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网络技术重构人文知识

数码时代降临，人类生活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传统人文知识形态，即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其实在近二十年间，也悄然发生着巨变。探讨人文知识或人文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几乎都要面临失语、失效，或言不及义的风险。那么，网络技术对人文知识真正的改变是什么，未来“知识型”的可能性与可实践性在哪，王炎遴选了三本西方最新著作进行尝试性的回答。

网络技术重构人文知识

文 | 王炎

（《读书》2020年1期新刊）

“老师，您讲的内容维基百科上都有。”拿手机的学生淡淡的一句，教授顿觉无地自容。失落的他变颜正色道：“论文不许引用网络资源，网上的信息都是垃圾，没有正经学问。”到了期末，学生照样用搜索引擎搜学术论文的电子版，根据上面的出版信息和页码，注释自己的期末论文，谁也看不出援引的是纸质出版物还是电子资源。话说，网络资源良莠不齐，可是信息量极大，关键看你会不会搜，并无网上、网下之优劣。

这些在今天已是常识，不劳笔墨饶舌。问题并不在写论文如何查文献，或者争论线上、线下哪种知识可靠；关键也不在印刷纸媒与电子媒体孰优孰劣，此乃器物层面的枝节之争，未触及历史深层的断裂。而是互联网出现后，我们如何面对硕大无朋的电子记忆？得重新思考：什么算“有学问”？在电子记忆的时代，“学习”是否具有了不同的含义？数字时代是否还要固守机械时代的评价标准？

受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启发，我们或许也该重新设置问题：互联网出现之后，人类知识的结构是否随之发生变化？互联网“供给”与“索取”知识的方式，不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传统知识论还有效吗？本雅明揭示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新艺术形式与新知识型，但经历数字革命之后，其洞见也已进入历史，无法用来分析今天的现实。然而，从媒介技术入手这一独到的角度，仍可启发我们寻觅数字时代知识转型的隐幽线索。数字技术也像复制技术那样能重塑一个时代的知识？经历了模拟转数字这场革命之后，知识型又会发生怎样的变革？

一

机械复制出现之前，本雅明认为艺术品的价值缘于原作的本真性、在场性，以及作者的权威性，即艺术尚有“神韵”（aura），它对应着传统社会的伦理、仪式、特权与专属权。照相术出现后，原作与副本相去无几，收藏艺术品的独特空间，也随巡展与市场流通而消解，仪式功能难乎为继了。人们不再仰慕而消费艺术，名媛雅士所迷恋的名作收藏，被廉价的复制品大煞风景，大众社会与政治现代主义，随神韵的消失不期而至。三十年代新闻电影里，竟闪现马路报童的身影；报刊也推出“读者来信”栏目，让贩夫走卒白纸黑字地发表感想；少数精英作者的特权，被广大普通读者削平了。机械复制重构了人们的时间观与空间观。

那么，互联网的莅临意味着什么呢？阿贝特（Janet Abbate）写了关于互联网发展史的《发明互联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给理解网络时代新知识的形态提供了启示。互联网的起源可追溯到五十年代 “冷战”寒彻的美国，美国国防部担心苏联先发制人，以第一轮核打击摧毁通讯网，使白宫无法下达核反击的命令，输掉一场核战争，情形恰似库布里克的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1964），成立“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简称 ARPA），拨巨款研发抵御核打击的通讯技术。研究员保罗·巴兰（Paul Baran）提出“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的设想，搭建多重中继通讯线路，替代从信息中心辐射各地的阶梯式通讯网。他设计让每一地方通讯交换的节点，均能自主判断通过哪条线路传输信号。一旦中枢或某条线路被摧毁，通讯网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智能节点仍能自主运行，从而保证命令的上传下达。这个想法太超前了，颠覆了金字塔式的传统通讯，但要求中继节点智能运转，则须由电脑控制，并将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以避免多重连接带来的信号衰减。当年的计算机体积大、运算慢、成本高，处理数字信号的能力不强。结果是，通讯改造项目被 AT&T电话公司夺下，AT&T仍保留从控制中枢逐级下传的旧方案，把钱都花在深挖洞、加固地下核掩体，提高保护级别，优化线路材质上，巴兰的设想被束之高阁。

但几年后，英国科学家读到巴兰的论文，意识到可别用他途。英国人的兴趣不在军事，而在远程用户如何分享实验室里的大型计算机。当时，普通用户用电话线连接计算机服务器，从自己的终端发来运算指令，付费让大型计算机提供运算服务。商用电话线既昂贵又繁忙，用户发指令时常遇到占线或发出后阻塞、遗失。另外，用户操作常出现间隙，使计算机空闲，而其他用户又不能同时操作，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使用不充分。巴兰的 “封包理论 ”这下派上用场了，可将远程用户指令切割成小块，按数字信号单位“千字节”（Kilobyte），把一条命令分成几个小信息包——“封包”（packet）。这样，由联网的计算机充当智能节点，根据线路的忙闲，节点自主选择不同线路分拨小信息包到目的地，然后再组装起来，还原为初始信息，这就是“封包交换”。不仅解决了线路繁忙问题，还可让多个用户端同时操作，利用封包原理“分时”（time sharing）共享服务器。

军事技术服务于商业，巴兰的初衷是想搭建多重连接的通讯网，提高抗核打击能力，结果却给未来的互联网埋下种子。后来，美国国防部大力资助“阿帕网”（ARPANET），科学家们也秉承兼容开放的理念，让所有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时时修改、更新界面上的传输程序，网络百科也继承了这种开放态度。结果，各国学者、工程师、通讯公司、军事机构、民间企业，甚至大学研究生，经历几十年的切磋、互动，群策群力，从自己的需求出发，以迥然不同的智慧与远见，让网络技术步步升级，一点点搭建起互联网。

至今说不清谁发明了互联网，因为没有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或居里夫人式的超级英雄，能一人独慧让万世受益。也难讲是哪一年实现的全球联网，更无法确定谁最先预见到互联网的巨大前景。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在日常工作中，不经意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合作，一点点勾勒出覆盖全球的计算机网。单向度的供求关系——少数原创者供给多数使用者的金字塔模式，被多向度的互动关系——“用户生成”（user-generated）的平等模式取代。

一九八九年，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创建“万维网”（World Wide Web，即 www.），以超文本链接开拓出一片虚拟信息空间，全球用户随意浏览世界各地的网页，地球变成一个村庄。因此，二十世纪末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更坚实的是其物质与技术基础。我们能否推断，互联网技术衍生出了与之相应的知识与文化形态？或追问，在技术发展上呈现出的民主化趋势——去中心化、多元性、多样性、流动性、用户主导、共享经济等，是否预示了“知识民主化”的到来？

二

技术与文化本属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域，如何相互影响？即使一方真塑造了另一方，具体过程又是什么？列夫·曼诺维奇著《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一书，系统阐述了电脑媒介对文化的塑造过程。因为这个时代所有的文化基础都将电脑化，互联网才成为全球化最实在、最显著的标志。一场最深刻的媒介革命，从文化的生产、发行到市场流通，一切均由电脑做媒介。本雅明所震惊者，不过是摄影一种媒介带来的变化，而这次数字革命涉及所有文化形态。无论获取、操纵，还是存储文化素材，也不管你采用文本、图片、视频，还是何种音频格式，必须先将资料转成数据，电脑才能读取，将文化转译成二进制数字，是文化的未来宿命。

本雅明不可能预见电影的数字宿命，但他做复制时代与之前艺术之间的比较，却发人深省。他说，绘画是以线条勾勒对象世界，可谓整体性地把握现实；而电影则把绵延的时间分割成一帧帧彼此独立的画幅，然后剪辑拼接。演员失去对情节整体的把握，其表演被剪辑师支离破碎地编织到银幕重构的世界里。复制技术不正呼应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模式吗？福特第一条生产流水线（一九一三年），乃大工业时代的经典范式：零部件标准化，生产过程分割成一个个不断重复的简单劳动岗位，前后岗位串联起来，便形成流水线。工人无须理解全过程，只须天天重复一个工种，速成为熟练工人，也随时可被替代，像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一样。

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流水线作业（来源：baidu.com）

到数字时代，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数字媒体同样呼应着后工业逻辑。后工业生产是 “按单定制”（production on demand）和“按进度配送”（just in time delivery），网络经济则以信息、传媒为先导，电商投巨资收集用户信息和消费行为，针对性地推送广告，精准投送产品。自五六十年代信息服务经济开始，到七十年代后工业转型，至九十年代网络 E经济，文化一直随经济形态的转型而一次次转向，这不正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吗？如果罔顾技术去抽象地讨论精神，真有意义吗？如果所有文化典籍、教育内容与传播信息都被电脑化并上传网络，将来谈文明的属地性与语境化还能成立吗？

曼诺维奇认为，数字媒介已包含了文化与技术两个层面。文化指百科知识、故事情节、写作视角、摹仿与宣泄、悲剧与喜剧；技术层面指电脑程序与“封包”（packet）、分类与进程、计算机语言与数据结构等。使用不同操作程序，电脑呈现数据的方式也不同，文化便随之改变。“电脑的本体论”（computer’s ontology）、“知识论”（epistemology）与“语用学”（pragmatics）共同塑造了文化观念，人、机融合实现技术与文化的一体两面，衍生出“电子文化形式” （telecultural form），电脑技术的演进不可避免地影响文化史的嬗变。曼诺维奇从人文学中汲取理论灵感，在电脑学里寻找技术论证，他称这种方法为“数码唯物主义”（digital materialism），作为考察电脑时代文化、社会与组织结构的新思路。

技术与文化是一体两面，那么，知识的民主化是网络带来的后果吗？大众生产的知识是否可靠？精英知识的真理性与权威性还能否维系？维基知识与传统知识有什么异同？

三

记得六七十年代流行一句口头禅：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后来大家又渐渐地不认同了。即使一百个臭皮匠，也仍是臭皮匠。诸葛亮可是杰出人才，怎能用人数来凑呢？的确，如在同一平面上，大家思考的角度、问题意识、知识背景都差不多的话，臭皮匠再多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但维基百科并非臭皮匠的汇集。

如退回十年前，用户对维基并没太大的信心，乌七八糟的网民怎能编出有权威性的百科知识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编辑的人数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词条也不断更新，可信任度渐渐提高了，今天已成不可或缺的知识源。臭皮匠修成新时代的诸葛亮，原因何在？从工业时代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目的不再仅服务于生产提高，而以创造社会主体为己任。履历表上的姓名、地址、职业、地位，以前不过提示着作为生产力的人的价值，如今却不能定义我们的存在。在知识时代，人首先是知识源，不是说受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的高低，而要凸显每个人独特的经验，以及对他人的启迪。我们在网上相遇，平凡琐事，一样启发无数人思考，一技一能，也可以帮他人改善境遇。同时，没有谁完全了解别人的生活，掌握他人的特长，我们始终是独特的、神秘的、不可替代的。这个时代，知识的个人性与经验的独特性超越了以往对普遍性的追求。

职业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识，一人身兼数职，是工作还是失业，是上班还是休闲，两者界限模糊不清。如仍固守传统的偏见，不承认所有人（包括文盲）都有智慧，便是否认他人的存在，也是知识时代的愚昧，更是歧视、敌意、仇恨与暴力的根源。最近“抖音”风靡国内，这款青年人自娱自乐的音乐短视频，由网民拍摄身边的场景，或用视频剪辑、特效软件编辑视频，配上音乐，上传到抖音社区，让点击量决定哪款视频火爆。“网红”几乎完全偶然，无论是制作者还是消费者全然不知成功的奥妙，大家喜欢便火了。没有谁像制作电影、电视、戏剧那样，研究美学规律，系统地创作优秀 “抖音 ”作品。“抖音”属无名之辈的本色创作，文艺理论对之失语，找不到放之四海的普遍规律，成败靠的是网络民主机制。

这是一个全新的民主时代，不同以往的代议制民主，遴选少数精英代理大众进入公共领域。这是直接民主，网民直接参与，彼此互动，信息资源全球配置，个人以分子化结构形成网络社会。新事物变化之快，复杂性与多样性之丰富，少数专家无力把握，也无法理解。除了学习与适应这无序、莫测的世界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列维（Pierre Levi）《集体智慧：赛博空间里的人类新世界》（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一书，引入“集体或共享智慧”（collective or shared intelligence）概念，描述这种跨地域、跨空间、跨贸易的网络“知识空间”（knowledge space）。

前些年国内流行“人肉搜索”，算不算集体智慧呢？不能算，集体智慧或知识空间的锋芒不在信息收集，也不是网络“人海战术”。人肉搜索靠电子记忆的强大与网络覆盖的广泛，收集大量信息，联络虚拟空间里的各地、各类人群，大海捞针地搜索目标身边的知情人，晒出目标隐私，动员网民线上或线下骚扰。这是传统的群策群力，乃人情社会的虚拟扩容版，假现代科技之形，行人情脉脉之实。网络知识空间靠运算重技术，计算机运算将人的思维“外化”——将人的反思力、记忆力与联想力转译成“链接”“打开网页”与“选择界面”，个人思想转化成大规模生成的公共思维，私人想法就成了共享智慧。

所以，网络百科先要获取技术、机构或概念工具，然后才是收集、过滤大量信息，再用运算整合出可导航、可检索的信息，以链接方式呈现多样的智慧与想象，搭建有思维纵深的信息平台。网民以虚拟身份在平台上彼此辨识，相互激发思考，各自贡献思维的路径，深挖思维的潜力，形成“集体智慧”或“脑超链接”（hypercortex），解决传统知识表达不出、解决不了的问题。维基百科汇聚了大批背景不同的志愿者，大家匿名编撰、修订、补充、审核、更新词条。重要的不仅是收集关于事实的客观知识，也不局限于汇集角度不同的想法，核心是要改变我们与知识的关系，联系世界各地千差万别的人，革新伦理、美学、技术与社会组织方式，重建全球化社会。

四

二○一二年三月，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宣布停印已有两百四十四年历史的纸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从此发行电子版，从线下走到线上。看似一条纸媒转电媒的消息，但含义却远比这层深远得多，标志着一个时代知识的转型。印刷时代的文本与形象标准，被网络时代取代了。网络百科不再沿袭纸版百科的文本与图片形式，而集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格式为一体，还配以人机互动拟像、互动地图、虚拟现实等跨媒介的多模态，覆盖几乎所有的符号系统。传统的学科界限难乎为继了，网络用户互动替代了精英教育的知识单向街，学习未必要申请特权化的教育机构，而上互联网分享普遍分配的知识。专家智慧凝结的 “encyclopedia”（百科全书）终结，大众智慧荟萃的“cosmopedia”（网络知识空间——列维造的新词）方兴未艾；高度复杂的网络智能（networked intelligence），将人性投射到无垠的赛博空间里，人类社会与思想探索从此具有了空前的潜力与变数。

世上没有谁全知全懂，一人擅长一两门专业就已不错了。万维网以“超文本链接”导航知识系统，让共享性的“集体思考”成为可能。列维认为，网络“新人文”打通了个人与群体两类不同知识，超越了笛卡儿的“我思”——个体为中心的认知模式，而进入到“我们思”的多元认知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有体会，如今学术越来越碎片化，科技也难逃相同的宿命，无数从事生命科学的科学家，在实验室或计算机前，年复一年重复琐屑、繁冗的实验与计算，情形不比电影《摩登时代》流水线上的工人强多少，最终未必明白耗尽一生的数据要证明什么结论。今天的学问如此庞杂多义，没人再想学康德、黑格尔，以一人之才智，穷尽天下知识，建立无所不包的学术体系。今人的明智在自知局限与渺小，学会合作与共赢，肯与不曾谋面的陌生人合作共创集体智慧，以期有所建树。在民主化的赛博空间中，以互动合作式的知识形式，将智慧无差别地播散到虚拟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人有付出，个个有收获，知识栖居在人性之中。

列维认为电脑技术并非横空出世，而与西方科学与哲学传统息息相连。电脑运算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知识论与美学之中。古典哲学希望从超验的世界里寻找普遍性，而互联网却将散落在不同时空里的真实经验联系起来；网络智慧不因循柏拉图的脚步，攀登知识的制高点去寻觅“真理”（eidos），而屈尊于芸芸大众的“意见”（doxa）之中，在众生喧哗、芜杂多义的个别思考里，披沙沥金，萃取真知灼见。

（Janet Abbate,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 Pierre Levi,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 ,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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