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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人们讨厌纯素食主义者？

2020-01-03 14: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George Reynolds 利维坦

利维坦按：

按理说，素食和肉食者各自有各自的理由，互不冒犯才对，但奇怪的是，很多素食主义者的行为对食肉的人来说十分讨厌——比如前者的道德说教。也就是说，食肉本身已经上升到了环境、意识形态乃至犯罪的层面，从而让食肉者或多或少怀有了某种道德负疚感。当然，有些反驳素食主义的观点也显得较为苍白，比如找出一些植物也具备意识之类的研究——姑且不说“意识”这个词用在植物身上是否贴切——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们从一开始讨论的就不是一块猪肉或牛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从绝食抗议到投掷食物，历史提供了大量食物被用于政治目的的事例。即便如此，对于今年早些时候聚集在伦敦市中心的一群纯素食主义者来说，他们也不太可能忘记加迪斯·拉格兹金斯（Gatis Lagzdins）剥皮生吃下松鼠的那一刻。

与他的“同伙”杰奥尼西·赫列布尼科夫（Deonisy Khlebnikov）一起，拉格兹金斯在鲁珀特街（Rupert Street）一周一度的苏活区纯素食集市（Soho Vegan Market）上表演了这项“绝技”。随后，他在布莱顿的纯素节（VegFest）上以相同方式示威（不过这一次他选择的食物是生猪头），这是他口中的“肉食者巡游”的一部分，旨在强调植物性饮食的害处。在伦敦示威表演时，他身着一件印有标语“纯素食主义=营养不良”的黑色背心。

加迪斯·拉格兹金斯。© Drovers

在向纯素食主义者开战之初，战斗的规模很小。对抗零星爆发，其中有些事件骇人听闻，以至于招致了媒体报道。

有一次，一位自由撰稿人泄露了时任《维特罗斯》杂志（Waitrose）编辑的威廉·西特韦尔（William Sitwell）的一封电子邮件，西特韦尔在邮件中玩笑称要“一个一个地杀死纯素食主义者”。西特韦尔随后辞职（他在此后表示了道歉）。另一次，当一位客户打电话向国民西敏寺银行（Natwest）申请贷款时，被一名员工告知“所有的纯素食主义者都应该被人在脸上揍一拳”，这让该行遭受了一场公关噩梦。今年九月，当动物权益保护者冲进布莱顿的一家披萨快线（Pizza Express）时，一名食客果真揍了他们的脸。

对纯素食者的常见指责之一认为，他们在享受自己的受害者地位，但研究表明，他们确确实实是受害者。2015年，卡拉·C. 麦金尼斯（Cara C MacInnis）和戈登·霍德森（Gordon Hodson）进行了一项研究并发表在《群体进程与群际关系》（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杂志上，研究指出，西方社会的素食主义者和纯素食主义者——尤其是纯素食主义者——与其他少数群体一样遭受歧视和偏见。

（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1368430215618253）

纯素主义者曾经是个小众的群体，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对他们的拙劣戏仿【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一个角色说自己是“五级纯素主义者”，拒绝吃任何和非素食沾边的东西】。但在过去两年，纯素主义者被扔到了聚光灯下。这本是一种以互不侵犯为基础理念的哲学，却成为了社交媒体上一些最恶毒的争论核心。

2018年11月，《英国早安》在节目中组织了一场题为“人们讨厌纯素主义者吗？”的辩论；一周后，政治网站Vox以更直接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如此讨厌纯素主义者？”

（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8/11/2/18055532/vegans-vegetarian-research-uk）

最近这些针对纯素主义者的敌意意味着令人费解的战斗激化，而与此同时，人们又开始形成一种共识，认为少吃肉几乎必定对所有人——和地球——都有好处。当然，少吃肉并不意味着不吃任何肉类，而与纯素食主义相关的极端禁令（不吃动物产品，不吃鸡蛋，不用皮革，不用羊毛料）表明，这可能只是又一次类似阿特金斯饮食法（Atkins）或清洁饮食（clean-eating）的潮流——昙花一现，突然爆发，即刻消散，只留下一剂隐约的遗憾。

但事实与之相反，就在纯素食者的增长理应趋于稳定的时候，它的人数却继续攀升。2016年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英国的纯素食者总人数增加了360%以上，共超过50万人。

大企业闻风而至，纷纷大捞一笔。总部位于洛杉矶的超越肉类公司（Beyond Meat）生产味道和口感都与碎牛肉饼极尽相似的素汉堡，公司于最近上市，不久之后估值就达到了34亿美元；雀巢（Nestlé）和家乐氏（Kellogg’s）等大型集团企业正进军人造肉市场；连锁超市和连锁餐厅也推出了纯素食系列。

然而，要说证明纯素食主义进入主流——并遭到强烈反对——的确凿证据，当属今年一月时，备受喜爱的商业街面包连锁店格雷格斯（Greggs）宣布，它将推出一种以阔恩素肉（Quorn）为基础的纯素香肠卷。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对此公开表示不满，他在推特上写道：“谁都不会期待一根该死的纯素香肠，你们这群被政治正确蹂躏的小丑。”事实证明摩根错了：纯素香肠卷大获成功，公司的股票价值因此飙升了13%。

乐购的纯素香肠广告。© For the Record

当然了，我们所种植、收获、养肥和杀戮的都是政治性的。乐购一则展示纯素食产品的广告遭到了全国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的抗议，他们声称这是对肉类的“妖魔化”；而什罗普郡副议长史蒂夫·查姆利（Steve Charmley）在推特上对郡内的支持纯素食广告发表了怒涛般的反对，他声称这是因为什罗普郡“完全以农业为基础”。

这个时刻，这场冲突，是漫长积累之后的结果。纯素食主义的兴起与其说是个人品味的问题，不如说是世代动荡的问题；与其说是关于肉类、鱼类和奶制品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于令它们过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的体制问题。说到底，纯素食主义的战争并不真正关乎纯素食主义，而是和个人自由如何与个体、环境的健康危机发生冲突有关。

耆那教教徒的纯素饮食。© The Blueprints

在许多文化中，完全不食用动物制品的做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信仰体系植根于非暴力，许多拉斯塔法里教、耆那教和某些佛教宗派的教徒数个世纪以来一直禁食肉类、鱼类、蛋类和奶制品。然而，在西方的大部分地区，公众对纯素食主义的实际含义一直只有模糊的认知。

直到1944年，英国木工唐纳德·沃森（Donald Watson）召集了一群不食用奶制品的素食者（包括他的妻子多萝西）会谈，讨论给他们的生活方式贴上一个不那么麻烦的标签。他们考虑了“禁奶制品者”（dairyban）、“维生素食者”（vitan）和“善食者”（benevore）等选项，最后才决定使用我们如今所用的术语“纯素主义者”（vegan），也就是将素食主义者简单缩写，理由是“纯素食主义从素食主义开始，并将其推进到合乎其逻辑的结论”。

但是这些合乎逻辑的结论并未止步于不吃特定食物。最初的纯素主义者追求的不是某种食谱，而是一种信仰体系，一套整体的意识形态——不仅拒绝动物蛋白，还拒绝动物成为工业供应链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卡罗尔·J. 亚当斯（Carol J Adams）开始写作《肉类的性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该书于20年后出版，是一部开创性的女权主义文本，它认为对于一个将女性和动物都贬低为他人所欲，但又可随意处置的“肉”的社会系统，纯素食主义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处理方案。

弗朗西斯·摩尔·拉佩撰写的《一座小行星的饮食》。© SuperVideo

在70年代早期，其他活动家正在考虑纯素食主义如何可能为现有的食物系统提供一种可行的替代品。1971年，社会政策活动家弗朗西斯·摩尔·拉佩（Frances Moore Lappé）撰写的《一座小行星的饮食》（Diet for a Small Planet）向全球读者介绍了成为素食主义者或纯素食主义者的环保方面的理由（该书最终售出300多万册）。

同年，反文化英雄斯蒂芬·加斯金（Stephen Gaskin）在田纳西州刘易斯县建立了一个纯素食主义社区——农场社区（The Farm），聚集了大约300位志同道合的人。四年后，路易丝·哈格勒（Louise Hagler）在《农场社区素食食谱》（The Farm Vegetarian Cookbook）中宣布：“我们之所以是素食主义者，是因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饿，而至少一半的人每晚都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她还向西方读者介绍了自己制作豆腐和印尼豆豉等豆制品的技艺。

在今后几十年的主流肉食文化的接受者心目中，《农场社区素食食谱》确立了某种纯素食主义美学。纯素食主义和大豆、糙米成了同义词，它意味着年迈的嬉皮士们将崇高的米黄色谷物和豆子一勺勺盛进碗里，而不指向今日那些迷人、充满活力的年轻纯素主义者——他们的Instagram推送中散发出积极的气息。

烧烤风味手撕菠萝蜜墨西哥玉米卷配牛油果与酸橙：与70年代经常被戏仿的米色纯素食相去甚远。© LauriPatterson/Getty Images/iStockphoto

社交媒体在改变纯素食主义者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它易于培养即时的社群意识。你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网红内容——从“独自笑着吃沙拉的女人”到巴西莓果碗（acai bowl），再到这一代人的主食，牛油果吐司——这些都有助于让纯素食主义摆脱那些陈腐过时的联想。尤其是Instagram，它让纯素食品进入主流视野，对其进行重新包装（纯素食对你有好处，而且很上镜哦！），使其适应低注意力的互联网时代。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纯素食作家兼播客主持人艾丽西亚·肯尼迪（Alicia Kennedy）认为，令人不安的是，互联网已经将一个政治历史如此复杂的事物转变为了简单的“对健康好的东西”，这使得潜在的消费者可以给自己贴上纯素主义者的标签，而不必背负意识形态的“过重包袱”。另一位美国作家库什布·沙阿（Khushbu Shah）认为，纯素食主义经由社交媒体完成的这种普及，已经将非白人的面孔和叙事从主流话语中抹去，因为白人博客作者和有影响力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这种生活方式。

食谱频道博主“BOSH!”。© Get The Gloss

与此同时，纯素主义者吃的食物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大城市街头小吃盛行的景象带来了一种更脏、更廉价的纯素食美学，进一步促进了纯素食食谱的发展。油管和脸书上的食谱频道博主，比如BOSH!（一个帅哥二人组合）制作的创意菜（苹果馅饼墨西哥玉米卷、纯素的麦当劳麦芬、西瓜口味的野格炸弹），为纯素食注入了一些乐趣，而这正是它急需的。【这点很明显，因为这两位博主，亨利·费斯（Henry Firth）和伊恩·塞斯比（Ian Theasby），并不把自己称为厨师，而是“食物混音师”。】

这类语言开始反映出一种新的、更平易近人的纯素食主义。诸如“以植物为基础”这样的描述越来越流行，有效地重塑了大众想象中那些崇高的棕色乏味食物的形象，使之变得绿色而充满活力。其他新词如“弹性素食主义者”（flexitarian，指主要是纯素主义者或素食主义者，但偶尔吃肉或鱼的人，该词于2014年6月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改写了令人生畏的纯素主义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了一种尝试起来有趣、健康、随意的事情。

纯素一月的广告。© VegNews

纯素一月（Veganuary，2014年首次发起的一项年度运动，鼓励人们在每年的第一个月不吃肉）和无肉星期一（Meat Free Mondays）等带有些许宗教团体性质的活动利用了这种精神——从彻底转变饮食习惯，转向易于管理的阶段性素食，人们还能够在网上分享（也就是吹嘘）此类经验，这更是锦上添花。

碧昂斯宣布对纯素食主义感兴趣——至少是早餐纯素——而诸如大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为了对抗健康问题，她采用了生食纯素饮食）和刘易斯·汉密尔顿（Lewis Hamilton）等运动员在加强公众对纯素食的认识，将一度被视为怪异和有点烦人的事物变成理想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纯素食主义更有利的是，越来越多的科学文献表明，产生现代西方饮食的部分流程对我们造成了灾难性的伤害。在一篇题为《是的，培根真的在杀死我们》的文章中，比·威尔逊（Bee Wilson）写到了加工猪肉对健康的影响。《柳叶刀》（Lancet）杂志和全球非盈利组织Eat（一家致力于改变全球食品体系的初创公司）联合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人类世的食物》（Food in the Anthropocene）得出结论称“不健康的饮食是全球最大的疾病负担”，而且以肉类为主的食品生产是“环境恶化的最主要缘由”。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8)31788-4/fulltext）

2018年10月，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自然》期刊上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大幅减少肉食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畜牧业生产已被证明导致了森林砍伐和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危险水平。再考虑到各种大众科学现象，如纪录片《奶牛阴谋》（Cowspiracy!）和《饮食与健康》（What the Health）——都可以在网飞上看到——你的饮食似乎突然变成了一种你可以拯救世界的方法。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594-0）

美国加州集约化养殖牛厂。© Lucy Nicholson/Reuters

肉类巨头仍在积极游说，支持我们天赐的吃动物肉的权利，这导致了一系列法律禁令的出台，这些禁令围绕对“肉”——在美国的一个州甚至是“素汉堡”——的定义展开。

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纯素食主义的病毒性是难以抗拒的。大约从2015年开始，纯素食和植物性饮食烹饪手册开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激增，而BOSH!的烹饪手册销量超过80,000册，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四周之久（今天，亚马逊列出了超过20,000条关于“纯素食烹饪书”的搜索结果）。植物奶的销量直线上升，随着一位分析师所说的“盘中之战”变得愈发激烈、（假的）血肉横飞，植物性蛋白质阔恩制造商的财务业绩一路飙升。

到2018年，拜伦汉堡（Byron）、玛莎百货（M&S）和普列特三明治（Pret）在纯素食领域内投入了大量资金。一份报告宣称，这是“纯素食主义走出反文化领域，进入主流的一年”。2014年，纯素一月的首次活动只吸引了3,300名参与者；到201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25万，其中53%的参与者年龄在35岁以下。

但纯素食主义的爆炸性增长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纯素食主义和纯素食者具有某些内在的东西，引发了他人更深层次的情感。为什么纯素食主义的生活方式会在非纯素主义者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情感？为什么人们如此讨厌纯素主义者？

阿莫士·布朗森·奥尔柯特（1799-1888）。他希望完善人的精神，为此提倡尽可能的素食。© Quora

早期建立纯素食乌托邦的尝试并不成功。在19世纪40年代，超验主义哲学家阿莫士·布朗森·奥尔柯特（Amos Bronson Alcott，《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的父亲）在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创立了水果地（Fruitlands），一个纯素食社区，意在成为第二个伊甸园。但奥尔柯特坚持种植农作物和手工耕作，这意味着不可能为所有成员提供足够的粮食（尽管成员最多时只有13人）；由水果和谷物构成的食谱（通常是生食）导致参与者严重营养不良。水果地开启仅仅七个月后就关闭了，一位传记作家嘲笑它为“历史上最不成功的乌托邦之一”。

美国“素食主义之父”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1794-1851）。© Kamil Micek

这一时机对于美国素食者来说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卷入了一场与公众意见的激烈战斗。19世纪的素食主义者和纯素食主义者——他们名为格雷厄姆派（Grahamites），以长老会牧师和饮食改革家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Sylvester Graham）的名字命名。格雷厄姆反对吃肉，理由是吃肉既不健康也不道德。格雷厄姆派成为当时经常见诸大众媒体和医学媒体的尖刻社评的主题对象，这些社评把他们描述为“形容枯槁的”、“虚弱的”、“半疯狂的”、“面色发酸的”和“食物怪人”。

在21世纪，词汇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情绪仍然大致相同。麦金尼斯和霍德森于2015年进行的研究发现，受访者对素食主义者和纯素食主义者的态度极为负面，仅优于吸毒者。报告总结道：“与其他形式的偏见（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不同，对素食主义者和纯素食主义者的负面态度并不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相反，它是司空见惯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

南希·霍尔滕（Nancy Holten）因其素食主义者身份而被瑞士拒绝成为该国公民。© TWITTER @NANCYHOLTEN

2011年，社会学家马修·科尔（Matthew Cole）和卡伦·摩根（Karen Morgan）观察到一种他们称之为“纯素食恐惧症”（vegaphobia）的现象，即英国媒体一贯对纯素食主义者持负面态度。在她曝光（邮件）后的几天里，位于《维特罗斯》杂志争议中心的自由撰稿人塞莱内·尼尔森（Selene Nelson）被称为“缺乏幽默感”、“好斗”和“激进”。

2017年，据报道，瑞士阿尔高州的居民要求拒绝给予一位纯素食主义外国居民以公民身份，因为她“令人讨厌”，而全球媒体复述这个故事时流露出了高兴的情绪，揭露了一种普遍而随意的偏见。

超越肉类公司的超越春季汉堡。© Lauri Patterson

纯素食主义的反对者为了证明他们的敌意有其道理可言，对这种生活方式提出了大量的反对意见。从一个现在人尽皆知的笑话可以看出（问：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纯素食主义者？答：别担心，他们会告诉你的），纯素食主义者被描绘成爱说教且伪善的人，在麦金尼斯和霍德森的受访者看来，这一特点尤其让人愤恨，当“素食主义者/纯素食主义者的动机关乎社会正义，而非个人健康时，受访者对他们的态度更负面”。

以健康为由反对纯素饮食有其合理的动机。纯素饮食可能缺乏维生素B12等关键营养素。这一点在一些用非正统方法研究营养科学的纯素食博主或Instagram网红所倡导的极端饮食（如“果食主义”）的案例中尤其明显。各种各样的连锁超市也试图用高度加工的纯素即食餐来满足对纯素产品迅速增长的需求——从不可能汉堡（Impossible Burger）到植物性肉丸、油炸鱼丁/鸡丁和植物性热狗。正如比·威尔逊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产品中高比例的加工成分意味着他们所享受的所谓健康光环很可能是虚幻的。

当纯素食主义真正成为主流，像超越肉类这样的公司收获了意外之财，也许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是用一种工业化体系取代了另一种工业化体系。有证据表明，集约化畜牧业对于解决世界饥饿问题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它会影响个人健康和环境，但集约工业化种植大豆、玉米和谷物也要付出巨大的碳代价——同样，将浆果和坚果仁酱漂漂亮亮地摆在巴西莓果碗里或把牛油果摆在吐司上也是要付出巨大碳代价的。

当然，纯素食主义植根于社会正义——随着它成为主流，这一细节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即使在经过稀释后，21世纪的纯素食主义仍然是对抗性的：它将人们的饮食选择置于注目之下，这自然会让人们竖起自我防御。在有些国家，肉类贵得令人却步，人们有时不得不成为素食主义者或纯素主义者；在富裕的西方，不吃肉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这使它成为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拒绝，和对大多数人价值观的谴责——尤其是在一个仍在挣扎着逃离配给制的漫长阴影的国家（如英国）。

我们被规训要喜欢动物、谴责动物虐待，但是我们也生长在一个热衷于培根三明治、周日烤肉、鱼和薯条的文化中。人们不喜欢纯素食主义者的一种简单解释是，他们展示了人类在饮食选择上是多么迷惑不已，而人类的决策又是多么不合逻辑。

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真正触及到纯素食主义者让人们极度不安的核心源头。称他们为没有幽默感、激进、道貌岸然、令人生厌，或是伪善——所有这些词只是掩盖人们真实感受的烟幕，那种真实感受就是恐惧。素食主义者令人不安，难以解释：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说话像我们，行为像我们——只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吃肉可能是谋杀，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没有肉的生活更糟糕。

在西方社会，我们所吃的肉多到没有正当理由可以解释。人道饲养和人道屠宰动物所需要的资源，理应使动物的肉成为一种几乎无法企及的奢侈品——事实上，在过去确实如此。过去，肉类一直是富人的专利，是繁荣的象征：“每个锅里都有一只鸡”这句话，在从法国亨利四世时期（这句话首次出现）一直到1928年赫伯特·胡佛竞选总统的千年间【注：原文如此，疑为笔误】，大部分时候一直是一个雄心勃勃但不切实际的承诺。

只有通过现代农业的技术进步，人们才能以超市的价格买到肉食。19世纪中叶以降，农民可以比过去更快、更好地饲养体型更大的动物，更利落地杀死它们，对它们的肉做处理以防止变质，把它们运输得更远，储存得更久。人们普遍提到的一个心理转折点是二战，后来《纽约时报》的作者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撰文称，二战引发了“牛肉疯狂症”（beef madness）。美国士兵被派往前线时只有配给的肉罐头；一等到宣布和平，没有什么比滋滋作响的庆贺牛排更能象征美好新世界了。在短短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肉类从不可企及的奢侈品变成了饮食的基石；如今，我们觉得自己有资格每天吃肉。

今年三月，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娱乐时间电视网（Showtime）的《迪瑟斯和梅罗》（Desus & Mero）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上讨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时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早、中、晚三餐都吃汉堡包。让我们实话实说吧。”和同一时间发表在《柳叶刀》上的关于肉类和环境恶化的报告一样，这条评论也植根于常识性的正确科学，看起来全然无害，可果真如此么？如果你问共和党人的话，他们可不敢苟同。

犹他州众议员罗布·毕肖普（Rob Bishop）抓住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言论不放，声称根据绿色新政，吃汉堡会是“非法的”。前白宫顾问塞巴斯蒂安·戈尔卡（Sebastian Gorka）更进一步，他在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演讲宣称：“他们想拿走你们的汉堡包！这就是斯大林的梦想，但他从未实现！”

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正在宣布绿色新政，其中部分内容旨在减少肉类消费。© Saul Loeb/AFP/Getty

事实上，斯大林对美式汉堡包赞不绝口，甚至派遣他的外贸部长前往美国进行真相调查（调查成果是发明了所谓的米高扬肉饼，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苏联人吃得起的主食）。但是，“他们拿走了我们的肉”与“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工作”或“他们拿走了我们的枪”一样，是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战斗口号——它和后两者都传达了个人自由正受到外部力量威胁这样一种感觉，听者感到与生俱来的权利受到了攻击。

泰德·克鲁兹（错误地）声称，他的民主党对手贝托·奥罗克（Beto O’Rourke）计划，如果取代自己当选参议员，将禁止德克萨斯州的烧烤活动：就像私人枪支一样，动物的肉已经成为抵抗进步主义侵犯的象征，它成了要从你冰冷、死亡的手中强行攫走的某种东西。男权倡导者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以只吃牛肉和盐而闻名；众人皆知特朗普喜欢快餐和全熟牛排蘸番茄酱；甚至还有一部分自由至上主义加密货币爱好者自称比特币肉食动物。

在互联网时代，吃肉明显与某种保守的阿尔法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在他获得吃生肉的恶名之前，加迪斯·拉格兹金斯最出名的身份是一个油管频道的博主，该频道散播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与光明会有关的右翼阴谋。在网上的另类右翼及其附属圈子中，“豆仔”（soy boy）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汇与“绿帽奴”（cuck）和“贝塔男”（beta）等其他词一起，被用来嘲笑所谓的社会正义战士缺乏活力。

这与麦金尼斯-霍德森研究中的一项发现相呼应。在这项研究中，来自右翼背景、寻求维护传统性别价值观的受访者认为，任何比起火鸡更喜欢吃豆腐的男性，都具有某种令人警觉的颠覆性，理应被嘲笑。

这种大量使用食物衍生绰号的影响是双向的。在英国，“熏猪腿男”（gammon）这个词在21世纪10年代早期开始流行起来，它是一个贬义词，显然是受到了中年英格兰中产阶级发怒时气得发紫的肤色启发。食物总是与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因此与政治密不可分。

就它们的词源而言，诸如“饮食”（diet，希腊语意为“生活方式”）和“养生法”（regime，拉丁语意为“统治”）这样的常见词汇都隐喻着一场有关如何正确生活的斗争。“健康食品痴迷症”（orthorexia，患者执着地将他们认为有害的食物排除在饮食之外）这一概念的根源是一种对于“正确”饮食的错误观念。谈论某种饮食法时，意味着你不可能不谈论那些不遵循该饮食法的人的缺陷；套用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的话，告诉某人吃什么，就是告诉他们成为什么人。

因此，有关纯素食主义者的对话只是更庞大事件的替代品。当我们谈论纯素食主义时，我们谈论的是环境和社会变化；我们也在思考传统的消失（德克萨斯烧烤！星期天烤肉！香肠卷！）。我们还开启了一项拖延已久的全民公决，以决定我们的饮食选择如何影响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尽管诸如弹性素食主义等概念推动了纯素食主义的流行，但它的最终目标是让世界上每年的人均动物产品消费量精确地为零。也难怪事态变得如此激烈。

食物也可以成为我们宣泄焦虑的有力渠道。半个世纪以前，一封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信描述了一种可怕的新性疾病，其症状——头痛、出汗、心悸——都与中餐馆中常见的一种调料有关：味精。这种增味添加剂被极尽妖魔化，以至于一些美国城市禁止使用它。尽管多项研究最终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所谓的“中餐馆综合症”的说法在今天仍然广为流传：虽然味精在非亚洲食品中也被广泛使用，但亚裔美国厨师仍然发现自己不得不为使用味精辩护。

这是证明食物都市传说的持久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毫无疑问，味精神话的传播方式带有种族主义元素；那些参与其传播的人也是出于对过时的痛苦恐惧，因为威胁到他们生存的新人群开始逐渐受到欢迎。

那些反对吃肉的人面前有一场斗争。很明显，这场斗争所争的不是牛排，而是身份。鼓吹这种大规模变革的运动必然会激起人们的焦虑，而他们最焦虑的就是感到像格雷格斯阔恩香肠卷这样的纯素菜肴被定位为了替代品而不是“另一种选择”。

除了少数几个明显的例外——其中大多数是宗教性的——肉类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仍然保持着首要地位。它最初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是因为它比植物更难获得——即使是一只小动物也可以逃跑，而且就算它被抓住，也有能力给人造成伤口，在没有抗生素的世界里，这种伤势可能是致命的。随着社会变得等级森严，没有什么比想吃肉就吃肉更能体现社会地位了。

玛尔塔·扎拉斯卡（Marta Zaraska）在她2016年出版的书《肉钩》（Meathooked）中记录了埃及古墓里的发现：在这些古墓中，法老与“肉制木乃伊”、成篮的牛肉和家禽一起被埋葬，而后者都为了法老的来世做了防腐处理。我们对肉类的痴迷并没有减轻——相反，预测者预测未来十年发展中国家的肉类消费将迅速增加。作为一种现成的蛋白质来源，肉类仍然是人们最渴望的，是证明繁荣最可靠的证据。

正如卡罗尔·J. 亚当斯所写，我们使用的词汇保护我们免受肉食的道德后果：我们吃牛肉（beef）而非牛（cows），吃猪肉（pork）而非猪（pigs），但卷心菜在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始终只是一棵卷心菜。我们的语言以牺牲蔬菜为代价来崇尚肉食：强壮的肌肉型人士是“牛肉味的”（beefy），懒惰的人却是“沙发土豆”，反应迟钝的人则是“蔬菜型”。抛弃肉食并不像从猪肉到阔恩素肉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摒弃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已经有迹象表明，饮食大转移正在进行。英国大学备办餐饮组织（Tuco）最近报告说，无肉食堂的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并将学生和工作人员采取纯素食或素食饮食描述为一种“大趋势”。在商业街上，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纯素食餐饮并不仅是机会主义的捞一票就跑，而是潜在的畅销品。在格雷格斯的纯素香肠卷取得成功后，乐购宣布要将自家的植物性产品系列增加近50%，以满足市场需求。

虽然素食的销售额增长迅速，但在全球价值1.7万亿美元的动物源蛋白质市场上，这不过沧海一粟。当然，没有政府、工业和科学的参与，文化的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如过去数年所展现的那样，如果不经历斗争，普遍的改变也不太可能发生。这使得当前的冲突领域成为一个不幸的领域——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实行中庸、情绪化的弹性素食主义。在网上，纯素食主义战争中许多最激烈的战役正于此打响，我们找不到妥协，甚至并不寻求妥协。互联网让交流变得高度紧张和两极分化；在这样一个尖叫的漩涡中，唯一能被听到的方法就是喊得更响。

但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我们吃了太多的肉，这些证据已经多到接近不可否认的地步了。今年夏天，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森林的破坏、牲畜的排放以及其他集约化农业形式是导致气候危机走向不归路的主要因素。

（www.ipcc.ch/report/srccl/）

一些人建议采取紧急行动，比如王室法律顾问迈克尔·曼斯菲尔德（QC Michael Mansfield），他最近【在“即刻纯素”（Vegan Now）运动发起仪式上的演讲中】暗示，吃肉可能会成为非法行为。他将其与禁烟做了类比，而且肉类（尤其是红肉）确实很有可能会最终成为新的烟草——一小部分人完全意识到它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但仍享受这种恶习。

但当曼斯菲尔德创造出“生态灭绝”（ecocide）这个词，并将其定性为反人类罪时，他将这场辩论置于了不同的框架之下。我们也许可以把当前的时刻描绘成一面悬崖，而对植物性饮食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回归安全地带最可靠的方式。在这种解释下，对纯素食主义者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大多数人为保卫他们有害的生活方式而战斗的行为。纯素食主义者很可能大声疾呼、令人讨厌、假仁假义、自我满足，还狂热鼓吹。但是，随着他们的数量增长超过边际水平，也许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是对的。

·本文于2019年10月29日修改，以澄清文中所引2015年研究报告的摘要。这项研究报告称，素食主义者，尤其是纯素主义者，与其他少数群体一样遭受偏见和歧视，但没有将这些少数群体描述为种族和宗教群体。

·本文于2019年11月26日修改，因为早期版本提及瑞士阿尔高州的某小镇，实则为阿尔高州。

文/George Reynolds

译/苦山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