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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没有活到三十岁

2020-01-08 20:5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加藤周一活字文化

又是一年伊始，当“90后”们开始步入而立之年，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似乎没有以往狂立flag的激情与热血，而是充满了“人生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的怀旧与感伤。

在2020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活字君想和书友们分享日本著名知识人加藤周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散文体自传《羊之歌》中的篇章：《青春》。这本书在上周二颁发的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上获得了“年度作品”奖项。

第五届单向街文学奖《羊之歌》获得“年度作品”奖项

《青春》里写到的194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似乎和当下的文艺青年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搞读书会，聚在一起写诗，总想搞出个大新闻，迷恋于小说中的传奇与情爱……只不过他们同时还经历着战争的阴霾，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如死亡通知书般的征兵令，身不由己地投身于必败无疑的战争。他们有的死在了绚烂的二十岁，有的背负着挚友身亡异国的梦魇，踉跄地走过余生。

读过这篇《青春》，或许我们就会明白，为何半个多世纪前的日本回忆录，会在漂洋过海后的今朝依旧打动人心？因为它关乎生而为人所共通的感受：如蜉蝣般短暂的生命，如蛛网般摇摇欲坠的命运，以及即便孱弱依然不屈的人的尊严——这或许也是文学不朽的全部奥秘。

青春

本文摘自日本著名知识人加藤周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散文体自传《羊之歌》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思想家、文明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日本“国宝级”知识巨匠，与丸山真男并称“战后民主主义双峰”。2004年，作为发起人，与大江健三郎等八位著名文化人结成“九条会”，开展保卫和平宪法第9条等活动，发出独立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声音。2008年去世时，媒体评价日本失去了战后最后一位拥有国民级影响力的学者。加藤周一热心于中日友好交流活动，曾先后七次访华，最后一次是2005年，当时85岁高龄的加藤周一为传达“九条会”的和平理念，与小森阳一、岛村辉等日本“九条会”成员共同访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地进行了演讲和学术交流活动。

上大学后没多长时间，我就得了肺炎，之后又得了湿性肋膜炎。当时还没有化学疗法，也没有发现抗生素。有一段时间，我就挣扎在生死的边缘。后来恢复期间，只能在世田谷区赤堤的出租房里度过。在恢复期间，我感到活着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情，旁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情，在我眼里那就是这个世上千金不换的乐事。一杯热乎乎的粗茶、旧书纸张散发出的香味、楼下传来母亲和妹妹说话的声音、似曾听过的几段旋律、冬日午后清透明亮的阳光、岁月静静流淌的感觉……

那个时候，正是“死亡”把这一切乐事从我身边夺走。我注视着自己消瘦的胳膊，想象着它们被烧成灰烬后就不留任何痕迹，甚至连我注视着它们的这个意识也会消失不见。我恨这个世界，恨它不得不用这样的秩序来维持。这是恶，是不正，是丑恶的不合理。我小时候发高烧做噩梦，梦到自己被卷入巨大的旋涡并被拖入深不见底的深渊之中，我想起当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虽然我不信“上帝”，但我认为，就算有上帝，那它肯定也不是一个正义之神。也许是它创造了这个世界，但只做成了一个最终必须毁灭的世界。也许是它给予我们“恩赐”，但只给了最终必然会被夺走的恩赐。所有的存在之所以会走向死亡，是由这个世界内部的结构所决定的，而非世界外部的“审判”的介入所致。既然这个世界已经被这么创造出来了，那么，就算是创造者自己，也找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去践踏一朵野花。并非所有存在皆为善。然而，不管多么小的存在，它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破坏存在的人，必为恶。

跟小时候一样，生病之后漫长的康复期，我都是靠看书来度过的。不过，我看书的兴趣早就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小时候的银河系宇宙和史前时代的故事，而是转移到了和美女的艳遇以及恋爱大冒险。我开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整日沉迷于近松的私奔故事和明治以后三代的小说。

近松，出身于没落的武士家庭，青年时代作过公卿的侍臣。当时町人势力壮大，手工业日益繁荣。士农工商阶层所欣赏的戏剧，主要是净瑠璃和歌舞伎。近松有感于仕途多艰，毅然投身于被人所鄙视的演戏艺人的行列，从事演剧和剧本创作活动，表现了他为平民艺术献身的决心。他从25岁前后开始写作生涯，直到72岁去世为止，共创作净瑠璃剧本110余部、歌舞伎剧本28部。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683年他写成的净琉璃剧本《世继曾我》。

然而，这些文学并不能完全满足我的想象。我的想象所要到达的地方不仅仅是人情世故的微妙之处，还涉及历史和社会等相关的知识领域。但是，科学，它和难以验证的想象之间是无法关联的。近松歌颂了殉情自杀的美好，但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知性的要素。把我带到那个科学和近松都无法满足的想象之境的，是西方文学。它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有一类文学，它不同于近松的世态剧所表现的文学，而是涉及人类生活的“全体”内容，包括感觉、感情，还有知识领域的东西。

从帕斯卡尔到纪德，从拉辛到普鲁斯特。尤其是《海滨墓园》和《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方法序说》，当时我就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圣经”。不过，就像大部分基督教徒并不了解《圣经》的历史一样，我既没有见过地中海，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期也一无所知。我在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也很贫乏，要不是偶然到手了那本柯安的详注本，我恐怕会放弃阅读《海滨墓园》。

《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方法序说》一书有中岛健藏和佐藤正彰的两个译本。《海滨墓园》——确实已经有出版的译本，但它的翻译几乎是隔一行就有错误。我从法文研究室借来了瓦莱里的著作，从头开始读，当然，我不可能全都看懂——实际上，我能看懂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0.30~1945.7.20），法国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诗耽于哲理，倾向于内心真实，追求形式的完美。作品有《旧诗稿》（1890~1900）、《年轻的命运女神》（1917）、《幻美集》（1922）等。

而这件事情是很多年后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念《欧帕里诺斯》给我听时，我才搞清楚的。不过，我感兴趣的也不是某个特定看法或某个特定作品，而是包括了感觉和知识的世界整体，以及整体的结构——或者不如说是它的样式，因为它们给了我某种启示。对我来说，瓦莱里不单单是诗人、美学家、文艺批评家、科学家，甚至也不是哲学家，他给了我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可以从整体上塑造一个人对于所有这些专业知识领域的态度。瓦莱里的著作对我来说太过珍贵和重要，以至于它算不算文学都无关紧要。

有几个朋友常去我在赤堤的家，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吧。法文科的两个学生，山崎刚太郎和中村真一郎，他们仔细阅读了《追忆似水年华》之后，正打算自己动手写小说。福永武彦当时肯定已经翻译了《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窪田启作和中西哲

吉在本乡校区的法学部上课，他们对马拉美非常着迷。德文科的原田义人，不光对德语诗文，对法国象征派诗人也很感兴趣。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闲聊，还有的时候就像以前在驹场宿舍里轮流讲解《万叶集》一样，一边参照凡杰洛斯的法文译本，一边阅读《杜伊诺哀歌》；一边看着阿兰的注释，一边阅读《年轻的命运女神》。有些东西，一个人看不懂，集合了大家的智慧，也不容易搞清楚。不过，我们就以此为由，定期聚在一起，互相之间也变得越来越亲密。

里尔克与叶芝、艾略特被誉为欧洲现代最伟大的三位诗人。他性情柔弱，精神却最充溢，堪称纯粹意义上的诗人。他的诗上接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都达到了迄今未被后世诗人企及的境地。《杜伊诺哀歌》选译了里尔克各个时期的佳作，尤以国内译介较少的晚期遗篇为重点。

不仅如此，就像以前日本人读了中国诗歌后就萌生了自己写汉诗的念头，我们读了西方诗歌之后，也考虑要创作一些没有原作的翻译诗。以前的日本人（的大部分）读中国诗歌的时候，读的也不是中文原文，而是采用了一种叫作训读的方法，把它们当作日本诗歌来读的。我们也一样，读西方诗歌的时候，也不是把它们当作用西方语言创作的诗歌来读，而是打算不去依靠别人的翻译，用训读的方法来读。福永深深沉醉于《恶之花》的法语原文，并打算用《恶之花》和日语做素材来创作属于他自己的诗歌。窪田在卡图卢斯和龙萨的恋爱诗中发现了《古今集》以来的恋歌的一种映射。

一个“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里开放出来的一丛奇异的花，同时具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分。《恶之花》中的诗不是按照写作年代先后来排列，而是根据内容和主题分属六个诗组，各有标题：《忧郁和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和《死亡》，其中《忧郁和理想》分量最重。六个部分的排列顺序，实际上画出了忧郁和理想冲突交战的轨迹。

中西的爱好是马拉美十四行诗所带来的知性上的挑战。他说，一诗一世界，精炼至纯境，如有更纯者，则如美酒掺水，索然无味也。在这群充满幻想的伙伴中，只有中村真一郎兼具了实践性精神以及诗与诗人方面的丰富知识，他总能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中村说，既然大家创作的诗歌都没有机会发表，那就干脆自己办个诗歌朗诵会吧。然后我们就给诗歌朗诵会上的诗集取了一个好玩的名字，叫《玛蒂涅诗人俱乐部》。战后我们共同出版的诗集就用了这个名字，这才为世人所知。

作为一个文字方面的专家，至少是未来的专家吧，中村很在意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经过训练后，专家就能够区别于外行。训练要成立，这个工作就必须有它的规则。汉诗早就有了平仄上的烦琐规则，就连俳句，也要讲究用季题（季题：季语。在连歌、俳句中吟咏季节的用词）。除了和歌、俳句，其他的日本诗歌也有格律，如果在音节数和行数之外，在韵脚上也做格律方面的限定的话，那恐怕就是诗歌的最高规则了。早在战前，九鬼周造就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相关理论。但他所用的几个范例仅仅实现了韵脚格律诗的部分可能性。中村提议说，我们一起来创作韵脚格律诗吧，我们的探索和研究肯定能比九鬼的尝试做得更加深入。听了他的话，我们都对这个新的诗歌实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战后，当我们的诗集出版后，就有批评者指出：“用日语作韵脚格律诗是不会成功的。”但他们的论据，跟九鬼和中村的理论相比，不过是些非常浅薄和幼稚的东西。这一点上，中村也好，我们也好，都没有错。“玛蒂涅诗人俱乐部”的不幸，就在于他们过分热衷于一个无法实现的计划，即以现代日语为素材，试图创造出接近上世纪末以法语为前提的象征派诗歌。然而，我们当时所有的兴趣都在马拉美身上，而不是北原白秋，所以说只能认为该降临的不幸还是降临了。

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年-1898年），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代表作品有《牧神的午后》、《徜徉集》等。

后来，当我看到那位可怕的（美国出生的）英国人（指英国诗人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长诗《荒原》为其代表作），他写的《荒原》把很多年轻诗人逼到了无法突破的境地时，就会想起我们年轻时候的这段经历。从一开始，问题就不在韵脚上，而是在语言上。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充分理解了这一点，然而事实上还远远不够……

艾略特被称为“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带领人”，是英语诗歌界“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本书全面收录了T·S·艾略特的诗歌。他在诗歌中通过用典暗示、启发读者，含蓄而且深刻地表达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心路历程。

战争眼看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写诗的这群小伙伴当中，福永健康出了问题，很快就去了结核病疗养所。山崎大学一毕业就被派去日军占领的法属印度支那当翻译。他去的地方是法属印度支那中部地区的一个古都，他说那里有王宫，王宫里还住着女王，但战争结束后他被怀疑是战犯，就一直推迟回国日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回来。窪田成了一名银行职员，被派到上海分行，他当时已经成家，但老婆孩子都留在了东京。原田和中西，他们俩被征入伍进了陆军。

后来原田当了干部候补生，有一次还佩着军刀出现在我们面前。中村说他：“很有军人的派头嘛！看来你天生是个当兵的料啊！”原田说：“你可别笑话我了！你哪知道我心里的痛苦！”不过，在我看来，原田的那身军装看上去真的特别适合他。中西没有申请做干部候补生。有一段时间，部队里还能经常跟家属通信，后来他们坐着运输船去了南方战场，之后就彻底音讯全无。战争结束后，原田回来了，而中西却再也没有回来。在东京，没有被征入伍的就只有我和中村，中村留在了法文研究室，我留在了大学的附属医院。

当时，中村有个亲戚住在埼玉县的川口市，经营一家制铁厂。有一次，为了送他的独生子出征上战场，特地把年龄相仿的青年们请到家里，给孩子开了一个“壮行会”。中村叫我一起去川口市。作为军需工业的分包铸造厂所在地，川口市可谓是应运而生，尽管有灯火管制，但熔炉里的火光还是把川口附近黑黢黢的天空照得一片通红。就连当时在东京已经很难搞到的酒，那里也是多得喝不完。聚到一起的青年们有的喝醉了，有的喝多吐了。大家都知道征兵令就在眼前，而且战败也离我们不远了。

有一个青年喝得脸色苍白，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对我说：“我会活下去的！”但我并不认识他。“我会去当兵的，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来！死了就啥都没有了。这都是为了啥？啊？为了啥啊？死了就什么都完了。就这么轻易地去死吗？我可不干……”另一个人微笑着，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似的，嗫嚅道：“你觉得啥时候能完呢？我还能在大学待六个月。六个月还完不了吧？这六个月，我把想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六个月看着挺长，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

二战中的日本士兵

我的征兵令也许明天就来了，也有可能到最后都不会来。总而言之，再没有比夹在已经知道出征日期的年轻人中间，听他们在那里苦苦呻吟更令人难受的了。制铁厂老板一句都没有提他儿子出征或战争的话题，他就跟我们聊了聊谣曲。他说他和高中同学安倍能成、野上丰一郎等人一起，请了各界名流，在水道桥的能乐堂举办演能会，让我们一定去看。

开战那天，我去看了场文乐，之后一段时间就戒掉了上剧场看戏的习惯，但自从川口制铁厂老板推荐了他的演能会，我就又开始时不时地去水道桥的能乐堂看戏。窗外是灯火管制拉起的一张黑色大幕，但能乐堂里面却别有天地。鼓声响起，尖锐似裂帛般的笛声在场内回响，我期待着那些来自遥远世界的人物出现在舞台走廊的那一头。鼓声再次响起，笛声在场内回荡，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最终当我以为大幕开启时，一回神才发现大幕已经落下，那个神奇的人物并没有早早登上舞台，而是突然出现在舞台走廊的松树边上，仿佛从天而降。

然后，梅若万三郎就开始唱了起来，他那纯熟而老练的嗓音微微颤动，听起来美妙动人。虽然唱词我一句都没听下来，但他的声音一下子就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征兵令、没有粮食配给券，也没有国民服的世界。那里也没有武士道、没有《叶隐》，连三弦琴和私奔场面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男男女女的故事，或是杀人，或是爱人，或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狱里受苦。

日本的能剧和狂言的产生可以追溯到8世纪，随后的发展又融入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如杂技、歌曲、舞蹈和滑稽戏。今天，它已经成为了日本最主要的传统戏剧。这类剧主要以日本传统文学作品为脚本，在表演形式上辅以面具、服装、道具和舞蹈组成。

地狱，它不是社会的问题，所以，主角只要一个就足够。极度的爱憎，它不是个性的问题，所以，主角一直戴着面具。能乐演员们的表演令人惊叹，他们只做个手搭凉棚的姿势，立刻就能把舞台变成须磨海滨浪花朵朵的白沙滩；他们脚上穿着白色日式短布袜，只要迈出小小的一步，立刻就能表现出秋风轻拂稻穗时深草乡间的景色。除了擦得锃亮的地板和舞台正面的一棵松树，就不需要其他任何舞台装置。

战争期间，在水道桥的能乐堂，我并不是发现了“能”，而是发现了“戏”这个词的终极含义。它不仅仅是世阿弥的世界。此时此刻，我还亲身体会到了演员的声音究竟能动听到什么程度，一个小小的舞蹈动作到底可以讲述多少故事。还有，在剧场里面，时间到底可以让我们的期待变得多么丰盈、多么紧绷、多么浓稠——本就已经非常充分和必要的表现，在艺术的世界里，它到底能成为什么样的东西……当然，这些肯定都是偶然，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偶然，我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一个人，在哪儿出生、在哪里长大——也就是他的起点——决定了他的国籍，而非他去过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几乎去遍了全世界的剧场，看一流的戏剧，但这缘起是因为我听了梅若万三郎唱戏，看了金刚岩舞蹈。这个顺序要是倒过来，它就不成立了。

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战争结束前，没有一个人回来。唯有一个人例外。只有他被征入伍去了中国战场，得病后被转送到了日本国内的医院，不久后又被军队给开除了。征兵入伍之前，他和姐姐两人住在浦和的自家中，每天去本乡校区上学，他主修哲学，自己也偷偷写诗。夏天，他去了信州。傍晚时分，他穿着和服便装、拄着拐杖走在中仙道上，远远看去像是一个老人在散步。他说话声音非常安静，用词简洁，但对文章却很严格，对我的作文总是付之一笑，说：“你们写的东西都没法看啊。”他姐姐在一所私立大学教民法，才华横溢，健谈，爱笑，生性活泼，思想开放，极具辩才，舌战群雄，所向披靡。姐弟二人都极力诅咒军国主义，坚信日本帝国跟英、美开战就是盲目的军国主义者在自掘坟墓，没有任何意义。弟弟应征入伍之后，会给姐姐写信，从字里行间当然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对于弟弟来说，军队的生活是何等残酷，简直都难以想象。但我从没听他们说起过细节。

有一天，我突然听说弟弟因病被送回国内的医院，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军队开除，回到了浦和家中。他看上去跟出发前我们见面时的样子基本上没变化。“总之没事就好，你吃了很多苦吧。”我满怀感慨地说。“那岂止是吃苦啊，算了，快别说这个了吧，我现在都不愿去想它。”他给了我一个简短的回答。当时，我并不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就算现在，我也还是一样不知道，恐怕永远都不会有知道的那一天吧。但是，从中国回来的这个男人，已经不是去中国之前的那个男人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慢慢地也能看出来这种变化，并逐渐悟出其中的道理。

日军侵华影像

然而，中西死了。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一个事情就是，那样一个努力想要活下去的男人竟然被杀死了。想要活下去的，当然不只有中西一个。但中西是我的朋友。跟这个朋友的生命相比，太平洋所有岛屿加起来都毫无价值可言。我看到了漂着油沫的南方的大海，想象着映在他临终之眼的红日碧空。临终前，他大概会想起自己的妹妹，想起自己的母亲吧。大概还会想起爱过的女子，未完的工作，读过的诗句和听过的音乐吧……他才刚刚开始活，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他自愿赴死，绝非因“受骗”而选择了死。权力终于不能再骗到他，于是就用了物理上的力量，强行将他送往死地。当我得知中西的死讯时，大脑一片空白，良久才恢复意识，我感到了难以遏制的愤怒，而不是悲伤。就算原谅了太平洋战争的所有一切，我都不会原谅中西的死。那是罪，是无法挽回的罪，是罪，就必须抵偿……

1950年代，日本街头乞讨中的退伍军人

但是，之后，随着时间流逝，我又产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那就是我活了下来，中西死了——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聚到他家，一起阅读《杜伊诺哀歌》时，我们对同一样东西的爱憎是一样的，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轻蔑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一样，一样的不谙世事，一样的深知自己的不谙世事。我们都觉得人生漫长得没有尽头，所以眼前还没有必要去决定自己的将来。但我们的内心都感到有活下去的必要，所以都希望自己能活下去。如果这个希望没有残忍地破灭掉……我经常会产生这样的念头。

如果他九死一生，如果他回来了，中西会怎样看待那些把他置于死地的东西？如果死的人是我，不是他，他又会想要做些什么呢？“替天行道”这句话肯定是没有意义的。第一，天意，无从知晓。第二，即便知道天意，也无人有资格来代替它。但是，也许能察觉朋友热切的期望。也许没有替天行道的资格，但应该会有模糊但却强烈的诱惑。后来当我决定主动撤退，像绵羊一样、老老实实地保持沉默的时候，实际上，我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中西。

1945年9月，跪在寺庙的一家人，上方堆在桌上的白色盒子是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亡者骨灰盒。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中西草就一文用以讥讽时事，我打算把它登在学生报上。文艺部长看到校样就把我叫了过去，让我把好几个“不妥之处”删掉。“这样的东西要登出来，就会把宪兵给招来，我可负不了这个责！”我跟他解释说，那些内容并无“不妥”，中西他不过是用了迂回的方式说出了大家内心的想法而已。文艺部长始终不肯让步，不停嚷嚷着“宪兵”，但中西根本不理会他的要求。为了报纸能发行，就只有撤稿一条路。不过，下一期的报纸上又出现了中西的另一篇文章。署名是“空又觉造”，不是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