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恩顿谈十八世纪研究与书籍的未来

作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教授也是文化史、书籍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如《启蒙运动的生意》《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等都被陆续译成中文，获得了热烈反响。在学术研究之外，达恩顿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2007-2016），并且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受托人。

2019年10月，达恩顿教授前来中国访问，在杭州、上海等地举办讲座，《上海书评》对他做了专访。在访谈中，他对纳沙泰尔的档案、新文化史的新动向、启蒙运动中的地下文学、电子化时代阅读的未来以及如何促进不同学科进行国际间对话等问题逐一做了解答。在他看来，电子化时代虽然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代价却是牺牲了阅读的深度，我们一方面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着信息，另一方面也在以惊人的速度遗忘着信息。

您的著作《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在中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您在书中多次提到纳沙泰尔这一地名，能否谈一下，您如何发现这里的档案材料，以及您在查阅档案时一些有趣的经历？

达恩顿：我第一次接触到纳沙泰尔的档案是在1965年，当时我在哈佛做博士后。两年前，我注意到纳沙泰尔当地的教授在写本地历史的书中有一条脚注，这条脚注提到了纳沙泰尔当地有很多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领袖）未出版的信件。我想研究布里索的生平，就去了纳沙泰尔。在当地，我找到了一百一十九封布里索写给他的出版商（纳沙泰尔印刷协会）的信件。这些信件隐藏在五万封法国大革命二十年前从事书籍出版的人的通信中，其中包括作家、印刷工人、出版商、书商、造纸商、走私犯、马车夫、排字工人、媒体工作者以及大量相关人员。最终我决定从事书籍史的研究，而不仅仅是研究布里索的生平。因此我将五百页未完成的布里索生平的书稿放在了抽屉里，转而开始写一系列有关十八世纪书籍史的论文和专书。在此之前我对书籍史一无所知。后来我遇到了亨利-让·马丁、罗杰·夏蒂埃等人，才意识到我的研究为现在已经成熟的书籍史研究贡献了一部分力量。

现在是否可以说您对纳沙泰尔的档案研究已经告一段落了？

达恩顿：从1965年夏天到2019年夏天，应该可以说这项研究已经完成了。我刚刚写完了一本书《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与盗版》（Publishing and Pirating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是之前出版的《法国文学之旅：法国大革命前的书籍世界》（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的姊妹篇。在此之前，我已经根据纳沙泰尔和巴黎相关的档案出版了很多专著和论文。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从事这项研究，它很难吸引普通大众，尤其是美国读者。最终我只能想到两个答案：这项研究很重要，而且它很有趣。

在《屠猫记》一书的结尾中，您提到写作此书的初衷之一就是对年鉴学派过度依赖计量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反思，而近年来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写作的主题上越来越注重对文化现象的分析——例如安托万·里勒蒂的《公众形象：名流的发明（1750-1850）》。在您看来，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否影响到了法国的年鉴学派？

达恩顿：我同意年鉴学派已经改变了吕西安·勒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时代的研究方式。我最初与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合作是在1970年，他们喜欢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式去分析长时段的结构和形势，还有一些人研究“心态史”。我对后者更感兴趣，我的第一本书《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就是心态史研究的一次尝试。现在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已经不再使用心态史这个术语了，取而代之的是历史人类学或新文化史，我与这两派都有过长期的合作。因此，我认为我们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来理解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某些侧重点不同。对我来说，安托万·里勒蒂代表了新一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他指明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未来——研究应当是合作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我认为中国学者也应当参与到这项超越国界的集体研究里来。

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希望通过个案来以小见大，进而得出概括性的结论，新文化史研究的材料通常都是零星的、特殊的，在您看来，新文化史的目标是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还是像人类学家那样“深描”某一种文化现象？

达恩顿：对我来说，文化史试图像理解思想家的精神世界一样去理解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它根源于社会史，因此不会忽视人们的生活、情感、饮食和死亡，它会去理解人们的日常活动，并且试图理解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我认为我们经历的一切都会涉及将这些日常活动赋予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中找到意义，我们从这个环境中继承并且建构了我们的观点和价值体系。这些精神现象为我们建构了现实。这些精神现象就像我现在写下这些词语的桌子一样“真实”。至于这些现实，尽管它们很难在其他的时间和地点被理解，仍可以通过深层次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来阐释、从概念上加以解读。简而言之，可以通过人类学的方式去挖掘档案。我认为文化史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人的境况。

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您着重分析了启蒙思想传播的社会史。在经过格拉布街文人的二次创作后，启蒙思想是否已经被歪曲了？

达恩顿：我认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很多伟大哲人的著作都会通过多种方式得到阅读和阐释。我研究的一些作家将卢梭看作揭示社会不公和政府专制的预言者，然而其他人将卢梭看作触及他们情感深处的人。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就是将卢梭的著作向大众普及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的乌托邦式小说《2440年》是当时的畅销书，他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公正的社会，这个社会是根据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原则组建的。这本书与梅西耶的另一部畅销书《巴黎图景》截然不同，后者主要描绘巴黎悲惨的、不公正的日常生活。像米拉波和布里索那样的雇佣文人写了一些小册子来操纵市场，帮助他们的赞助人（如著名的埃蒂安·克拉维尔）促进书籍的销量。如果你去阅读这些小册子，会发现他们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卢梭无处不在。

伏尔泰也是如此，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伏尔泰曾经发起过一场“消除不宽容和不公正”的运动，这项运动深刻影响了公共舆论。

至于孟德斯鸠，他的《论法的精神》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推动高等法院政治改革的宣言。孟德斯鸠经常支持贵族特权，但是我认为他的著作包含了对专制主义的深层思考，他认为三种政体之中的专制政体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不同于波舒哀的正统宗教-王权的看法。

到了1789年，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已经深入受教育的精英阶层当中，普及化的启蒙思想也同样影响了他们，并传播得更加广泛。1789年参与三级会议的人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了这些启蒙思想著作。因此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并没有一条直接的因果关系链，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重大事件当中抓住机会的人身上可以找到启蒙运动的根源。他们秉承的思想是世俗的、理性的，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统治的基本原则。伴随着这种新的价值体系，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面包的价格。我希望将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到我的新书中，这本书的标题暂定为《革命的性情》（The Revolutionary Temper， 2020年6月将由Allen Lane出版）。

在《拉莫莱特之吻》一书中，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为什么历史不能像凶杀案一样有趣呢？”现在的情况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与大众关注的历史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为此很多历史学家在大力推广公众史学，在您看来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向大众推广他们的研究成果？

达恩顿：我希望图书在为知识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能使读者产生兴趣。我不知道这项运动是否会成功。但是我同意你的观察，职业历史学家与普通读者之间缺乏联系。他们经常是为其他历史学者写书。究竟该如何既满足学术需要又能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文笔清晰、不要对普通读者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是第一步。

有人说电子书取代纸质书籍是大势所趋，现在很多出版社在出纸质书籍的同时也会出电子版，而且电子付费阅读越来越普及，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达恩顿：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美国大众对图书电子化问题通常有四个误解：

一、“图书已死”。错误。美国图书的印刷量每年都在增加。现在美国每年新出版的纸质书大约有三万五千册。同时，电子书的销量开始下降，我认为纸质书和电子书是相互对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二者是互补的。

二、“图书馆已遭废弃”。错误。公共图书馆到处都有，小城镇和城市郊区的公共图书馆在服务越来越多的读者。它们现在还承担了社区中心的功能。在哈佛，我们的七十三个图书馆里都挤满了学生。

三、“我们正处于信息化时代”。这句话有误导性。每个时代都是充满信息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性，这取决于信息传播的方式。十八世纪就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四、“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错误。大部分二十世纪出版的图书还没有电子化，也不能电子化，这主要是因为版权限制，著作人的版权期是作者的有生之年加上去世后的七十年，也就是说，通常要超过一个世纪。不仅如此，只有一小部分纸质档案可以在网上找到。经过六十多年的档案研究，我意识到我们对过去实际上知之甚少。当然，大部分人一生当中都会留下痕迹，只不过他们互相之间交流的信息从来不会放在网上。

您怎么看电子书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达恩顿：几年前，当我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用铅笔和索引卡时，周围的人都在用电脑打字。我找到了一封内容丰富的长信，打算复印一下。我问阅读室的图书管理员能否复印，她面带不屑地回答，“我们不复印了”，“看看你周围的人”，他们不仅用电脑打字，还用智能手机拍照。在键盘的敲击声中，那些档案得以迅速被录入，而且还可以在家庭的个人电脑上被检索。

我承认，这是技术的一大进步。但是一些学生从来没有完整阅读过他们数据库里的所有文本。他们只是做关键词检索。如果你仔细地查阅这些档案，对这些内容加以总结，复印关键的篇章，然后写下自己对这些档案的重要理解，会从中收获更多。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在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知识。如果你写下的笔记能够安排得当，会从中发现多种理解材料的途径。

在《阅读的未来》一书中，您认为今天正在发生的阅读革命和古腾堡时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您能再仔细谈一下这些相似点吗？

达恩顿：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信息，每个时代的信息都会根据当时媒介的不同而具有独特性。在古腾堡时代，书面交流和口头交流的变革存在着反复，更不用说手稿对交流的作用了。我认为这种流动性对当时的信息交流体系来说确实存在，今天也是如此，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信息从一种媒介传播到另一种媒介，然后又回归，这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我认为很多传播史、至少是我尝试去做的书籍史研究都试图去还原这种传播的多面性。

我研究过十八世纪巴黎的谣言传播，谣言存在于手抄本中，然后进入印刷的杂志，最后又回到口头交流当中。这是在十八世纪发生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十五世纪，也同样发生在今天。我认为，尽管今天信息传播和迁移的方式有所不同，还是多多少少地再现了以前的传播方式。如果你正在发送推特或者发送邮件，同样与之前的信息传播方式有相似的因素，与此同时你也在记录着信息。对我来说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几乎所有事已经凭空消失了，你可以将其称之为完全的破坏，是一种我们无法估量的损失，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我们只能处理留存至今的记录。即便是曾经存在过的交流，还有大量沉默的信息，这些信息也足以改变我们的观点。

所以我要强调两点：第一，信息传播从一种媒介转变到另一种媒介的确有相似之处；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天大部分的信息是可以恢复的。

您曾经担任过多个学术机构的领导职位，包括美国十八世纪研究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的主席（1976-1980），以及1987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十八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席。这期间有哪些美好的回忆？

达恩顿：根据我的回忆（可能我的记忆有模糊的地方），美国十八世纪研究会是在一艘私人邮轮上成立的，主要成员是刚参加过1963年7月第一届启蒙运动研讨会的学者，当时这艘邮轮行驶在莱芒湖上，从希永城堡前往日内瓦。西奥多·贝斯特曼（Theodore Besterman）是推动者，他之前在日内瓦出版了第一批伏尔泰通信集，总共有一百零七卷，在日内瓦会议之后，他主张每四年在不同的地方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促成了十八世纪研究会的成立，从1964年的法国开始，1969年在美国也举办过。贝斯特曼先生以惊人的精力和开拓精神将十八世纪研究推向了国际化和多学科交流的模式，并延续至今。

我1976年进入美国十八世纪研究会的理事会，贝斯特曼在这一年去世。当时很少有美国学者接触过他，其他资深学者很少涉足这一领域，但是在法国有很多人关注我们的活动。当时，十八世纪研究主要关注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思想。除了少数女性沙龙，很少有人研究妇女史，启蒙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书本上的思想，正如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研究知识分子史的传统那样。对话语、习语、文本之间的互文以及认知论的研究很少，只有左岸有少数零星的研究。

美国十八世纪研究会的另一个特征是以文学为主导，历史、艺术、哲学以及社会科学与之相对。我们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文学院，但经常从历史或哲学的角度出发。如果调查一番提交给美国十八世纪研究会的所有论文，会展示出这种多学科交叉的持续发展——对十八世纪这样一个学科界限没有泾渭分明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生活也超越了国家和学科的界限，这种方法再合适不过。

民族主义在我们的机构中没有立足之地，但美国和法国的团体之间有很多冲突，尤其在讨论会费分摊等问题上。1975年在纽黑文，一位著名的美国十八世纪学者突然脱下外套，邀请与他针锋相对的法国学者去街上打了一架。也许这种斗争导致了我在1983年当选为研究会副主席（以及后来的主席）。作为一个爱好法国的美国人，我适合居间调解。

1987年我开始担任主席，大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冷战的氛围开始缓和。那一年的国际会议在布达佩斯召开——第一次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开会。前一年夏天，时任主席的比利时著名学者罗兰·莫蒂耶夫妇和我驾车从布鲁塞尔前往布达佩斯筹备会议。我记得罗兰在经过边境的时候有些紧张：边检官员对我们态度不太好，搜了车，还让我们上交了护照。不过我们到达布达佩斯时，护照都已经盖上了边检通过的印章，一切顺利。接待我们的贝拉·科佩奇（Béla Köpeczi）是研究十八世纪的著名学者，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他邀请我们参加了一场国宴式的晚餐：服务员像旧社会那样站在客人的座椅之后，随时为我们斟满托考伊酒。当时我可没想到冷战这么快就在我的有生之年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