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凤谈祖父张元济：他组织编写的教科书何以风行全国

【编者按】

张元济先生（号菊生，1867—1959）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奠基人，毕生从事古籍的搜集、整理、校勘和出版事业。他还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张元济、张树年、张人凤祖孙三代人均为上海文史研究馆官员，该馆菊生堂即是为纪念张元济先生而设立的会议室。

近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文史馆菊生堂联合举办《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座谈会，张元济嫡孙、《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作者张人凤，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学者专家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代表等出席了座谈会。

张人凤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张元济先生生平、事业、思想的研究，以及商务印书馆馆史、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他此前的一批研究成果已出版《张元济研究文集》、《张元济全集补编》，而辑入本书的论文、回忆文章和资料评介是其2007年以后的主要研究成果，命名为“文集续编”。该书系上海文史馆馆员作品系列之一。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他组织编写的《最新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是有抱负的，去商务印书馆并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是希望普及教育的思想能够通过商务印书馆得到实现。果然他投身到商务以后，新出的教科书一炮打响。”张人凤说。

张人凤在《商务印书馆版教科书和张元济的教育理念》一文中探讨了商务版教科书成功的原因，以及张元济的教育理念，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节选。

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了《最新教科书》，这是我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套完善的、成功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按照政府规定的学制，按学年、学期，分学科编纂，还配有相应的教学参考书，即《教授法》。它的出版，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它直接推动了我国废除科举制度前后新式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又在我国出版史上成为一项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出版成果，不仅为商务印书馆此后三十年迅猛发展奠定了经济和社会知名度的基础，也为后来几十年间我国教科书编纂出版提供了范例。

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各国政府对教育都比较重视并加强了管理。其体制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制定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组织系统和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并设定教育目的，即提出对受教育者在质量和规格上的总体要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规定各门学科的教学大纲、教育计划，同时编写教科书。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既密切关连，又相互制约。教科书是其中最为基础的一环，它既是学生学习的主要材料，又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它不是一本科学研究的专著，但内容必须科学、真实、正确，对现有的知识成果进行综合归纳和系统阐述。它还必须服从各门学科的教学大纲，其内容既属基础性，又具时代性。形式上还要保持字体、插图、版面的美观。教科书是学生从童蒙开始，在教师引领帮助下，登上知识殿堂的阶梯，如果编写得当，则教与学两方面都可以取得较高成效，反之，教师和学生会感到疲劳、厌烦而收效式微。由于教科书关系每一个学生，对学生知识结构和品格培养以及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极具意义，其影响既面宽而又深刻。它有着塑造学生未来，因此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奠基性功能。因此，教科书是影响国民素质和国家前途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正是有鉴于教科书的重要性，因此对教科书的编纂者及其出版工作的主持人，有着极高的品质要求。除了对各学科的基本知识的科学、正确的认识、熟谙和掌握之外，应该具备对教育科学的深刻理解和认知，对教育规律、学生学习心理的认知，也必须了解同时期外部世界教育科学发展进程及其前沿性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主持人必须具有为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有责任担当的品格和抱负，对教育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充分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对通过他的团队编纂的教科书所培养的成千上万学子今后会生成怎样的社会中坚群体具有设想和预见。

有幸的是，这样一批有识之士出现和聚集在了商务印书馆。先是夏瑞芳在业务中结识了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的张元济，夏表明了想在印刷厂基础上发展出版业的意向，并请张为之主持。“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 张元济早在1901年就表明了他对教育的看法：“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 他应夏瑞芳之邀，于光绪二十八年末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同时高梦旦、蔡孑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 高梦旦在日本考察教育，认为“日本所以兴盛之由，端在教育，而教育根本在小学”。 蔡元培除了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外，还有丰富的创办新式学校的实践经验，在哲学、伦理学方面著译颇丰，且此时已在中国走向共和的革命道路上迈开了步伐。蒋维乔也是一位热衷于新式教育且有实际教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此外，庄俞、杜亚泉，以及任馆外编辑的伍光建、夏曾佑等，都成了编译所的骨干力量。经过他们共同努力，《最新教科书》问世之后，获得了极好的声誉和骄人的市场占有率。此后，商务几十年间有多部成功的教科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问世，更为年轻的编纂人也不断涌现。然而贯穿在商务版教科书中，由张元济开创的教育理念，却被传承下来，这些理念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被今天出版史、教育史专家所肯定。

以下就笔者的见解，列出六项商务版教科书反映出来张元济和他的编纂团队所具有的教育理念。

一、自主

1903到1904年，近现代教科书在中国开始大规模出现的前夜，没有现成的样板，虽然已经有了南洋公学陈懋治等人自编的《蒙学课本》和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全书》，但后来与商务《最新教科书》相较之下，他们只能退而居其次。那么能不能从国外引进已有的成功模式？张元济早在加入商务编译所之前，就有明确的意见表述：“勿表讲求西学之名”，“勿以洋文为常课”，“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勿沿用洋人课本”，“勿滥派游学” 。其中“勿沿用洋人课本”称：“童子于入学之始，脑质空灵，先入一误，始终难拔。无论洋文读本宜自编纂，即华文教科书各教会学堂所刊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否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愚意均不可用。最上速自译编，其次则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校订，虽未必佳，而流弊要较少矣。” 这倒好像预感自己日后将投身教科书编纂事业而先立下了规矩。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之后，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教科书，开始时先有编纂蒙学读本之计划。关于蒙学读本最早的文献资料记载是蒋维乔1903年6月22日日记 ，然而到这一年底，蒙学课本并没有定稿。1904年1月5日编译所第6次会议上，与商务合资的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说：“小学读本及续编蒙学读本由数人具稿，并可选用日本成书材料及支那古人文章之适合者，其搜辑编次之事由张君总其任，与长尾会商。” 也就是说，原亮三郎给出了小学教科书的模式，照日本成例，适当加入中国古代故事，并指定此事由张元济操办。后来事情的进展没有依顺原亮三郎的思路，两个星期后的1月18日，张元济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决定不采取日本现成教科书的模式，原来已编的蒙学课本也要推倒重来。是日上午，他去对蒋维乔说：“蒙学读本，东西方各国考定者，皆以笔划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第一编重编。” 接下去，张、蒋、高及两位日本合作者开始圆桌会议，讨论编纂原则，有关内容多篇论文都有引述，本文不再赘言。总之，《最新教科书》的出版，非常好地反映了张元济及其编纂团队从他们一起步就形成了自主编订教科书的理念。

二、普及和公平

张元济说过：“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 这是教育公平的理念。因为他不是政府主管教育行政的官员，手中没有掌握去推行这种理念的权力，他只能在他从事的教科书出版这项工作中去努力实践。举一个例子：女子教育，在封建时代，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连癸卯学制都还未能把女子教育列入正式的教育体系，直到1907年，清政府才有《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就在这一年，商务马上出版了《初等小学堂用女子教科书》。虽然当时受限于男女分校，但这套教科书大大地助力了女子小学堂的发展。书中有《缠足之害》一课，说道：

卫生之道，运动为上，缠足则艰于行路矣。持家之道，勤劳为上，缠足则惮于操作矣。由是身体日弱，家事日废，其危害非难知也。

光绪二十七年，特颁明诏，禁止缠足，至今其风稍戢也。

既痛斥缠足之弊害，又看到清末禁缠足之社会进步，正是适合女子教科书的好选题。

另一个例子是商务印书馆十分重视南洋华侨子弟的教育。张元济1906年到北京拜会清政府学部侍郎严修时就请他关注南洋华侨子弟的教育。商务印书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也一直传承这一理念。20世纪初，随着国内停罢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南洋华侨子弟教育也几乎同步从设在宗祠、寺庙内的私塾、学堂转向新式学校，大多采用了国内相同的商务版教科书。1930年代初，当地政府加强了对华校教科书的审查，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为华侨子弟服务，商务在1930年代初开始编写南洋版教科书。现存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内最早的南洋版教科书是《南洋国语教科书》（初级小学第二册），版权页署“民国21年6月国难后第一版”，它直接证明了1932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侵略军炸毁之前，就已有了南洋版教科书，只是“国难前”的版本目前尚未能找到。随后，商务又出版了南洋版《复兴教科书》，诸如南洋群岛为什么没有四季变化（《自然》），南洋诸岛的面积（《地理》），南洋各国的历史（《历史》），南洋各国货币换算（《算术》）等具有南洋特色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教科书都在香港厂印刷后直接销往南洋。

以上两则，以及1907年为适应边远、贫困地区办学需要而出版的简明、简易两种教科书，能看到张元济和商务编译所诸君，目光不局限于少量精英，而是面向边远贫困地区学生、女生、华侨子弟等人数众多的板块，为教育普及和公平尽了最大的努力。

三、以人为本和人格培养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对受教育者的人格培养和知识传授，二者不可或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格培养尤为看重。《最新教科书》在《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中，开宗明义，指出“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亲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爱国等，以至事务浅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章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 足见编纂者编纂国文教科书，不仅要使学生学会语文知识，同时要让孩子们学会起码的为人处世之道，学会将来长大成人后必须具备的品德和行为规范，也从入学之初即注意到了对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培养。这都是“怎样做人”的教育，很好的反映出了张元济和编纂者们不是把受教育者看作只会吸收知识的留声机或摄录设备，而是首先把他们看作有独立人格的人，明确要从小培养他们成为能在社会上立足的人。这就十分明确地反映出张元济团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商务版教科书中，对学生爱国思想的教育培养尤为重视。1912年6月至8月出版的《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一套六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其编辑大意就有“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一项。直到1932年“国难”后，国家民族的危亡意识十分突出，商务版《复兴教科书》对爱国教育更为着重。《小学复兴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有“指导儿童从阅读有关国家民族的文艺中，激发其救国求生存的意识和情绪” 一项。《共和国教科书》第四册，即小学二年级下，学生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就有课文：

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耶。

其他如通过国旗、疆土、文字、语言、武备知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故事等来培养学生爱国意识的课文很多。

国文课本中对学生品格养成直接有关的课文不少，有些采用古人嘉言懿行，有的则是简明说理，使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潜移默化。以下两课课文分别是讲述尊师和节俭：

路遇先生

余儿行路中，遇先生，鞠躬行礼，正立路旁。先生有命，儿敬听之，先生有问，又敬答之。俟先生去，然后行。人皆称为知礼。

贾易

贾易七岁丧父，其母彭氏纺织以自养，令易入学读书，有时与以钱，为果饵之费。易不忍用，积得百钱，仍以还母。

商务版教科书融汇德育教育，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从家庭伦理，个人日常生活细节入手，进而推及坚韧、信义、守法等，步步深入。其《修身教科书》，则完全是讲人格、品德的养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融入近现代教科书之典范。

四、兼容中西

中国进入近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的必要性逐渐为社会所认识，而维新派人士则是起着这方面的引领作用。商务编译所在教科书内介绍西方文化，无疑是领先的，步子也不可谓不大，其实他们的起步，比后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早了十几年。清政府壬寅和癸卯两个学制本身在中国教育史上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几乎完全是采用了西方的教育体制，而商务立即紧随，编出《最新教科书》，也正是张元济等人迅速领会和接受这个新教育体制的反映，也是他们大胆地付诸实践后的成果。《最新教科书》和《共和国教科书》中，介绍西方优秀文化的课文也很多，试举两例：

汽机

英人瓦特少时见壶中水沸，壶盖自开，怪而求其故，始知沸水化汽，其力甚大。遂因其理创制汽机。其制有锅炉、有汽筒，有机轮，锅中煮水，通汽于筒，激动其机，则轮自旋转。汽力愈大，轮转愈速。今日工厂、舟车均利用之。

时辰钟

在讲解完时钟后有以下一段课文：

吾闻英人最重时刻，凡一举一动，莫不严守规定之时刻，故成功既多，而精力不疲。我国则不然，饮食卧起，率无定时，操业就职，作辍无常……时辰钟一小器耳，观于用器之人，可以觇文化之高下矣。

此外，如《伊索寓言》故事，也已经在1904年编的教科书中出现。后来，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编纂的《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介绍英国人司替芬孙研制蒸汽火车，世界博览会，鲁滨孙漂流记以及外国风景名胜等多篇。

张元济兼容中西的教育理念，把受教育者置于世界之中，拓宽其视野，使其从小就了解中国之外的外部世界，这一理念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好地发挥。然而，他是有尺度和底线的。“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张元济有坚守中华文化的定力，他吸收西方文化是为了丰富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化，而不是用它来取代中华文化。这一理念在他主持编纂的商务版教科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反映。

五、科学性

张元济教育观中的科学性，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工作必须符合教育科学的规律；二是教育内容必须是科学的，他特别提倡当时在中国还十分落后的自然科学。此两者在商务版教科书中都得到反映。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编辑缘起中指出：“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学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以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所以行之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 张元济与编译所诸君经反复研究，都认为“我国文字无字母，无假名，笔画较繁，最难限定” ，这在国文课最难把握。他们坚持由浅入深的教育原理，讲过摸索，做到第一册出现的生字“第一课至第六课，限定六画；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定十画；全册限定十二画。间有十余字过十二画者，皆甚习用之字，且列于三十课以后” 。笔者做过统计，第一册出现的汉字，平均笔画数为8.0笔，这在繁体字时代应认为是比较少的。《国文》第一册编写过程中，编纂者注意到每课课文的字数从第一至四课每半课四字开始，以后渐次增多；深奥、冷僻之字及儿童很少听到过的字，一概不予采入；德育和智育方面的取材，都选用儿童家庭、学校常见的事物，甚至讲到花草景物，都要与学期、教学进度的时间相配合；书中配有大量插图，足以引起学生的兴趣。这一切都符合学生认知心理。如果编纂人没有科学性理念，就不会尊重教育科学，不会去了解、认识、领悟学生学习心理的规律，更不会在编纂过程中时时处处采取必要和有效的措施，以臻出版物之完善。

《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编辑大意说，中国古代有六年授教之说，但没有定期，后来对数学就略而不讲，这就造成了人们虽已成年，却不懂加减乘除为何物的状况，小则日常生活中计算困难，大则测量、天文无从措手。“我国民智识卑陋，此亦其一原因也” ，对我国旧式教育中重文轻理的知识结构提出批评。《最新教科书》数学、自然科学各学科教科书齐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的《植物学》和《生理学》（亚泉学馆编撰）、《代数学》（谢洪赉编）、《热学》和《磁学》（伍光建编纂），在1903年至1905年间陆续出版，这在我国近代理科教科书出版史上也是一批重要的成果。即使在《初小国文》教科书中，也有不少介绍当时最先进科技成果如电话、电报、蒸汽火车等的课文。

六、与时俱进

随着时代演变、社会进步，教育科学、教育事业包括教科书编纂出版，必须做到与时俱进，相反若墨守成规，则必将使事业停滞和夭折。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深谙此理，而反映在商务版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史上，是很明显的，这一理念后来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商务编译所成立之始及其后的数十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大的转型期。《最新教科书》获得空前的成功之后，到1911年便走到了尽头。1912年初按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指令做了一些订正之后，集中力量在1912年年中推出整套《共和国教科书》，这是商务版教科书史上第二部大型的、课目覆盖完全的教科书。它不仅宗旨适合于共和，文字也趋浅近，如《共和国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至第三课把原来《最新》版的“天、地、日、月”变成了“人、手、足、刀、尺” 。这套课本一直沿用到1920年代。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商务版教科书的发展影响很大，商务也适应形势的发展，在1919年8月出版了由庄适编纂、黎锦熙等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并逐步推及各学科。这里关键在于把“国文”改为“国语”，成为我国最早的白话文教科书。从文言到白话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不能一蹴而就。早在1916年7月22日，张元济就“与梦旦谈编辑《国文》事，前四册可用语体” 。1917年2月4日张元济与高梦旦、庄俞、庄适等谈话中，说：“《国文》主张先编言文一致者若干……（《历史》）不叙时代，仿外国演剧体。” 3月12日“托陈筱庄访能编白话书人材” 。可见商务采取了稳步渐进的工作方式，起步早，而又不急于求成，几年的积累，成就了白话文教科书出版史上的冠军。1920年出版的《新法教科书》取得了进步，其《国语》编纂者有钱基博、黎锦熙、朱经农、周予同等名家，课文更为通俗易懂，贴近儿童生活。1923年2月商务版《新学制教科书》是为适应政府改用仿照美国“六三三”学制的新学制而编纂的，亦是商务版教科书中颇有影响的一部。权威学者吴研因、王云五、高梦旦、朱经农等46人参与编纂。今举其《国文》第四册第五十课《什么时候好》课文为例：

什么时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什么时候好，夏天早晨好。月光淡，星光小，绿柳枝头风袅袅。什么时候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点点露珠霑百草。什么时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花白皓皓。

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已退居二线，王云五主持编译所，编纂人团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更新。课文中生动活泼的白话，朗朗上口，风格与《最新》、《共和》大不相同，而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诸君的教育理念，是从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出发，基于对教育在其中的根本作用的认知，经过多年对教育的观察、思考、研究甚或实践而得出的，是他们对教育价值取向、教育宗旨、教育目的等的一种倾向性的观念。他们的职务是编译，因此也只能局限在教科书编纂，而不可能在办学、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得到反映。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具有高屋建瓴式的理念作为工作的指导，才最终取得了半个世纪商务教科书编纂出版的时代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