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细节︱法律如何对待“小恶魔”?

提起犯罪分子，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满嘴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很少会将其与处于花季的少男少女联系起来，然而，事实的情况是，基于种种原因，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新闻报道中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小恶魔”，他们在小小年纪就犯下杀人、性侵、伤害、绑架等罪行，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小恶魔”的违法犯罪，是现代法律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严峻问题。

“小恶魔”违法犯罪对法律的第一个挑战，涉及到刑法中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即多少岁的孩子算是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应该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应该接受刑罚的制裁。

在我国法律史上，秦代的刑事责任能力是以身高来衡量的，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准确系统的身份登记制度，家里孩子也多，犯罪者到底多大年纪，估计连他爸妈都忘了，所以只好用身高去评断。在《秦简•法律问答》记载:“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 问乙高未盈六尺,甲何论? 当磔。”这个案子说明，秦朝当时基本上是把身高满六尺作为负刑事责任的标准。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法律开始以年龄来认定刑事责任能力。唐代著名法典《永徽律》规定: 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就是说，七岁以下的小朋友和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家，即使犯了重罪也可以不惩罚，这就有点类似于现在刑法上讲的无刑事责任年龄。

在西方，公元 6 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法典》也是根据年龄来确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的：幼儿，指不满 7 岁，完全无行为能力；儿童，男年满 7 岁到不满 14 岁，女年满 7 岁到不满 12 岁，有部分行为能力；未成年人，指年满 14 岁到不满 25 岁的人，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成年人，指年满 25 岁的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进入现代社会，司法理念发生了变化，未成年人到底多大年龄可以接受刑事审判和制裁，这一方面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对罪恶的惩罚和对被害人的救济，需要在两端之间寻求平衡。因而，1985 年《联合国少年司法规则最低限度的标准规则》规定，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中，起点不应太低，应该考虑到儿童的情绪和心智成熟的实际情况。

目前，各国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澳大利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在20 世纪开始时是7 岁，在20 世纪结束时是10 岁。英国刑法规定：10 岁以下儿童不负刑事责任；已满 10 岁不满 14 岁的人相对负刑事责任，14 岁以上完全负刑事责任。日本、德国法律规定：不满 14 岁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年龄，14 岁以上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年龄。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7 至 14 岁为推定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如果控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责任能力的，要负刑事责任。

“小恶魔”没有达到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意味着不会面临坐牢的刑事惩罚，但并不意味着其恶行是免费的，他依然要付出代价。一方面，对“小恶魔”负有监护义务的父母必须承担民事责任，对受害人进行经济赔偿，有时候这个数额会很大，会让他们倾家荡产；另一方面，“小恶魔”可能要受到刑罚之外的其它惩罚，比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收容教养，这意味着他不能像其他小伙伴一样在家庭中享受父母宠爱，在学校里自由自在地学习玩耍，他要在指定的场所接受强制性的特殊教育。英国法律规定，对于 10 周岁以下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可以处以本地宵禁（Local Child Curfew），即警察可以禁止该儿童在特定时间段内在公共场合出现，除非由成人陪同，这项禁令可以持续 90 天。

“小恶魔”违法犯罪对法律的第二个挑战，涉及到刑事诉讼法的制度设计，对于那些涉嫌犯罪的小被告人，法院该如何进行审判，对于那些被判定有罪的小犯人，裁判该如何执行，这就是少年司法的问题。

未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程序。在古代，对儿童的犯罪审判并没有单独的一套司法程度，十九世纪末期，人们认识到，儿童毕竟不是成年人，对其司法审判应该与成年人有所区别。

1899 年，美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芝加哥设立，这是以“国家亲权”理论为基础，针对未成年犯罪人个体特征施以治愈性处置的、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开端。到了1925 年，美国每一个州都设立了专门的少年法庭，逐步形成了少年刑事司法和成年人普通刑事司法两套体系。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很多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少年法庭。在少年法庭中，实行与成年人法庭不同的一些做法，比如，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审判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国家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免费的辩护；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司法机关除了要调查犯罪事实本身，还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少年法庭的法官、陪审员需要特别的资质，要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人来担任，等等。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一般坚持“从宽从轻”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

为了执行联合国的要求，各国纷纷制定了少年犯从宽处理的司法政策，创造相应的保障条件，争取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除了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外，还限制终身监禁的适用，如日本刑法规定，对于未满 18 岁的犯罪未成年人，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判 10 年以上 15 年以下监督劳动或者监禁。

同时，各国法律还鼓励对儿童适用缓刑或者轻罪不起诉。在德国，缓刑被视为最有效的制裁措施，德国法院对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适用了缓刑。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特定类型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为了帮助未成年人犯罪者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很多国家的法律还规定了儿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即儿童犯罪的记录不对外公布，不进入其档案，以免影响其未来的就学、就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经验证明，未成年人的一些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会受到特定阶段身体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一旦过了特定的发育阶段，这些犯罪的发生率就会下降。“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和制裁，要注意给其留下改过的机会，为其创造改过的条件。

浙江省是我国率先启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地方，据该省检察院统计，自2016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及时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让145名涉罪未成年人浪子回头，顺利考上了大学。

未成年人犯罪，在根本意义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法律惩罚只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已。过分依赖司法手段，让未成年人过早进入刑事司法体系，遭受逮捕、羁押、审判、处罚等一系列过程，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而言，都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杜绝“小恶魔”现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各界携手：家长应承担起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职责，引导其作理性、友善、负责的人；学校要在教书育人中发挥主导作用，教师要运用惩戒权对不良行为及时进行惩罚和矫正；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创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政府要提供教育发展的资源和政策扶持，并在家长、学校和社会之外承担起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和不良行为矫正的兜底性职责。

衷心期盼，在良好的家庭环境、社会氛围中，在完善的教育体制和司法制度下，每个孩子都成为天使而非恶魔，没有一个孩子在犯罪中受到身心伤害，也没有一个孩子在监禁中失去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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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宏勃，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外交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本专栏由法律法学界专业人士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