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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上海史》出版30周年: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上海通史
1989年10月,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上海通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为《上海史》。该书叙述了上起陆地形成、下迄1949年5月期间的上海历史,由唐振常先生主编,沈恒春、吴德铎、谯枢铭、陈正书、郑祖安、熊月之、卢汉超、李天纲担任主要撰稿人,从1983年开始编写,历时五年完稿,在上海研究的学术史上有独特的意义。
《上海史》封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主编唐振常,副主编沈恒春,撰写者为谯枢铭、卢汉超、熊月之、陈正书、郑祖安、李天纲、吴德铎、沈恒春、杨其民、李德靖近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举行《上海史(1989年版)》出版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与会学者回顾了《上海史》的出版过程及学术意义,以及未来上海史研究的方向。座谈会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马军主持。
与会学者指出,《上海史》的学术意义在于从上海的历史实际构思全书框架,而不是机械地按照中国通史的既有模式作填充式的图解。
《解放日报》高级编辑丁凤麟先生曾撰写评介文章《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上海史>评介》,于1989年12月1日刊登于《人民日报》。他在文中指出了《上海史》的创新性:
在历史分期上,坚持将上海近代史的发展阶段分为“1842年6月中英吴淞之战至1911年11月上海辛亥起义成功”、“1911年11月至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1927年7月至1949年上海市解放”三个历史阶段,避免套用史学界通用的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划分近代前后两阶段的标准,从而更能符合上海历史发展的实际。
另外,租界问题也是彼时学术界论证颇为歧异的热点,是撰写上海史不能回避的论题。《上海史》对此进行了较为审慎又深入的研究。编写者们并未满足于把租界视为“冒险家的乐园”或“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等原有结论,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市政建设等各个方面剖视租界对上海城市发展变化的复杂影响,既尖锐指出租界产生的消极作用,又肯定它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客观影响。
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主办的《上海史研究通讯》新刊第一辑(2019年12月)刊登了《唐振常与上海史研究》(海客)一文,文中指出:租界史研究曾经是上海史研究中的“禁区”,以往的著作,一涉及租界问题,或简单斥为“国中之国”,或称之为罪恶的深渊、冒险家的乐园。但八十年代初,唐振常先生率先提出租界具有“两重性”的著名观点,主张全面客观地分析租界现象,曾经引起种种非议,但今天这一观点已经获得学术界人士的共识。
座谈会现场马军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上海史》出版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所史上也有特别的意义。“自1989年《上海史》出版以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跃升为上海史研究领域的高地,还有学者提出了‘上海学’的概念,力图将上海研究打造成像敦煌学那样国际知名的‘品牌’。”
1989年10月20日,历史研究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社会科学院大楼联合举办《上海史》首次发行仪式,上海各界各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110余人到场。与会者评价该书为“一部了解国情、市情的教科书”,“是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上海通史,它以地方性、综合性、整体性为主题构想,系统地考察了从上海成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城市演变的历史。”现代史研究室至今仍保存印有相关报道的《历史所简报》1989年第11期(1989年11月30日印)。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关于《上海史》简介的简报(1989年10月12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关于《上海史》首次发行仪式侧记的简报(1989年11月30日)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回忆了30年前初进历史所时参加这次新书出版座谈会的情景。
“当时编写《上海史》的先生们都有一种使命感。唐先生曾说,过去的上海史都是洋人编的,我们没有自己的上海史。在那以前上海通史只有两本,《古代上海述略》和《上海近代史(上册)》。唐先生非常敏锐,他认为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研究上海史。他一开始想编多卷本《上海通史》,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呼吁,并开讨论会,编写上海通史。后来觉得编多卷本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决定先出一本。”
周武表示,纪念《上海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本书本身,更在于上海史这一学科的发展。30年前《上海史》的出版,让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成为上海史的研究重镇,在这个领域里站住了脚,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带来了国际学术界上的话语权。《上海史》和《上海工人运动史》为上海史学科画出了最初的轮廓,现在上海史研究已大为深化,许多问题得到扩展,研究条件也比前一代人好得多,应该沿着他们奠定的路继续前行。
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大伟在会上表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是上海史研究的重镇,历史所的特点在于做集体项目有优势,而上海史研究仍有广阔空间,应该继续探索。
上海史学科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与会学者认为,当下的研究在国际交流、史料获取等方面已经有良好条件,随着“上海热”的兴起,各高校也在这一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应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利用自身已有的深厚积累,告别单打独斗、零敲碎打的模式,凝聚成一股力量拓展研究。另外,对于研究机构本身,在研究视野及手段的国际化、图书资料的电子化、刊物管理的专业化、学术行政管理的制度化等各方面,也应更适应网络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马军还指出,21世纪的20年代即将到来,而回溯100年前的1920年代,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逝世、“五卅运动”爆发、北伐战争爆发、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整个社会也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代向国民政府时代的大转型。随着一个个百年纪念日的到来,“1920年代”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是值得相关研究机构重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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