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迎来重要机遇，现在最需印方展现诚意

12月21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二次会晤。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作为中方代表，与印方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共同主持了此次会晤。

这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的会晤，是在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中举行的。

机遇与挑战

机遇方面，首先是两国特别代表的稳定性。回顾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就知道，自2003年设立这一机制以来，从第1次至第15次会晤，中方代表一直是戴秉国，而印方代表前后换了四任，从米什拉、迪克希特、纳拉亚南到梅农。印度政局的不断变动，是影响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及解决的政治意愿的重要因素。

近些年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也处在轮换之中，但印方的代表已趋于稳定。中方从2013年的第16次会晤开始，由国务委员杨洁篪担任中方代表，一直持续到2017年12月举行的第20次会晤。印度方面则自2015年第18次会晤开始，由莫迪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接任梅农担任印方代表。2018年开始，中方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担任代表，印方则仍由多瓦尔担任印方代表。

更大的机遇则是印度内政。2019年5月的印度大选，莫迪再次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印度总理，开启下一个五年任期。对中印关系而言，这可能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一个强势的印度领导人，加上五年任期，有可能为中印关系发展的延续性和解决两国关系障碍提供基础。

就职数天后，6月13日莫迪参加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召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同习近平主席举行了其连任后的首次会晤，双方进行了明确的“对表”。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两国领导人都指示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要加快谈判进程，要在更大的战略视野下看待中印关系和边界问题。

然而，挑战接踵而来。8月初，印度废除宪法370条款，改变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并且重新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一时引爆印度内政争议和印巴间的激烈争端。同时，印度将中国的领土纳入其行政管辖范围，中国外交部对印方以修改国内法律的形式损害中方领土主权的做法，表示“不可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8月11-13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对中国的访问中，解释了印方立场，但是却并没有对其错误政策做出实质性修正，并坚持称是印度“内政问题”。在中国的支持下，8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印巴问题”议题下举行非正式的闭门磋商会议。印度对此非常不满。为此，印度以日程太忙，借故推迟了原本要在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前举行的特别代表第22次会晤。

不过，随着10月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在印度金奈成功举行，两位领导人就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责成两国特别代表继续努力，在双方2005年达成的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基础上达成双方都同意的框架，为边界问题找到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新思路和新动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为两国的第22次特别代表会晤注入了新思路和新动力。特别是，中方根据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思路。而且，在第21次特别代表会晤中，中方就正式提出边界解决的“早期收获”方案，争取把已定界锡金段的旧约，及早更换为新的条约。不过，对于中国打破谈判僵局的新动议，印度方面显示出的温差也是很明显的。印度外交部的通稿中只字不提中方提出的“框架思路”，更不提早期收获一事。

这样的做法就很有趣了。一方面是印度在最高层面上不停表示要推动和加快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则在实际的谈判机制上又显得“无动于衷”，既没有新思路，也没有对中方的倡议予以回应。追根究底，印度还是对边界问题的解决充满了幻想，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最终解决。因此，印度国内常常有个论调，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早在2005年达成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中就已经解决，就等着中方下政治意愿了。换言之，印度似乎是按照自己对“政治指导原则”的解读，已经给边界解决“制定”出最终方案了。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正确理解两国所处的战略环境至关重要。当前，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遇到了重要机遇，最需要的是显示诚意，真正从战略视野来看待两国的边界问题。毕竟，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不应该再让历史留下的旧问题束缚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要知道，中国已经基本上同周边国家都解决了领土边界问题，唯独剩下印度和不丹尚未解决。而中国和不丹的边界尚未解决却完全是印度因素所致。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