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焰：我为什么认为《李训墓志》中“朝臣备”就是吉备真备？

编者按：2019年12月29日，《中日关系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备真备真迹及其研究成果公布》的消息发布后，即引起了学界的诸多讨论，王瑞来先生首先撰文，对阎焰的观点提出疑问。本文节选自阎焰著《日本国朝臣备书丹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文物出版社，2019年12月），作者对原文略作修改，进一步解释了他的观点。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朝臣。日本国使臣朝臣真人，长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五·朝臣，中华书局，1994年，第559页。）就日本史和遣唐使留学生在华的信息，“朝臣备”最容易令人联想的就是——吉备（朝臣）真备。

日本国、朝臣备字样

“天武十三年（685）冬十月己卯朔(一)，诏曰：‘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祢。四曰，忌寸。五曰，道师。六曰，臣。七曰，连。八曰，稻置。’

十一月戊申朔，大三轮君、大春日臣、阿倍臣、巨势臣、膳臣、纪臣、波多臣、物部连、平群臣、雀部臣、中臣连、大宅臣、粟田臣、石川臣、樱井臣、采女臣、田中臣、小垦田臣、穗积臣、山背臣、鸭君、小野臣、川边臣、栎井臣、柿本臣、轻部臣、若樱部臣、岸田臣、高向臣、宍人臣、来目臣、犬上君、上毛野君、角臣、星川臣、多臣、胸方君、车持君、绫君、下道臣、伊贺臣、阿闭臣、林臣、波弥臣、下毛野君、佐味君、道守臣、大野君、坂本臣、池田君、玉手臣、笠臣凡五十二氏，赐姓曰朝臣。”（《日本书纪》卷廿九·天武纪［下］：天武天皇十三年条。）

前揭“下道臣”就是吉备朝臣家最早的记录姓。

日本中古存世文书，尤其正仓院、各大寺庙之正式公文和重要文档，多见有记录署名签押。基本格式为通篇成文统一书写，包括后署人的官职、姓，皆誊清，仅余签押位置留空。如：“光明皇后《献物帐》作成《国家珍宝帐》尾末：天平胜宝八岁（756）六月廿一日。从二位大纳言兼紫微令中卫大将近江守藤原朝臣·仲麻吕、从三位行左京大夫兼侍从大倭守藤原朝臣·永手、从四位上行紫微少弼兼中卫少将山背守臣万朝臣·福信、紫微大忠正五位下兼行左兵卫率左右马监贺茂朝臣·角足、从五位上行紫微少忠葛木连·户主。”（正仓院事务所《正仓院宝物·北仓》，朝日新闻社，昭和六十三年（1988），图149，第58页。）“《敕献东大寺献物帐》（大小王真跡帐）尾末：天平宝字二年（758）六月一日。紫微内相从二位兼行中卫大将近江守藤原·朝臣”（正仓院事务所《正仓院宝物·北仓》，朝日新闻社，昭和六十三年（1988），图152，第60、61页。注：末尾署名应为“藤原朝臣·仲麻吕”，但仅签押“朝臣”。）“《敕献东大寺献物帐》（藤原公真跡屏风帐）尾末：天平宝字二年（758）十月一日。太保从二位兼行镇国太尉藤原惠美·朝臣、参议从三位行五部卿兼坤宫大弼侍从下总守臣势朝臣·関（堺）麻吕。”（正仓院事务所《正仓院宝物·北仓》，朝日新闻社，昭和六十三年（1988），图153，第61页。）“《敕东大寺封五千户》文书，尾末：天平宝字四年（760）七月廿三日。太师从一位藤原惠美·朝臣。”（《正仓院展》第六十六回目录，奈良国立博物馆，平成二十六年（2014），图39，第82、83页。）“东南院古文书第三柜第二十七卷《因幡国高庭庄券第三》‘东大寺领因幡国高庭庄’卷，七月二十四日解。尾：承和九年（842）七月廿四日正八位上行大目纪朝臣·弥济；最末：使寺别当内竖正六位上石川朝臣·真主。”（《正仓院展》第六十七回目录，奈良国立博物馆，平成二十七年（2015），图45，第86页。）

《双仓北杂物出用帐（东寺司）》吉备朝臣泉 签押

从检索的这些部分古文书，可以确认当时公文签名的格式和“朝臣”封姓的使用。天武十三年（685）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时，应有直接用“朝臣”为姓的状况，后逐步加注“朝臣”前的区别姓；且这类加注也有是通过再次封赏获得的“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746）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吉备朝臣’。”（《续日本纪》卷十六·圣武纪八·第五条：置斋宫寮。）由此可知，养老元年（717）出发入唐时的下道朝臣真备，有可能如粟田朝臣真人名“朝臣真人”一样，名“朝臣真备”或“朝臣备”。这种名姓结构，和下道朝臣真备一同抵唐的阿倍朝臣仲麻吕的名字变迁，由“朝臣仲满”至“朝臣衡”再到“朝衡（晁衡）”的变化，能看到同样的痕迹。

下道朝臣真备（朝臣备），离唐回国后至天平十八年（746）再次获封，才有了“吉备朝臣真备”的完整历史记录用名；此后这个名字不断出现在日本的史料书籍中。（注：在日本各类史料记载中，保存有许多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的信息。而大量正仓院献供及关联文书里，以吉备朝臣真备同孝谦天皇的交集和其当时位阶，按常理应可见到吉备朝臣真备的签押，但事实上几乎无所寻。一、“天平胜宝八岁（756）六月甲辰,始筑怡土城。令大宰大贰吉备朝臣真备，专当其事焉。”（《续日本纪》卷十九·孝谦纪三·第五条：圣武太上天皇崩御）可知圣武天皇驾崩时，吉备朝臣真备不在大和（今奈良），故其名不会出现在东大寺的光明皇后献帐中。二、早期下道朝臣真备同藤原朝臣广嗣的间隙，进而同藤原朝臣家族关系有所不睦，对下道朝臣真备还是有不小影响的。“天平宝字八年（764）春正月己未，正四位下吉备朝臣真备，为造东大寺长官。”（《续日本纪》卷廿五·淳仁纪五·第一条：穷弊资养者叙位。）天平宝字八年（764）后，吉备朝臣真备为东大寺造寺长官。这之后是否会留下吉备朝臣真备签押，还得寄望日后有机缘检阅更大量的珍贵文书。

日本姓名在中日史料中出现时多有不同或者说混乱，是名姓赏封变化时间以及文献书写时代不符而导致的。而有“朝臣”样或其他八色姓完整人物名出现的史料文献，可视见其时间准确性和记录的严谨。“天平五年（公元733年），岁次癸酉，沙门荣叡、普照等随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至唐国留学。是（岁），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也。……仍请东都大福（先）寺沙门道璿律师，附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先向本国去，拟为传戒者也。”“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岁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国使特进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大伴宿祢胡麿（也做：大伴宿祢古麻吕），副使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吉备朝臣真备，卫尉卿安倍朝臣朝衡等，来（至）延光寺。”延请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十一月十日丁未夜，鉴真大和尚乘副使大伴宿祢胡麿船；十三日，留学问僧普照乘副使吉备朝臣真备船”，东去。“延历年中，入唐副使石川朝臣道益明州身亡。今有敕，叙四品位。付此使送赠彼陇前。须便问台州路次。若到明州境，即读祭文，以火烧舍位记之文者。”前揭文献皆为当时之当事人记录，可清晰看到，中臣朝臣名代、藤原朝臣清河、吉备朝臣真备、安倍朝臣朝衡、石川朝臣道益，以及丹墀真人广成、大伴宿祢胡麿等，完整八色姓及其他赏赐后的全称名姓。

核正仓院北仓存，天平胜宝八年（756）十月三日至延历三年（784）三月二十九日《双仓北杂物出用帐（东寺司）》，在近尾处，发现“天应二年（782）二月廿二日送纳，大小王真跡书一卷。……造寺司长官吉备朝臣·泉”（《正仓院展》第六十八回目录，奈良国立博物馆，平成二十八年（2016），第100-106页。）签押。“延历元年（782）二月庚申，从四位下吉备朝臣泉，为造东大寺长官。”（《续日本纪》卷卅七·桓武纪二·第一条：冰上川继谋反。注：第三条：延历改元。（天应二年）八月己巳，诏:“宜改天应二年，曰延历元年。”吉备朝臣泉任此职时，是天应二年二月，到八月才改元，东大寺北仓出入账为证。）两年后“延历三年三月丙申，先是，伊豫国守吉备朝臣泉，与同僚不恊，频被告诉。朝庭，遣使勘问，辞泏不敬，不肯承伏。是日，下敕曰：‘伊豫国守从四位下吉备朝臣泉，政迹无闻，犯状有着。稽之国典，容寘恒科。而父故右大臣，吉备（朝臣）真备。往学盈归，播风弘道，遂登端揆，式翼皇猷。然则，伊父美志，犹不可忘。其子愆尤，何无矜恕。宜宥泉辜，令思后善。但解见任，以惩前恶。’”（《续日本纪》卷卅八·桓武纪三·第一条：任大伴家持为征东将军。）可知吉备朝臣泉（《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廿三·列传第五十，有吉备泉条。）为吉备朝臣真备（《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廿三·列传第五十，吉备真备传。）的儿子，吉备朝臣成为其家族名号。

“宝龟六年（775），冬十月壬戌，前右大臣、正二位、勋二等，吉备朝臣真备，薨。右卫士少尉，下道朝臣国胜之子也。灵龟二年（716），年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晁衡二人而巳。天平七年（735），归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学助。高野天皇师之，受礼记及汉书。恩宠甚渥，赐姓吉备朝臣。累迁。七岁中，至从四位上，右京大夫兼右卫士督。十一年，式部少辅从五位下，藤原朝臣广嗣，与玄昉法师有隙。出为大宰少贰，到任。即起兵反。以讨玄昉及真备为名，虽兵败伏诛。逆魂未息。胜宝二年（750），左降筑前守，俄迁肥前守。胜宝四年（752），为入唐副使。回日授正四位下，拜大宰大贰。建议，创作筑前国怡土城。宝字七年（763），功夫略毕，迁造东大寺长官。八年，仲满谋反。大臣，计其必走，分兵遮之。指麾部分，甚有筹略。贼遂陷谋中，旬日悉平。以功，授从三位、勋二等，为参议中卫大将。神护二年（768），任中纳言，俄转大纳言，拜右大臣，授从二位。先是，大学释奠，其仪未备。大臣依稽礼典，器物始修。礼容可观。又大藏省双仓被烧，大臣私更营构，于今存焉。宝龟元年（770），上启致仕，优诏不许。唯罢中卫大将。二年（771），累抗启乞骸骨。许之。薨时，年八十三，遣使吊赙之。”（《续日本纪》卷卅三·光仁纪三·第五条：前右大臣吉备真备薨。再：《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廿三·列传第五十，吉备真备传。注：《续日本纪》载，下道朝臣真备入唐时二十二岁。《大日本史》记，灵龟二年（716），下道朝臣真备为遣唐留学生，时年二十四。依，《续日本纪》卷卅一·光仁纪一·第二条：追奉志纪亲王天皇号。宝龟元年（770）冬《乞骸骨表》“去天平宝字八年，真备生年数满七十”。可推准吉备朝臣真备，生于持统九年（695），宝龟六年（775）薨时，为八十一岁。见：［日］重野安绎《右大臣吉备公传纂释》，昭和三十四年（1959）印刷，吉备公保庙会事务所，《右大臣吉备公传》，“吉备公年谱，第1-19页。）

灵龟二年（公元716年），下道朝臣真备，年廿二，获知将从使入唐，留学受业。开元五年／日本养老元年（公元717年），三月出发，同行557人，十月到达。而到达中土的使团，有严格规定可入长安的人数，这些都需要鸿胪寺复核确准。“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繇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六月十三日，圆仁随使团自博多出发，七月二日抵扬州海陆县，至十月四日得使团复准信息。“入京官人。大使一人、长岑判官、菅原判官、高岳录事、大神录事、大宅通事；别请益生伴须贺雄、真言请益圆行等，并杂职已下卅五人。”《新唐书》所记过于严苛，外使仅三几人通过复核得入朝。而圆仁记录的晚唐遣唐使入华使团，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六百五十一人出发，海难身亡百多人，后五百人左右得登陆，而最后复核入京者仅卅五人，十分之一都不到。足可见入京人员核准规定之严。

开元五年、日本养老元年（717），三月出发，同行557人，十月到达。此行大使大伴宿祢山守、押使多治比真人县守、副使藤原朝臣鸟养。留学生阿倍朝臣仲麻吕、下道朝臣真备、大和宿祢长冈；学问僧玄昉等最为著名。“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东夷·日本。注：此开元初，及开元五年（717）。）这批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后。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日本留学生给四门助教赵玄默的束修拜师礼为题有“白龟元年调布”；日本无白龟年号，就前期灵龟二年（716）遣唐使筹备之时间节点，和天皇赏赐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各级随员之礼，此调布应为“灵龟元年”。（王勇主编《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王勇《隋唐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1页。）因当时中土对日本了解的局限，怀疑这类“调布”（注：此“调布“完全是日本循唐”租庸调“制度而来。“调”规，为每户交布一丈两尺。）是作伪。观奈良正仓院中仓蒐存“调布”，长一二五三厘米，幅宽七十厘米。起首墨书“佐渡国杂太郡石田乡曾祢里户丈部得麻吕调布壹端、天平十一年（739）一月十五日”，钤盖两枚“佐渡国印”朱文方印。尾末墨书“石田乡曾祢里户丈部得麻吕”，钤盖一枚“佐渡国印”朱文方印。（《正仓院展》第七十回目录，奈良国立博物馆，平成三十年（2018），第24页。）由此可知中土此条质疑的记录恰证明了，日本当时可以生产这类比较高质量的，且为政府接受核税的“调布”，并还作为赏赐或使节礼仪资费使用。

《延喜式》载对遣唐使团的待遇赏赐摘录如下：

大使：絁60匹绵150屯布150端

副使：絁40匹绵100屯布100端

判官：絁10匹绵60屯布40端

录事：絁6匹绵40屯布20端

史生：絁4匹绵20屯布13端

杂使：絁3匹绵15屯布8端

傔人：絁2匹绵12屯布4端

——以上为：使人。

知乘船事：絁5匹绵40屯布16端

船师：絁4匹绵20屯布13端

柂师：絁3匹绵15屯布8端

挟杪：絁2匹绵12屯布4端

水手长：絁1匹绵4屯布2端

水生：絁0匹绵4屯布2端

主神：絁5匹绵40屯布16端

卜部：絁4匹绵20屯布13端

医师：絁5匹绵40屯布16端

阴阳师：絁5匹绵40屯布16端

画师：絁5匹绵40屯布16端

射手：絁4匹绵20屯布13端

音声长：絁4匹绵20屯布13端

音声生：絁3匹绵15屯布8端

船匠：絁3匹绵15屯布8端

玉生：絁3匹绵15屯布8端

锻生：絁3匹绵15屯布8端

铸生：絁3匹绵15屯布8端

细工生：絁3匹绵15屯布8端

译语：絁5匹绵40屯布16端

新罗、奄美等译语：絁4匹绵20屯布13端

——以上为：船员。

留学生：絁40匹绵100屯布80端

学问僧：絁40匹绵100屯布80端

傔从：絁4匹绵20屯布13端

请益生：絁5匹绵40屯布16端

还学僧：絁20匹绵60屯布40端

——以上为：随员。

（图表参见，［日］青木和夫《日本の历史3奈良の都》，中央公论社，1953年。）

基于政府对留学生、学问僧的重视和考虑他们滞留唐土的时间相对较长。从上列表可看出，政府的待遇和赏赐是较优渥的，基本持平于使节代表团副使的水平。其中，所赏赐布80端的“端”，吻合正仓院藏墨书“调布壹端”的记录留存。呈给大唐四门助教赵玄默的束修拜师礼“阔幅布”很可能就来自政府赏给留学生本人的这80端布中。

“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日本遣唐使抵达后，因请儒士授经，获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到鸿胪寺教之。学生们呈老师四门助教赵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唐国子监，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筭学。四门博士三人，正七品上；助教三人从八品上；四门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已上及候、伯、子、男子之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分经同太学。其束脩之礼，督课、试举，同国子博士之法。助教已下，掌同国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国子监·卷第二十一，中华书局，2014年，第560、561页。）可知国子监下设之四门学，有助教三人，从八品上，属中低位阶或初始教职。开元初，赵玄默的年龄轻、位阶低；但其才华已为神武帝所赏。（韦述《集贤注记》卷中·院事故事：开元十一年（723），丽正学士，张燕公等献所赋诗，上各赐赞以褒美：“赵玄默：才比丘明，学兼儒墨。叙述微婉，讲论道德”。）因使节团呈请，特诏令四门助教赵玄默亲自到鸿胪寺教授这些日本学生，而并非直接让留学生入国子监所属六学学习。一、可能是替留学生完成初始化儒学培训；二、还可能涉及语言熟悉培养；三、留学生的能力考察评定。之后再根据学习能力和具体身份及其他诸多情况甄别分配入国子监六学学习。同时不能排除在鸿胪寺机构下长设有不同于国子监的学习场所，以为各国入华外国留学生之个性化学习。

再就阿倍朝臣仲麻吕（晁衡）在唐五十四年停留及生活、交往信息，能获知日本留学生可以进到太学就读；且可入科举步大唐仕途，但此例及其稀少，近为个案。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全唐诗》卷127_17，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前序。）晁衡，进过太学，无疑。

从李训墓志，可确认下道朝臣真备入唐后所用的名字为朝臣备，亦如朝臣衡。留学生朝臣备因学习、生活，或者还加上一定的工作关系，（注：朝臣备，在大唐生活学习十七年，仅就留学而言，其应已超可修学年限。就日本使节往来大陆的时间和中土官员出身及入仕前序通道。朝臣备及其他留学生，如果不是想留在中土不归，那科考入仕进阶的意愿不应太强。他们学习之余很有可能获得类似辇脚、挽郎、征辟、奏荐、陪位、主衣等杂色身份。这类身份第一解决了他们长期留唐的生活资费；第二有可能就此一直和唐朝政府官员有交集；第三甚至有机会常睹天颜，得天子识。以井真成例，他很可能生前就职尚衣局或其他六尚局杂色之职而得识天颜，故而亡过后，方“皇上（哀）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给）。”再开元廿二年（734），朝臣备回国；至天宝十二载（753）以遣唐副使身份再到长安。得玄宗召见，赏银青光禄大夫衔。并有天子给使团赠诗《送日本使》：“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全唐诗》卷901_1）足见天子和吉备朝臣真备的熟悉和亲近。不能排除朝臣备留学长安时就曾睹天颜，为天子服务过。）故同如鸿胪寺丞李训、秘书丞褚思光等一班唐政府中级官员有相当深的交往与交集。因而李训过世后，秘书丞褚思光撰写了墓志铭，而由日本国朝臣备这样的精通儒学及书法的国际友人书丹。足见唐时鸿胪寺官员管理外交事务之妥帖和国际交往之融洽。不单单李训墓志由日本国留学生朋友书写。李训夫人王氏，在李训过世后，到天宝初时，还能拜给大云寺新罗和上习法；其夫人脉资源延续之久可见一斑。

敦煌石窟藏经洞留下大量唐代写本，同时代的日本政府机构、庙宇也保存数量众多的中古书写卷子；以及海内出土及散留数量巨大的墓志、碑刻遗存。这些遗珍可令后世一窥唐人笔墨趣味。就李训墓志整体书写风格看，为标准唐楷，且有魏碑意趣，笔势、点划、转折精准而优美，不逊色于今日存世能见之唐书巨匠名家的碑版、志石、临拓、勾摹本遗留。如非有书丹人落款，很难相信是异国人所为。《文字论》作者唐代大书法家和书论家张怀瓘都极为在意褚思光的点评。而李训墓志在褚思光撰完文后，可以接受朝臣备书丹。那可以想见朝臣备的书法造诣和艺术水平是绝对为唐代书坛大行家和评论家褚氏所高度认可的。（注：此墓志书丹是否有润笔？或朝臣备在唐生活的十七年间，尤其是完成初始学习后，没有科举入仕，他的日常生活除锡赉外，是否有鬻字买文的行为，都值得留意。因为朝臣备，开元廿二年（734）回国时所携带的大量唐物书籍多需要购买，这些费用的来源是很有趣的问题。）就张怀瓘和褚思光之交集；再褚思光同朝臣备之书谊；有理由相信，《书断》、《书议》作者张怀瓘同朝臣备亦为相识。从这篇墓志的书写，足见朝臣备在唐土十余年功课之勤奋，学业之精进，成果之斐然。无疑朝臣备当时已跻身唐知名书家的行列。此志全篇328字，这应该是目前存世最确准、最大篇幅的朝臣备（吉备朝臣真备）手迹了。也是极罕见的日本人奈良时代早期的中土书写，代表着那个时代列岛汉字书法的巅峰水平。（《扶桑略记》卷第六·圣武天皇（天平七年）条：“下道朝臣真备，留学。凡所传学，三史五经、名刑筭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克、汉音书道、秘术杂占、一十三道，夫所受业，渉穷众艺。”明确讲到了下道朝臣真备在唐修学“汉音书道”，这是日本文献里最早的关于“书道”概念的记载和使用。他的书法水平在当时日本所代表的高度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