明代又经历一次重要变动，大量白银流入，改变了货币的基础。到了近代，各种外币和纸币的流行，就把局面搞得更为复杂。更重要的是，货币制度并不是单独的制度，它与整个国家的财政制度相关，而财政又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延伸出去，就和各种社会经济制度都有联系。所以，货币史必然也是整体的经济史。

最重要的货币参考书，必然是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彭先生是货币史方面的权威。这本书写于上世纪50年代，后来在60年代有所修订。这本半个多世纪前的书，直到今天仍是最全面、最权威的货币史著作。一方面证明彭先生的伟大，一方面也证明货币史研究的艰难。这半个多世纪来，学界终究有一些进步，大量考古出土导致发现，文献也得到更准确认识，这都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大量货币史难题。

陈彦良教授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东汉至唐代这一段历史入手，从货币看经济，看政治。汉武帝制造了五铢钱，这种形制延续几个世纪，直到唐初才诞生开元通宝。在这几个世纪里，五铢钱及其变种一直是中国的主流货币。我们今天只能看到海量的非常相似的五铢钱，但很难分析它的变化。陈教授大胆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将钱币分析、考古信息与历史文献相互结合的方法，管中窥豹，探讨钱币重量变化背后的经济转变，令人深受启发。

与此同时，另一本不得不提的著作是刘志伟教授的文集《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刘教授是经济史权威，历史人类学的倡导者，“华南学派”的领袖。近年来，刘教授提出一套“食货经济”或者“贡赋经济”的理论体系，而这本文集正是该体系的具体表现。所谓食货经济，就是上溯中国经济论述的源头，《汉书》以及之后历代正史中都有的《食货志》。按照中国的传统看法，财富是天地生出的自然物，所以“食货”主要关心如何获得、占有和分配这些自然物。而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更关心人为创造更多的财富。前者是在面对给定的社会总财富情况下进行分配调节，后者则同时关心财富的增加与分配。

刘教授明确提出，“食货经济的实质，不是国家控制市场，而是王朝国家利用市场来实现贡赋运输”。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市场为核心，而在中国，市场只是贡赋体系具体可以采用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要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必须切入根本的贡赋体系，才有可能触及实质逻辑。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大胆假说，直接挑战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但是这种理论极富吸引力，正在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投身其中。

著名汉学家罗威廉的一本思想史著作《言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正可以与刘教授的研究相互参照。《言利》是罗威廉继《救世》之后的又一本力作。《救世》讨论的是乾隆重臣陈宏谋，而《言利》讨论的是都没有中过进士、一直担任幕僚的包世臣。包世臣是乾嘉时期极重要的经世名家，精通漕运、治水、盐务、农业、刑罚等，极有见识，并亲身参与诸多重要经济改革事务。后人只知魏源或林则徐，而不知他们的卓识多源于包世臣。此外，包世臣还精于文章，精于书法，著作极多，流传广泛，代表作有《安吴四种》。

由于学界长期以1840年作为思想断代的节点，正好将包世臣划出，魏源划进。所以包世臣长期被主流学界忽视，这个名字只是秘密流传在少数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圈子里，研究工作都很少。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其实是最正统的“贡赋经济”思想，当时是主流经济思想。罗威廉敏锐注意到包世臣的重要性，对于国人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思想史领域，另一本让我颇多触动的著作，当属艾玛·罗斯柴尔德的《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这本书显示了艾玛教授惊人的博学，也揭示出18世纪后期经济思想的丰富性，对于斯密研究，古典经济学发端的研究，都是一项巨大贡献，同时也提出了更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斯密同时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作者。后者的名声太大，以至于前者的影响被埋没。而且19世纪以后，欧洲社会讨论问题的氛围发生巨大变化，“道德情操”这种苏格兰最热门的话题反而让人觉得陌生，斯密很多论述问题的目的也被曲解。斯密就作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被冠上“经济学之父”的大名，流传开来。

同时，早就有人注意到斯密与法国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但过去研究多讨论斯密经济学与重农主义者之间的相似性，而没有把斯密与更大范围的启蒙运动思想并置分析。而法国正好在斯密晚年爆发了大革命，社会面貌和思想面貌都发生了彻底改变。只有艾玛这样的渊博学者不怕辛苦，重新翻出斯密、孔多塞以及大量同代人的作品，相互对照，还原斯密和经济学讨论的真实语境。这本书很难读，读者必须跟着艾玛一起，放弃陈见，重新理解一个斯密。

另一本书也提出类似的挑战，那就是《棉花帝国》（后浪出版公司，2019）。棉花原产于印度，元代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在明清成为江南重要的经济作物。同时，棉花也是大航海时代打通世界航路后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不计其数的棉花在东西方之间运输，直到今天。棉花除了在印度种植外，也很快在美洲得到广泛种植，后来在非洲也有大规模种植。棉花种植直接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基础，也改变了奴隶贸易，改变了美国后来的奴隶制度。

与此同时，棉花促进了英国的技术进步。从棉花到衣服，当中有纺纱、纺线、织布、染色等多个环节，颇为耗费人力。英国在18世纪后期出现所谓的“工业革命”，主要就体现在纺织业上，通过机器提高纺织的效率，降低布匹的生产成本。这个过程一波三折，技术也在逐渐扩散，经济竞争的局势就更复杂。

所以，《棉花帝国》很自然地又是一本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演进史。这本书里包含了大量细节，棉花种植和传播的细节，纺织技术进步的细节，帝国及其各个殖民地之间博弈竞争的细节等等。这些细节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传统教育和现有学科分工最薄弱的地方。读《棉花帝国》，必须要和其他帝国历史的书相互参照。

顺着《棉花帝国》，最后不妨再推荐一本亚桑诺夫的《帝国边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亚桑诺夫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她写了“帝国往事三部曲”，今年都有了中译本。《帝国边缘》讲述的是18世纪，英、法在海外扩展和竞争，在印度、在埃及的经历及其影响。我们今天在大英博物馆或者卢浮宫都能看到大量来自印度、埃及的文物，它们当年如何来到英国、法国，经历了怎样的历程？这些问题和棉花一样，让我深深着迷。

作为中国人，我们在英国、法国看到圆明园遗物或者敦煌遗物，会有很大触动。但这都已是后话。早在这之前，殖民者就已经在印度和埃及掠夺了大量文物。东印度公司原本是个贸易性质的公司，但在18世纪中期逐渐在印度的孟加拉地区获得了真实的土地。此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势力不断扩展，却遭遇南印度迈索尔帝国的提普苏丹的强烈狙击。放在世界范围内看，这却又是英法两国“七年战争”的后续，从一片殖民地打到另一片殖民地。

在研究印度的时候，我曾自以为挺清楚这段本土印度人反抗殖民者的历史。在英国参观博物馆时，我也觉得能够把握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亚桑诺夫的研究使我的盲区顿时显现出来。她指出，帝国-殖民地的二元叙述仍嫌太狭。18世纪后期印度本土的战争，并不只是东印度公司与提普苏丹之间的战争，法国的背景若隐若现，必须纳入考量。同时，其他殖民地如埃及的情况，也可能与之潜在相关。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印度战场上那些英雄人物如克莱武回到英国以后的表现。

只有把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相隔万里的美国、中国这些国家地区联系起来，同时思考和比较，才能勾勒出一幅更准确的画面。不管是要理解棉花还是理解亚当·斯密，都必须如此，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进展也都蕴含在这些方向里。

（作者梁捷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