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姚雪垠先生的书法与诗词

书法领域的谦谦君子

在与姚雪垠先生相处相知的岁月中，看过他许多次当众挥毫，收读过他数十封毛笔题封的书信，交谈过不少有关书法的话题，但是，从未听他夸耀过自己的字，更从未听他自称“书法家”。1979年，《书法》杂志向他约稿，他回信自称“门外汉”，后来该刊发表其信时用的标题即为《书法门外谈》。上世纪80年代初，杭州书法家姜东舒受有关方面嘱托，几次请姚老为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题字，他都以字不够好为由，逊谢了。1992年，我受嘱坚请他为黄鹤楼景区的白云阁题联，他题后却自觉不佳，又特地补写了几个字寄来供挑选。即使为我个人书条幅，写册页，题书名，他也会说：“你要觉得不好，我可以重写。”

姚老曾给一些人留下傲然自负的印象，而在书法领域却堪称谦谦君子。在我看来，这并不矛盾。姚老为人真率，不善于掩饰情感。当他在某个领域，经过实践与思索，有了可观成就、独特见解后，一种自信自得会在笔下、在谈吐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而在自认涉猎尚浅、功夫待补的领域他都十分谦虚谨慎。他对书法的自谦决不意味着他真的未曾入门。实际上，他喜欢观赏碑帖，对书法史上的名家名作相当熟悉；他也喜欢练字，从用笔、间架到布局都乐于反复尝试。正是因为已经登门入室，得窥堂奥，这才深知自身的不足而懂得谦卑。

《书法门外谈》中，姚老谈了自己对写字、对书法艺术的若干看法。首先，从实用出发，他认为写字应当写得端正好认，不能“缺胳膊少腿，或胳膊腿错了地方”，所以他主张从小开始就要练习楷书。这其实是他一贯的观点。1977年春夏之交，在商讨如何为他选配助手时，他提出人选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其中一条便是：“字迹清楚，干净，能够写得工整更好。”几个月后我出任他的助手，他很快就看出我习过字，问我：“你临过魏碑吗？”我说：“多年前临过《张黑女墓志》，用的有正书局珂罗版，但临得不好，没有入门。”他微笑点头：“我也喜欢《张黑女墓志》。”之后若干年中，我的主要工作是将他的口述录音整理成小说初稿。他对我的整理一直很满意，原因之一便是我的字迹工整，文稿清晰。

姚老的作息习惯是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在一片静谧中录音、写作，白天时间一般用于阅读。那时我每周六下午去他家，谈工作，更多的是闲聊。大约是1984年，某出版社送他一套新版《三希堂法帖》，他很喜欢。连续几个周六，我推门而入，都看见他坐在沙发上，捧着一本《法帖》，看得很专注。我坐下后，他便与我大谈书法，印象较深的，是他对“书如其人”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不能简单地在人品与书品之间画等号。他说：“我历来不赞同根据政治态度去评论一个人的书法。赵孟頫的字明明很好，只因他是宋朝宗室，降了元朝，就说他的字柔媚无力，这都是看问题的简单化。”

我们就这一话题谈到郑孝胥。我说，读中学时家中挂过他的对联，是集的陆放翁诗句：“数卷隐书忘世味；半瓯春茗过花时。”“文革”中随着许多字画一起抄没了。姚老听了说：“郑孝胥出任伪满总理，政治上当然要否定。但他的字是写得好的，落水前名气很大，《辞源》书名就是他题的。”

碑帖之外，对书学论著如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姚老都读过，对《书法》杂志和新出的《书法简史》一类的书也乐于翻阅。他对碑学和帖学不抱成见。1984年在西安主持当代文学学会年会期间，我陪他赴陕西师大一位教授的家宴。教授家中挂着一幅康有为的字、一幅沈尹默的字，姚老站在两个条幅前观赏良久，回程车上，还同我聊起这两幅字，说：“他们一个崇碑，一个习帖，都写得好！比较起来，我更欣赏沈尹默。”

在书法艺术的继承发展、书学理论的整理探讨上，姚老认为必须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有次聊及《兰亭序》，因我对当年郭高之争不甚了解，他便同我谈了争鸣过程。他说，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系王羲之所写，认为是隋朝智永和尚写的，理由是：晋朝只有隶书。后来高二适写文驳斥他，指出晋朝以隶书为主，但也有真书和行书，《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高文一开始未能发表，后来寄给章士钊，章递给毛泽东，毛批示后，始得发表。

“唉，一篇谈书法的文章，都要经过毛主席点头才能发表，这明显不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番话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姚老的经历，即他在写《李自成》过程中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保护和支持。一次是1966年8月，毛泽东在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对列席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次日王任重便打电话给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告知这一指示。不久，姚家被抄，但书籍、文稿、笔记、卡片等只是贴了封条，没有抄走。之后，姚老虽然屡受批斗，《李自成》也在铅印小册子《毒草一百种》中被列为第53种，但与创作相关的资料却出乎意料地得以保存。

另一次是1975年，姚老在各种干扰中无法从事创作，于是接受《李自成》第一卷责编江晓天的建议，致函毛泽东。该信经宋一平、胡乔木之手，直呈毛泽东。毛阅后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二卷、三卷至五卷。”

对于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姚老当然心存感激，但是他也同我说过，一个作家写部小说，竟然要最高领导人同意，这是完全不正常的。他又说，如果不是“四人帮”被粉碎，尽管有主席批示，《李自成》能否顺利出版，出版后会不会受批，也都很难说。

强调写字须有功力

《书法门外谈》中，姚老强调的另一点是写字的功力。功力包括用笔、间架和布局，而他尤为重视的是用笔，即他说的笔墨功夫。他说的是常识。一个人毛笔字是否入门，入门后能否达到书法层次，从他的用笔、从一点一画马上就能看出来。姚老步入文坛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蘸水钢笔、自来水笔逐渐流行，擅用毛笔的人日益减少。在与姚老年岁相近和比他年轻一辈的作家中，用毛笔写作者已经不多。姚老平时也用钢笔写作，但他喜欢书法，喜欢观赏和临写碑帖，这就使他不但熟练地掌握了用笔的方法技巧，而且因为笔力遒劲而迈入书法领域。尽管他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但实际上从他的字不难看出学书的路径。他早年习楷，对欧阳询《九成宫》、柳公权《玄秘塔》都曾认真临写；中年后致力于行书，对《圣教序》下过一番功夫。他的用笔，很注意藏头护尾，点画之间，甚见功力。他的字的结体，朴素端庄，不标榜尖新，不追求怪异。有位武汉熟人，喜欢用毛笔写信封，姚老曾指着其信封对我说：“他的毛病是逢到横折处就滑下来，就像一个人没有肩膀。”而姚老写字，横折处都略作停顿而有刚健之美。他也讲究行气，擅用牵丝，能于上下照应中完成整幅布局，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对当代书坛，包括师友辈的字，姚老常会在闲聊中发表观感，因系私下交谈，也就无所顾忌。记得有次谈起新版《三希堂法帖》，我说，请方毅、张爱萍等题词，实在大可不必。本来乾隆皇帝在上面题了不少词，现在又由政治人物来效颦，与整个《法帖》很不协调。

姚老点头说：“是的，这很无聊。”又有一次谈论赵之谦、何绍基等晚清书家，我联想到“文革”后复出的舒同，说：“舒同学何绍基，但差得很远。”姚老说：“是的，何绍基的字很好看；舒同的字不好看。”还有一次谈赖少其，我们都认为，赖有意学金农的漆书，但笔力明显不如。

前辈作家中，姚老很欣赏茅盾的字，不止一次听他说，茅盾学柳体，但化为行书后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对叶圣陶的楷书，他也十分推崇，认为功力深厚。1979年他迁入木樨地新居后，客厅中常年悬挂的便是茅、叶二位手书的诗词镜片和条幅。他对沈从文也很赞许，曾给我看沈的来信，说：“作家中能写章草的，沈从文之外，未见第二人。”不过他认为人老了笔力难免衰退。有次我告诉他，在新出的《刘永济词集》中看到朱光潜当年的毛笔题词，比晚年的字写得好得多，姚老说：“那当然，人老了嘛。连叶圣老现在字也写不好了。”此外，他与吴组缃结识于重庆陪都时期，因为喜欢与吴争论、抬杠而被吴戏呼为“杠兄”，但他实际上对吴很佩服，曾对我说：“吴组缃是科班出身，学问很扎实。”看到吴题签的《历代小说选》，他说，这是规规矩矩的文人字，现在的中文系教师没有几个能写这样的字了。

这里，还想谈谈姚老的钢笔字。不记得是哪一年，某刊物登载他的小说，希望配发一张毛笔手稿，他没有答应：“大家都知道我用钢笔写小说，现在单用毛笔写一张，是弄虚作假，不好。”的确，姚老写小说，抄卡片，均用钢笔。他的钢笔小字，端正规范，一丝不苟，这从2016年出版的线装本《李自成第一卷手稿》、2018年出版的十卷本《姚雪垠读史创作卡片全集》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钢笔字不如毛笔书法遒美多姿，却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位学者型作家的执着、勤勉、严谨、工细。

最推崇的诗人是杜甫

1977年秋，我从武汉来到北京给姚老当助手。第一次见面，他就说：“听说你会写旧体诗，下次把你的诗带来给我看看。”一星期后，我以《〈李自成〉读后》为题作了三首七律带去。他当时看了只是微笑，没有加以评论。后来我才听武汉一位朋友说，他在给那位朋友的信中谈到了这几首诗，认为“诗虽小道，可以看出旧学的根柢”。

这之后，在我们每周一次海阔天空的闲聊中，便常常会谈到诗。谈古诗，也谈今人的诗；谈他的近作，也谈他为小说人物虚拟的诗词。他最推崇的诗人无疑是杜甫。1962年，他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过题为《草堂春秋》的短篇历史小说，写的便是杜甫流寓成都的那段经历。作品引来了“上纲上线”的批判。一篇“檄文”署名“宋漱流”。他告诉我，三个字要倒着读，便知系刘绶松的化名；于是叹息道，这么巴结的一位学者，“文革”中也被迫害死了。批判没有影响他对杜甫的热情，反而激起他写一部《杜甫传》的愿望。他说，如果《李自成》能顺利完成，他将分出精力来写这部传记，写法将不同于冯至的《杜甫传》而带有更浓重的文学色彩。

他能背诵很多杜诗，非常欣赏《北征》等五古长篇，由于自身喜欢观察生活，又往往把观察所得与诗联系起来。有次谈起《羌村三首》，他说：“‘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太阳偏西时，阳光透过被映红的云层一道一道射下来，像脚一样。这是十分形象的描写，在农村很容易见到这种风景。”激赏之余，姚老自己作诗，便会于无意中套用了老杜的诗句。即以60年代初期所写《璇宫感旧诗》而论，当我们读到“青春作伴到前方”“闻道长安曾寄语”“注目云天有所思”一类句子时，自然便会联想到“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道长安似弈棋”（《秋兴八首》）、“故国平居有所思”（同前）。此种手法在旧体诗创作中是习以为常的，其优劣成败则全看能否由原句翻出新的诗意。

如同他从不以书法自许，在诗词方面，他也认为自己起步较晚，只是“初窥门径”。自从我来到他身边，每有所作，他必定拿出来给我看，我也就毫无保留地谈出自己的意见。他若认为不妥，自然不予采纳；倘认为尚有可取，则往往从善如流。记得有次赖少其将一本贴有佛像的册页携来请他题句，上面原先已有赵朴初的题词，内容好像是对佛像的解释。于是姚老干脆抛开佛学，另外作了一首七律，其颈联为：“牛棚岁月成前事，马首关河约后期。”当时我读罢，觉得 “棚”字对“首”字稍欠工稳，便随口建议将“马首关河”改为“鹏路风云”。他听了很不以为然，说“鹏”对“牛”不如“马”对“牛”工，再说意思也不如原句好。现在看来，的确“马首关河”更饶诗意。又有一次，他刚刚替《李自成》第三卷中的刘子政代作了一首《满江红·澄海楼题壁》。上阕中原有两句是：“三十年间征伐事，俱都是虎头蛇尾。”我指出下句的句式不合规范，建议改为“潮来潮落楼前水”。他一听就很满意，要我马上用纸记下来；但对“虎头蛇尾”这一比喻又不愿舍弃，后来便用到了也是替刘子政代作的《贺新郎》中。

1985年，我离开他回到武汉工作，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见面时如果恰逢他有新作，一定会念给我听，有时在通信中也会谈起。1992年，他去山西悬空寺游玩后，写来一封短信，叙述即兴题写“寺惊悬空，事贵落实”八字的经过，为自己思维敏捷、手不发颤感到得意。的确，这是一副富有现实意义的妙对，出自一位耄耋老人之手，真是谈何容易！

有感而发、个性鲜明的诗

姚老为人不善于客套，为文也不喜欢应酬。他的诗无论咏史、抒怀、赠友、写景，都是有感而发，情真意切；他又善用比兴，因而十分感人。由于熟悉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服膺唯物史观，当他用史的眼光审视现实，特别是回顾1949年以来直至“文革”的一段历史时，笔下常有深沉的感慨。1977年，当他提出要看我的诗时，我曾想把一些“文革”中写的“反诗”拿出来，终因有所顾虑而作罢（若干年后这些“反诗”都以《浩劫吟》为题公开发表了）。可是不久我就从谈话中知道他也作过指斥“文革”的诗，顿时感到放心和亲近。以后又陆续读到其《咏怀杂诗》《吊张志新同志》等风格沉郁的新作，看到他对极左路线的深恶痛绝、对历史的沉痛反思，更引发了我的共鸣。

在姚老的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自身创作甘苦的吟咏。这些诗不但有助于人们了解他的创作过程和审美追求，而且本身就写得生动、清新，具有独特风格。如“砚墨逐年凝寂寞，笔花入梦落缤纷”“碧海掣鲸空有愿，素笺画虎苦难工”“独临碧海朝精卫，遍借金针绣凤凰”“手底横斜蝇首字，心头起伏马蹄风”“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全书未就双眉白，一卷虚招万目青”等等诗句，都富有鲜明的个性色彩，非有切身体验者断难写出，因此发表之初就曾脍炙人口。

平仄、押韵是近体诗格律的两个要素。如果写律诗，则还须讲究对仗。今人写旧体诗，往往注重平仄，而用韵较宽，一般不太拘泥于“平水韵”。姚老的习惯则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他是讲究平仄的，甚至不是写诗，只是给文章或小说起题目，也喜欢平仄搭配，声调铿锵。抗战时期他写过一部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批评者误把“与”字写成“和”字，他立刻在反驳文章中指出，由于该题前后都是平声字，中间需要用个仄声字“与”，才能形成声调的抑扬。然而在具体诗作中，他更重视立意，如果全句意境甚佳，那么即使平仄稍有未谐，他也就不再更动了。相形之下，他用韵却很严格，这显然同他学诗的背景有关。他是为了创作《李自成》才从50岁后开始学写诗词的。他替小说中的人物代笔，而人物生活在明代，写诗自然用“平水韵”。事实上自从这一由南宋平水人刘渊归纳的诗韵问世，就一直为后世诗家所遵用。《红楼梦》中林黛玉教香菱学诗，认为“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而给后者出题时则规定了须用“十四寒”韵。直到现在，一些学养深厚的老先生写诗，仍然习惯用“平水韵”。姚老写诗，也从不出韵。偶尔用了邻韵，他必定注明：该诗“东”“冬”通押，或该诗用现代北京语韵。1980年，他在广州主持中国当代文学学会首届年会。一天，曾敏之来访，留下几首诗。他读后对我说：“按理我应当和他的，可是他的诗都出了韵，如果我‘次韵奉和’，人家会认为我也不懂诗韵。”我当时未说什么，心里却觉得他有点迂。譬如柳亚子平时作诗都依“平水韵”，而毛泽东赠他的诗却是“三江”“七阳”通押的，他不也照和不误么？

写过律诗的人，大都会在对仗方面留下一些自得的联句，遇到同好，便忍不住说出来。姚老爱作七律，诗中不乏属对工巧的句子，上文举过若干，而他最得意的、多次念给我听的则是另外一些诗句。如《欢聚》中的“万里双归陇西雁，十年一见海冬青”，以鸟名对鸟名，“海冬青”三字又包含着女儿和两个外孙女的名字，对得不但工稳，而且巧妙，就很为他自己所欣赏。可以顺便指出的是，此联上句为“仄仄平平仄平仄”，说明他懂得平仄的变体。又如《奉寄叶老圣陶》中的“须眉已满昆仑雪，笔墨曾笼玉垒烟”，不仅对仗极工，而且上联形容照片中叶老的神采，下联回顾其在四川的创作及彼此的交往，并使人联想到杜甫的“玉垒浮云变古今”，也是他很自得的诗句。

他为《李自成》中的人物代作过几十首诗词。这些作品不但要尽量摹仿那个时代的风格，而且要切合人物各个不同的身份、处境与个性，其难度可以不言而喻。现在看来，多数都写得相当不错。譬如第二卷写李信于起义途中多次作诗，几首七律可说十分细腻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活动与复杂感情。至于写李信梦见汤夫人吟诗，醒来后用笔记下，自己再依韵唱和，则更显示了小说家的想象力。此外，姚老自己从不填词，却为笔下人物填了几首长调，读来慷慨苍凉，俨然豪放派风格，从中也可窥知他所下的功夫。

前文提到，在我1977年初识姚老时，写过三首《〈李自成〉读后》，现抄录如下，用以结束本文——

任凭狐鼠布妖兵，心有南针总不惊。丽日殊方同感沐，春风再度慰精诚。非关汗马文成阵，未到闻鸡砚已耕。史实民情俱在手，纵横万象笔端呈。

谁言往史渺难求，锦绣奇书悦众眸。有意风云烘义旅，无情笔墨挞王侯。百家稗乘萦方寸，一代词章竞上游。车马江干多客至，敢烦甘苦话从头。

忽而鼍鼓忽笙簧，不是寻常翰墨场。字挟风雷平地起，文翻波浪破天荒。《红楼》把卷思芹圃，黄绢题诗步草堂。前路秦关犹百二，料将椽笔化康庄。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新媒体编辑 杨之立

实习编辑 钟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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