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单身女性冻卵起争议；撒切尔时代的文化抵抗

【国内】单身女性冻卵起争议

上周，全国首例因“冷冻卵子”而引发的一般人格权纠纷公开开庭审理，带动了单身女性生育权的相关话题，在伦理与法律层面之外，这次的讨论似乎还有关于技术。

据澎湃新闻报道，12月23日上午，全国首例因“冷冻卵子”而引发的一般人格权纠纷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此次案件中的当事人徐枣枣（化名），获悉徐枣枣提出的冻卵需求却因为其身份为单身女性的原因遭拒，“在向多个法院请求立案被拒后，今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终受理了这起全国首例因‘冷冻卵子’而引发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徐枣枣对澎湃新闻表示：“我咨询了中介机构，目前只能去国外冻卵”，去泰国冻卵费用大概10万，美国需要20万，这还不包括每年存储的费用。

在知乎相关条目下，有网友指出“冻卵这项技术原本就是为癌症病人发明的，因为化疗有一部分概率会对生育能力造成永久性损伤”。该网友作为“癌症患者、冻卵亲历者”引用英国的例子称：“英国……癌症患者冻卵是免费的，然而如果单身女性为了生育保障去做冻卵术，花费还是很可观的，一轮冻卵就要花费8-9千英镑，每年的冷冻费也要1000镑左右。”另据《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的报道，“在日本一个取卵周期下来，需要花费两万多元（人民币）”，而“在美国，一个周期取卵的价格要在2万美元左右”。

2003年7月10日原卫生部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冷冻卵子即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一种。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徐枣枣及其代理律师于丽颖认为这是一起影响性诉讼——虽然是个案的私利救济，但背后有公共意义的讨论价值。于丽颖认为原卫生部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作为一个部门规章，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亟须根据社会现实做出修改和调整。

“单身女性是否具有冷冻卵子的权利？其实，上述卫生行业的管理规章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有观点认为，《规范》第三部分第13条的规定否认了单身女性冷冻卵子的权利，但是该条只是规定禁止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律学者王文娜在澎湃新闻发表的《单身女性冻卵争议：技术进步了，法律也要跟上》认为：“冷冻卵子不属于《规范》第13条规定的不能对单身女性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现行的规章并没有直接限制单身女性冷冻卵子的权利。”关于单身女性冻卵争议，她提出观点：“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亲子关系的认定将变得更加复杂，还是希望正在修订的《民法典》回应这些争议问题，公民的生育权利本身不宜由卫生‘技术规范’来决定。”

知乎网友TEDCJK在相关话题下提出“生育与婚姻绑定才是本案的实质”，他认为：“现有法规中，辅助生殖措施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医疗目的的夫妇，之所以单身女性被单列禁止实施人力负责生殖措施，是因为现有技术条件下单身男性无法独立生育，因此只要禁止单身女性实际上就相当于禁止了所有单身人士（反之则由于捐精、捐卵的存在，特定情况下女性可以独立生育）。”此外，他也提到在某地方条例中有支持单身女性生育子女的相关条文“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手段生育一个子女”，此信息尚未及核实。

中新网在报道《单身女性冻卵起争议：未婚冻卵为何成法律空白？》中采访并引用了长期从事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向贤的观点：“‘单身女性冻卵并无不妥。’她分析称，传统公序良俗里，生育和婚姻是捆绑关系，但婚姻实际上并非保证子女健康安全的防线，即便单亲母亲也能养育好孩子。”王向贤认为，“单身女性冻卵并不会与非婚生子产生直接关系，因此无需上升到绝对禁止层面，更应保证女性的选择自由”。

该报道同时也引用了其他法律人士的分析：“如果当下即刻允许未婚女性冻卵，背后同样涉及诸多法律禁止的活动。……如冻卵之后，可能会滋生买卖卵子、代孕行为等一系列目前法律禁止的问题。同时，若被冻卵人不幸去世，卵子的归属问题也牵扯其中。”

【国际】雷蒙·威廉斯谈撒切尔英国的文化抵抗

英国大选在工党大败、党魁科尔宾辞职中落下帷幕，尽管它对全世界进步主义者产生了不小的打击，但关于英国政治的讨论还在国际舆论中升温。近日，雷蒙·威廉斯学会网站（The Raymond Williams Society）发布了一篇首度被翻译成英文的1980年由迪迪埃·埃里本（Didier Eribon，法国作家、哲学家）对威廉斯的访谈。访谈首发于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在访谈中威廉姆斯讨论了大众传播、新左派、文化研究、六十年代、工人阶级以及对撒切尔的文化抵抗等议题。1970年代后期英国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撒切尔刚刚带领保守党赢得选举成为英国首相，便大刀阔斧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英国的工人阶级进而成为了遭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威廉斯在1980年提出的文化领域在抵抗中的位置，在今天依然有着参照性。（访谈由Edward Lee-Six从法文译为英文。）

“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争

威廉斯首先谈及1960年到1980年这二十年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发展。他指出在1960年代之前，一些认识论的方向改变已经在发生，比如在文学领域，研究者开始对其提出社会学性质的问题，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学方式回答这些问题，六十年代见证的显著变化与新左翼思潮的发展相关，那时出现的新作品都与政治现象相关。这些研究有三个表现：首先，对典籍文学的研究引入了社会学角度。第二个发展很快的是对通俗文化，尤其是电视、电影和通俗小报的研究。第三，与通俗文化研究齐头并进的是对亚文化的研究，及社会中的少数群体的另类文化，因为研究者不可能满足于把大众文化当作资料集合那样研究，而不考虑这些群体如何使用这些资料。这些研究都很活跃，生产出很多意义非凡的政治性著作。

在这过程中也有很多理论性的探讨，最重要的是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阿尔都塞的研究被以一种不加批判的方式从法国进口到英国，与英国强调“文化”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碰撞，这一碰撞所形成争辩基础一直非常活跃。出于历史原因，英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以”文化“的概念为中心展开，威廉斯自己早期工作完全集中于追溯文化观念的源起，以及不同群体对“文化”多样性的实践。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强调了“文化”一词的三种意义。第一，它在非常反动的意义上被用来指认与现代发展相对立的传统价值。第二，它也被用来区分“文化”和“文明”，前者是知识与艺术范畴，后者是物质范畴。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它被视为与社会组织有必然关联的活动范畴。英国知识界的传统就问绕着“文化”这些相互冲突的意涵而展开。威廉斯将文化观念的源起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试图探寻哪些知识群体在使用文化的哪一种意涵。《文化与社会》一书尝试区分这些不同意涵，以便说明有效的、真正的“文化”意识是第三种，即文化必定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

而在威廉斯看来，引入“意识形态”的概念与他所提出的文化的第三种意涵并不必然冲突，只是需花一些精力来澄清，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意识形态并不承认文化的“杂交属性”，而认为所有的文化生产要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产物，要么是被统治者的从属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分析文化，就仅仅需要展现它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位置即可。然而，从威廉斯提出的文化的第三种意涵出发，尽管文化被理解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更为复杂的性质，不同于“非统治即被统治”的逻辑，它还有另外的特征，即威廉斯所称的“剩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和“新生文化”（emergent culture），前者指从社会组织早期形式中遗留下来的，而后者指的是从给定社会中的反抗性/替代性运动中产生的。它们尽管受到统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却不能简化于此。这就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概念的冲突之所在。这种争论对新左派在1960年代行动路径中有着直接影响，因为那些对“意识形态”持教条观念的人宣称，认为存在剩余的、替代性的、反抗性的文化仅仅是幻觉，所有的文化仅仅在统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运作。而威廉斯和其同路人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但同时“新生文化”的空间一直在被创造，而政治活动正应该在这里展开，因为政治活动也包含了创造这些替代性空间的努力。

“大众传播”之辩

这种思考模式与新的传播媒体所扮演的新角色相关：电影，广播，电视，民间小报等。这些新生工具被英美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人称为“大众传播”，而威廉斯和另一些人则反对“大众传播”这一提法所产生的暗示。首先因为这个概念是从大众市场的资本主义描述中借来的，对其运作过程中充满变数和复杂过程的理解则不被允许。在这里，你必须区分所谓“大众传播”的不同受众，比如电影的社会学空间是聚集在一起，而电视的社会学空间则是分散的——很大的观众群却分散为以朋友、家庭甚至个体的社会关系结构。把这些不同的状况拉在一起置于“大众传播”旗号下在威廉斯看来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真正的大众传播属于早先的处境：大众的集会、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在单一空间。而新的媒体则带来了新的处境：受众巨大却分散。而把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工具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生产了一种浸透性意识，让受众无法在媒体所言之外做出任何反应或思考。

尽管威廉斯在对这些媒介的研究之中，批判了这些媒介的绝大部分文化生产。但他认为在1960年代，电视所构成的空间让反抗性和替代性文化与新观众建立了联系。在1960年代，新的“激进”剧场，“激进”纪录片都在电视上找到了自己的空间。当然，当权者注意到了，于是机会受到了限制，这些缝隙进而被关停。但是需要注意从威廉斯所批判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些缝隙本就不可能产生，因为“大众传播”的观念意味着这些大众传播工具仅仅表达主流社会的价值，即统治阶级的价值所提炼出的可被粗暴传播的形式。

文化领域的斗争作为抵抗运动前线

回到现实，即威廉斯所接受访谈的撒切尔执政的1980年代，他认为对那些激进实验的消灭已经完成了。这时候在英国看电视，会得到简单的“大众传播”派式的解读，但是在另一方面，威廉斯并不认为人们会像“大众传播”理论让我们所相信的那样不加批判地接受那些电视上的议程。谈及英国彼时的经济危机，威廉斯谈到了英国的右转。在过去几年的工党执政中，方向也和保守党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危机在文化上得到了调解，即大量涌现出所谓的“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无不围绕着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压制而展开。这是一次非常公开的攻击，与“正常的”对工人阶级的敌对有很大不同。“工人阶级和工会是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确凿的解释。这一文化意义上创造和传播的解释惊人的成功，而对示威抗议行为的压制立场也同时诞生。特定的解决措施是以“工人阶级是一切邪恶的根源”的假设为根据，包括增加失业率、关闭工业区等针对英国某些工人阶级地区的“惩罚性措施”。

被问及文化领域的斗争在当前撒切尔主义的保守时代是否还那么重要时，威廉斯指出，威权主义与英国式生活的某些领域真正的自由主义传统相冲突，逐渐显露出来自由抵抗运动似乎不足以抵抗威权主义浪潮。但是，1960年代的运动让此前主导英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共识不复存在，但抗争者所以为的1960年代的共识可以存留下去，却被右翼打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威廉斯认为文化斗争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对危机建立解释的地带，以便其它实践行动可以跟随。保守党政府的议程仅仅是改变工人的态度，让他们不再从组织好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视角出发来看问题，于是他们便可以更温顺的从“国家利益”出发。

回到前面提到的“替代性空间”，威廉斯指出，各种反对派和另类组织在工厂层面开展的草根自组织比这个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是很难预测这仅仅是极少数活跃分子的成果，还是一个更广泛的工人（以及那些被危机所影响到的人）抵抗运动的第一步。在威廉斯的印象里，这些文化抵抗运动正在英国特定地区发展，尤其在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这些地方受到的打击沉重，当然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之间萌芽。正是以文化抵抗为前线，整体的斗争持续展开。尽管有人怀有恐惧，但是左翼真正打开空间的可能性比过去十五年来更为现实，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右翼强硬进攻的唯一实际的替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