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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书架｜充满不确定的2019，还是确定地走过了

周业安

2020-01-03 09:25

来源：澎湃新闻

这未必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也未必是一个最好的年代。眼里过着一帧帧画面，总觉得和福克纳似曾相识，《喧哗与骚动》的书名说透了一切。出身大家闺秀的康普生太太，不甘心家族的没落，日子过着过着就符号化了。对康普生太太而言，身份比实际的生活重要得多，宁可守护这身份，也不愿意操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事儿。而儿子昆丁在自尊和自卑之间摇摆，敏感且懦弱，最后了却自己的生命。反倒是女儿凯蒂，以一种放荡的方式解脱了自己的身份枷锁。康普生一家曾经过着有权有势的富有生活，但终究抵不住时间的力量。当一切物质生活随风而逝，时间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谓的痕迹，只不过是人们自己在脑子里烙上的。

老康普生一家大概不明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质朴道理。过去的辉煌只能说明过去，而每个人活在当下。面对当下的约束条件，去作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哪怕你无法像一个理性经济人那样去精打细算，好歹也去努力。如果一个人试图去通过呼声、甚至拳头来维系旧有的所谓尊贵的身份，那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反而是女儿凯蒂，行为看似荒诞，实则展现了福克纳的睿智。人世间看似尊贵的身份，其实有着堕落的另一面。而凯蒂只不过用实际的行为去展示了这另一面而已。

复杂的年代有着不确定的预期，而应对不确定的最好办法就是去理解事物的多面性。比如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总是和亚当·斯密联系在一起。斯密在《国富论》中确实阐述了看不见的手一说，但这个说法似乎也不是斯密思想的全部，甚至都称不上斯密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即便对这只看不见的手，斯密自己也是内心充满了矛盾。为何很多人热衷看不见的手？原因仅仅在于，这只手恰恰是读者内心当中设想的图画。心有所想，眼就所见。在阅读经典著作时，往往是读者带着自己的框架去理解，并非作者自己就是这样理解。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史料的梳理和呈现，来打破读者自带的框架，从而得以让读者看到作者的其他方面。这就如同福克纳的角色设计，假如昆丁能够看到妹妹凯蒂的行为含义，就不至于固执而迷茫。

9102真的好忙，忙到顾不上更多地阅读。英国学者艾玛·罗斯柴尔德的《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倒是认真读了的。在这本思想史著作中，罗斯柴尔德梳理了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的重要的思想史线索和社会经济事件，把斯密的思想放在当时当地的场景当中去解读，这种做法是正宗的思想史研究的思路。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必然会传承其前辈的思想，同时受到自身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假如离开这两者，单纯去解读一本书的思想，那就是戏说了。在书中，罗斯柴尔德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把斯密与孔多塞、休谟等思想家联系到了一起，而事实上，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只不过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读这本书，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表面分歧和内在一致性。没有足够时间的读者，建议重点阅读该书的第5章，罗斯柴尔德在这一章中详细讨论了看不见的手的不同方面。也就是说，对斯密而言，看不见的手有两副面孔：一张是后来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讲述的面孔；另一张是自利的个体的阴暗面。而新古典范式的支持者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总是刻意回避第二张面孔。

自己忙碌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角色的转换。格致出版社的钱敏老师特意向我推荐了其力推的著作《爱、金钱和孩子》（格致出版社，2019），说是为了排忧解难。当然实际上让我贡献了一篇书评而已。不过这本书一直放在案头，没事就会翻翻，试图从中获取某种神秘的力量。两个作者其实都是顶尖大学的顶尖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光这抬头就碾压了一众同类出版物。为了理解他们的想法，我还特意去下载了他们的相关论文来研读，居然感觉到不少乐趣。这种乐趣，来自他们论文中呈现出来的缜密的逻辑之美。

说了这一大堆，到底想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从各种朋友口中得到的指示太丰富了。有说得对孩子“虎”点；有说不能太“虎”了；有说得赶紧去报班，越早越好；有说无所谓，佛系点好；有说得早去幼儿园，有说还是自己带着妥当，等到年纪了再上幼儿园。如此等等，我真的很迷惑。每个人的说法都来自其自己的经验，而这些好友看起来也都非常成功。这是否意味着条条大路通罗马？压根就不要在意哪种具体方式？抑或育儿真的是一个个案问题，只能看人下菜？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是经济学家，当然得用经济学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实际上育儿过程中，放羊肯定不行，太虎也不行，得适度权威才行。权威？是的，你没看错，就是得保留一定的权威。所谓权威型，就是在尊重孩子自身的行为基础上，适度引导和强制。比如刷牙这个事，就不能自由放任，没有孩子愿意刷牙，这个时候首先得引导，引导不通就得强制。看到这，你是不是能够举一反三，联想起社会或者经济治理的某些熟悉的画面？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全球父母都有趋向权威型或者虎型的趋势，自由放任反而少见了。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环境中，后代之间的未来竞争日趋激烈，适当虎点，可以快速提升孩子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让其在进入竞争体系之前，积累雄厚的禀赋。这本书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为了孩子的未来，不虎不行啊！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太虎也不行啊！

人处在社会中，难免会进行社会比较。“海淀父母”一词的流行，实际上就是社会比较驱动的竞争。在孩子身上倾心投入，无私的爱当然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经济因素。每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变差。假如父母比较成功，处在社会网络中的较高位置，就不希望子女未来的社会位置下降；假如父母自身的社会位置较低，就更盼着子女未来能有一个较高的社会位置。

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一个人的朋友圈质量，而这又进一步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收入和再下一代的禀赋水平等。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中打拼，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后代。尽管一些经济学家一再强调代际流动性的难题，但对个体来说，每个人都希望通过努力来打破代际固化。

“社会位置决定命运”，这不是文学的夸张说法，而是马修·杰克逊的新书的副标题。杰克逊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致力于研究社会网络问题，在出版的中文版译著《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中信出版集团，2019）中，详细解答了社会网络如何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轨迹。

我曾经观察自己老家那个小山村的情形。但凡考上学校的，大多是父母有点文化，或者有点经历，或者祖上有过文化人。长辈的社会网络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网络资源禀赋。这种禀赋并非体现在物质财富上，而是更多体现在朋友圈的质量上。村子里有文化的人喜欢和同类人来往，喜欢和更高网络的人来往，从而愿意对自己的孩子虎点，督促自己的孩子多学习。同时，这种社会网络差异也决定了孩子自身的视野和框架，长辈言传身教，子女模仿相随，一代又一代，代际之间的差异因网络的差异而逐步扩大。因此，德普克和齐利博蒂的著作如果放在一个社会网络背景下会更有趣。

2019年，最意外的大概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了。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三人共同获奖，特别是班纳吉和迪弗洛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史上第一对夫妻档获奖；而迪弗洛才47岁，成为该奖最年轻得主。为何最意外呢？太年轻了，按常理肯定还没轮到啊，前面还排了众多饱受岁月洗礼的长者呢。也难怪这次诺奖成为最富争议的一次颁奖。但英雄不论年少，这三位早就名满江湖，为经济学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好比说孙子兵法存在几千年了，但博弈论才出现了不到百年。从孙子兵法到博弈论，是朴素思想向科学研究飞跃的表现。同样的道理，反贫困的实践确实做得很出色，成就斐然，但这是朴素的实践。而迪弗洛等人则通过科学方法揭示不同的反贫困机制可能面临的局限条件，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通过机制设计来更有效地解决贫困难题。如果仔细阅读班纳吉和迪弗洛撰写的《贫困的本质》（中信出版集团，2018），就能够发现随机对照实验在反贫困这个问题上所给出的睿智答案。

实验方法为什么重要？比如我们搞试点，在某些地方进行以工代赈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成绩，然后进行推广。但这种试点的做法所得的结果可能是巧合，也可能太依赖特定的条件，而且试点的做法没有揭示其他潜在做法的可行性。实验方法就不同了，实验方法需要随机化处理，需要设置对照组，需要明确干预机制，需要针对实验前后的数据分析来寻推断因果关系，需要仔细甄别各种限制条件和扰动项。通过实验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解释某些机制的有效性条件，以及推广到其他地方的可能局限。所以，假如我们的扶贫工作能够引入实验方法，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呢？艾伦·格伯与唐纳德·格林写的《实地实验：设计、分析与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能够教会你如何正确地开展实地实验；而迪恩·卡尔兰和雅各布·阿佩尔写的《失败的价值：从实地实验的错误中获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一书则能告诉你，假如开展实地实验，可能会犯哪些错误？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错误？

实验方法的重要性还来自人们认知的局限。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理性的人总是有各种各样情绪化的表现，而这些情绪化很可能在祖先那会就留下了种子。现代人的行为模式，或多或少都会打上祖先的烙印，这是演化的逻辑。实际上，现在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等联手做了不少有趣的事。这些有趣的工作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有不少共同点；现代人类社会和远古人类社会有不少共同点。究其原因，都是资源有限条件下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结果。经济学家过去讲竞争讲得多，讲合作讲得少。因为有了个理性经济人假定，相互之间更多地展现出竞争性获取资源的景象，似乎合作不过是竞争过程中的一种临时现象。而演化文献则告诉人们，合作和竞争一样，也是社会的固有机制。

有两个学者很有意思，一个叫鲍尔斯，一个叫金迪斯。这两个学者早年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后来开始搞起了人类行为的跨学科研究，还拉着一伙人创办了一个桑塔费研究所，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奇怪的学者到底研究什么呢？董志强教授的著作《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经济思想》（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给出了一个详细地解读。这是国内第一本专门评介桑塔费学派学术思想的论著，里面涉及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合作、自利与理性、权力、制度与秩序等方方面面。实际上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引进了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这是鲍尔斯写的一本微观经济学教材，但内容主要是桑塔费学派的思想和逻辑。看了这些有意思的研究，也许或多或少明白，人类社会为何如此复杂？其实就是因为合作和冲突两条主线交替缠绕，而其根源来自人们自身偏好上自利与亲社会的纠结，这种纠结过程伴随着人类的演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