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应对气候危机的“罗斯福新政”，和背后的宏观经济学起义

2019年2月7日，华盛顿是个萧瑟的阴天，年轻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一袭绿装，被一群年长的议员簇拥。她在这里与麻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共同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同时在参众两院提交一份决议案，将一个名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构想正式列入国会议程。

3个月前，这位年仅29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经济学优等毕业生和前餐厅服务员刚刚以绿色新政、全民医保、联邦就业保障、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等纲领在中期选举中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议员、一颗最明亮的政治新星。胜选一周后，她出现在青少年环境运动“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在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办公室的请愿现场发表演说，共同请求即将成为议长的佩洛西在国会推进“绿色新政”，让气候行动全面升级。此后“绿色新政”的媒体曝光和网络搜索量都直线飙升。

绿色新政，这个得名于“罗斯福新政”的美国梦，不仅重塑了美国乃至欧洲对气候政策的想象，而且由于它需要巨大的公共投资，也促使一派源自凯恩斯主义的非主流宏观经济学思想向主流经济学发起正面挑战。

要气候行动，也要社会正义

这份14页的决议案名为《认识到联邦政府创造一个绿色新政的责任》，计划提交参众两院投票表决，如果通过，它也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有助于凝聚国会共识，是一个宏大政治愿景的第一步。

决议案在开头，引用稍早联合国旗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实现控制温升1.5°C的特别报告和美国联邦科学家制作的最新全国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极端紧迫性，这意味着如果应对不力，人类将面临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将受到重创，国家安全亦将受到威胁。而为了实现世纪末1.5°C的控温目标，科学界的权威评估指出人类必须在2030年之前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60%，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意味着在这场新闻发布会发生的时候，人类还只剩下11年来确保1.5°C目标不提前成为泡影。

决议案继续指出，这只是美国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美国还有自己独特的问题——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40年来，美国工资增长停滞，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劳动政策倾向于反劳动阶级，这些让美国面临着1920年以来最大的收入不平等，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的最初几年，1%的人收割了全国91%的收入。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缩短，对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来说，清洁空气和水、健康食物和充分的医疗、住房、交通和教育等基本需求都难以企及。而气候变化，已经并只会持续加剧这些不平等，美国的原住民族、有色人种、移民、去工业化和人口空心化地区居民、穷人、低收入工人、女性、老年人、无住房者、残疾人和年轻人，首当其冲。《决议案》将上述种种人群统称为“前沿和脆弱社群”（frontline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所谓“前沿”，离害最近之谓。这些社群，在美国历史上屡遭剥夺，又往往难以分享发展的果实，即便在挽救美国于大萧条、贡献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的诞生的“罗斯福新政”中，其中一些群体也被排除在外。而面对气候危机，和它向人类提出的尽快实现能源转型的任务，美国迫切需要一场堪比罗斯福新政的“绿色新政”，通过规模宏大的联邦政府干预和财政支出来促进可再生产业发展，同时创造“数以百万计”优质就业机会，从而首先解决美国面临的双重挑战，继而引领世界转型。这将是美国自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动员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和产业动员。

具体而言，《决议案》提出：由联邦政府启动一个为期十年的全国动员，一方面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升级和维护，在2030年动员期结束时，实现美国100%电力来自可再生、零排放的清洁能源，并具备高能效、分散式的智能电网。与此同时发展清洁的制造业和运输业，提高建筑物能效，降低农业排放。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绿色新政创造高质量的有工会的就业机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发展机会，并确保受到能源和经济转型冲击的工人得到薪酬保障和福利补偿。其中或许最引人瞩目的，是它还提出向所有美国人提供就业保障（jobs guarantee），并附带 “足以支持家庭的薪酬”、充足的假期和退休保障。

“今天我们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方位实现美国经济、社会和种族正义的议程。”奥卡西奥-科特兹在发布会上说。

但是，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扩大社会保障必然会引发意识形态冲突。有记者问奥卡西奥-科特兹，是否担心这会大幅增加政府赤字，给特朗普和共和党提供口实，民主党将要搞大政府？奥卡西奥-科特兹答道：“我觉得这很可笑，因为现任总统试图把政府扩大到女性的身体（指反堕胎），希望扩大政府从而在我们南部边境上建设拘留中心，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离，他们希望扩大政府来扩大军费支出，即便我们没有战争要打或应该去打。所以，这不是谁在扩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服务于谁的问题，而我们选择服务于美国人民。”

尽管修辞有力，但并不足以平息质疑。《决议案》没有涉及预算，也没有筹资方式的说明。尽管奥卡西奥-科特兹在6月表示预计10年总耗资“至少10万亿美元”，但是2月发布会第二天Bloomberg上一篇评论估计每年将耗资6.6万亿美元，是联邦政府每年税收的三倍，是美国GDP的34%，文章的标题叫“绿色新政将让美国开支到湮灭”。同月，又有中右翼团体更把加码推上了10年93万亿之多，并将其换算成每个家庭的税收负担，好更准确地扣动普通选民的神经。这样的数据和修辞被不断重复。继而，右翼将绿色新政视为用气候政策外衣推进左翼议程的“特洛伊木马”；“务实”的声音则指出，应当将气候政策与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捆绑在一起必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

3月，由于参议院民主党人抵制共和党人的程序操纵而拒绝投票，《决议案》未获通过。而同为民主党人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尚未同意为绿色新政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推进绿色新政立法。

但是，绿色新政的提案无疑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和政界对应对气候变化途径的想象力和抱负。对公众来说，原来觉得应对气候变化是高度专业化的事情，属于精英，与自己的直接联系可能是未来会征收的碳税——一种再怎么也算不上令人愉快的代价。而绿色新政则，不再是关于税收而是政府支出与工业振兴，不是关于精英行话而是关于普罗大众的新的权利和福利，因此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尤其是年轻人。在它的启发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绿色新政计划。它也深刻地影响了民主党的选战。在迄今26名民主党2020总统候选人中，18名表示支持《决议案》。它也被认为成功刺激了民主党候选人大幅提高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价码。伯尼·桑德斯在8月推出的气候纲领提出联邦政府在十年的动员期中投入16.3万亿美元，寻求到2030年让美国的电力和运输系统实现完全零排放，到2050年整个美国经济实现摆脱化石能源，与此同时，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从而“终结失业”。

绿色新政的立法也在继续推进。2019年11月14日，桑德斯又与奥卡西奥-科特兹联合提出了一份新的法案《公共住房的绿色新政法案》。它与《决议案》中的愿景相契合，再次将气候政策与公共福利政策结合在一起。它提出以1720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对美国全部120万套因政府投入欠账而年久失修的公共住房进行翻修和升级，提高其能效并建设就地可再生能源设施，由此产生的减排效果相当于减少120万辆燃油汽车。与此同时，桑德斯和奥卡西奥-科特兹预计该法案每年创造24万个就业机会，而且，它们尽可能被提供给居住在这些公共住房中及其邻近地区的低收入者。

绿色新政不仅是一个美国梦，而且也得到了国际的回响。英国工党在2019年4月提出要开展一场“绿色工业革命”，政府推动的经济转型与社会正义相结合的路径，与美国的“绿色新政”若合符节，但汲取了自己的历史资源。同月，前希腊财长、政治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卫报》撰文提出实施一场“国际绿色新政”，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范式从气候谈判的那种以自我牺牲为前提，因而国国有动机推卸责任的“囚徒困境”，变为效仿二战后重振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各国相互配合加大投入推动绿色经济转型，在应对气候危机的同时终结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欧洲国家普遍公共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共享绿色经济转型的果实。他认为，以财政平衡、“量入为出”为信条的紧缩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困顿，仇恨排外政治的抬头也肇端于此。在10月的另一篇文章中，他警告一轮新的衰退正在来临，一场绿色新政是唯一合理的应对方式。

可以说，无论是何种版本的“绿色新政”，都涉及双重的“从节制到扩张”——从把注意力集中在“节制”各国的排放量，到“扩张”新能源产业和绿色经济；从财政的“节制”（紧缩），到财政支出策的扩张。而绿色新政构想的来源，要从这个词在上一次被密集讨论说起。

金融危机中的“少数派报告”

有可能最早使用“绿色新政”这个概念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他是《地球是平的》的作者、自由放任全球化的鼓吹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在2007年初的一篇评论中提出应该实施一个“绿色新政”，来推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实现能源转型，同时刺激经济。同年秋天，一个由经济学家、财税学家、记者编辑、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小团体在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安·佩提佛（Ann Pettifor）在伦敦的公寓里频繁聚会，讨论如何规划一场“绿色新政”。佩提佛在2006年曾以《迫近的第一世界债务危机》（The Coming First World Debt Crisis）一书预言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他们的报告在2008年7月发布。他们预见到，正在降临的这场金融危机可以与30年代大萧条相提并论。而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和不断上升的化石能源价格提供了一场“完美风暴”带来一场新的“新政”，在应对这多重危机的同时改造制造了这些危机的世界金融体系，使其重拾公共性，服务于大众福祉。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用公共财政拯救制造问题的银行，美欧央行进一步将利率降到趋近于零试图恢复市场的借贷信心，又先后利用非常规手段“量化宽松”（央行用新增货币向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向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输送大量货币，希冀它们能够积极借贷或投资从而激活经济。可是，经济一片萧条，利率却探底，机构虽有了钱但不愿借贷或投资于实体经济，宁愿用它购买债券和股票等资产，推高了其价格，使富者益富。原本是希望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涓滴效应”流经金融系统润泽整个经济，不想却成了“推绳子”——对一头的推动影响不到另一头。但不管怎样，全球经济病人得到了挽救，但却是带病延年。经济止跌回升，失业率得到控制，但工资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扩大。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创造的宽松的借贷环境下，欧美上市公司纷纷用向银行借来的钱回购自己的股票，从而炒高股价，增加股东收益，却不愿投资于生产与创新。研究股票回购的经济学家William Lazonick认为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没能率先开发出5G的原因。

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开始勒紧裤带。2008年后，欧洲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刺激之后，转而开始听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诲，向已经深陷萧条的经济施加财政紧缩政策，因为据说这会让私营部门预期未来的税负和利率都会更低，因而对未来更有“信心”。这套逻辑被称作“扩张性财政紧缩”——政府花钱越少，民间投资就越多。而美国本就崇尚“小政府”，在危机爆发后短暂的财政刺激后，美国从2010年也开始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紧缩政策拆除社会安全网，使在经济危机中生活已经陷入困境的普通人陷入更深的困境，引发了抗议和骚乱，乃至如今排外政治的抬头。不仅如此，紧缩让成千上万普通民众手头吃紧、消费不足，因而延缓了经济复苏。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严重不足——在美国，净公共投资（投资减去折旧）只占不到GDP的0.5%；在欧元区，这个值十年来持续是负数。

2008年金融危机与美国大萧条时的相似。两者都是因为全民过度举债投机遭遇崩盘后陷入深度恐慌，社会对经济的信心崩溃，造成银行系统停摆，经济陷入严重通缩。罗斯福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下选择“反周期”行之，通过加大政府支出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它通过在公共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把断裂的货币经济链条重新接续起来——让一部分人有钱可花私营企业的产品就有了销路，继而带动更多的就业，继而是更进一步消费和生产的循环。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公共工程，则服务于此后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或实现了环境的修复。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美国工人。

在相似的语境下，“绿色新政”一度频频被作为应对危机的政治提案提出。联合国环境署、欧洲议会绿党成员、英国工党戈登·布朗政府，以及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后都提出或部分实施过不同版本的“绿色新政”。后两者的方案得到实施，但后来，财政紧缩逻辑在大西洋两岸占据了优势，工党根据佩提佛的“绿色新政小组”的建议组建的国有绿色投资银行，被随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私有化，奥巴马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提供了900亿美元推动能源转型，被称作美国“史上最大的能源法案”，但在中期选举之后也偃旗息鼓。

距金融危机爆发11年，落下的病症仍在，经济仍然贫血，产能开动不足、劳动力参与率都处在历史低位、工资增长停滞，而繁荣只属于金融市场。有了这样的历史语境，如今新一波的“绿色新政”呼声就更容易理解，只不过，气候危机离我们更近了。

在危机面前快速实现整个经济的去碳化，必然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而说到创新，意识形态争论又跃上前台——“绿色新政”要求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强力干预，而这只手不擅长引领创新，那是自由的市场竞争的成果！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为了破除这种教条，奥卡西奥-科特兹及其同僚在准备绿色新政方案的过程中与经济学家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密切合作。后者的研究显示，与通常认为私营企业是创新的引领者不同，历史上关键的技术革新几乎总是由政府用公共财政进行的先期投入的成果，从飞机、核能、登月、计算机、互联网、生物科技到iPhone和特斯拉电动车。变革性的、能够创造新市场的技术风险太大，不能用单纯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衡量，需要公共财政耐心的长期投入。而毫无疑问，这种投资的成果，也应普惠于民。

公共机构不止是监管者，它们是创新的主要资助者——2018年9月在与奥卡西奥-科特兹初次见面时，马祖卡托让她使用这样“正确的语言”与公众沟通，不然在公众眼中，“你就只是一个好心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聊的左派政客。”

“我们支付得起我们能做的事”

回到前面的那个问题——政府是否支付得起绿色新政？

“是否支付得起？”是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也是个蹊跷的问题。它经常与其说是个问题，不如说是个陷阱；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在恐吓选民。奥卡西奥-科特兹在一次接受CNN访问时说：“我们只有在谈到具有道德正当性的事情的时候口袋才是空的，但说到给亿万富翁减税和发起无尽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变出钱来。”她同时提醒观众关注公共投资的收益，以及不投资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特朗普在2018年给富人的减税达到两万亿美元，同时，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估算，按照现有的排放轨迹，到世纪末气候变化每年给美国造成多达5000亿美元经济损失，几乎是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两倍。而气候变化的破坏绝不限于经济。

但是，这样的“拆招”只是政治回答，要赢得普通大众的支持，还是需要经济学回答。

佩提佛曾在2018年奥卡西奥-科特兹竞选议员期间为她的“绿色新政”计划出谋划策。她2019年出版的《绿色新政的理由》（The Case for the Green New Deal）一书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支付得起我们能做的事。”（We can afford what we can do.），概括了这位凯恩斯主义者的财政观。她在2019年9月发表的《绿色新政之美在于它能自己买单》一文中写道：桑德斯提出通过削减军费，并向大企业加税来支付他的16.3万亿气候预算，但是在她看来，加税总是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即便明确只针对大企业加税，右翼也总会辩称这最终会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和劳动者身上，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她建议不用加税的方式，而是通过向商业银行和央行获得信贷，并向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和个人储户借入其既有储蓄来筹集资金，而这些债务最终都可以用经济增长创造的税收来偿还。

但是，即便用举债拖延避开公众对加税的膝跳反应，大规模赤字也仍然面临着观念障碍。这种观念认为政府赤字不仅削弱“投资者信心”，“透支未来”（好像不应对气候变化就不透支未来），而且如果涉及向央行借贷（通常所说的政府“印钞”），还会造成恶性通胀，物价飞涨。魏玛德国和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总被引为前车之鉴。

现代货币理论：从重新理解钱开始

有一派经济学家不仅对这种恐吓不屑一顾，而且甚至不认为赤字终究需要用税收填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经济学教授、伯尔尼·桑德斯竞选活动经济顾问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在2018年11月的文章《我们支付得起绿色新政》，试图打破公众对通胀成因的定见。她写道：“通胀并不是由政府创造的货币量引起的，而是货币试图去购买的生物物理资源的多寡，比如土地、树、水、矿产和人力资源”，“只要政府支出不超出经济体的完全生产能力（full productive capacity），即经济学家说的‘充分就业’，那么物价就不会失控。”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经济体的产能还没有充分开动，政府的“印钞”就不会带来恶性通胀。更多的货币能激活更多的产能，从而“吸干”货币量。

2018年斯蒂芬妮·凯尔顿在马里亚纳·马祖卡托的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院一个活动上。

凯尔顿是一场正在兴起的经济思想运动的一员，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这是一种被归为“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少数派思想。除了凯恩斯，其思想还汲取了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1842～1926）的“货币国定说”（chartalism）和经济学家阿巴·勒纳（Abba Lerner，1903～1982）的“功能财政”理论（functional finance），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之到来的紧缩政策的阴影中逐渐受到重视，如今在绿色新政的聚光灯下又获得了全新的能见度。尤其是奥卡西奥-科特兹在2019年1月向媒体表示“对现代货币理论保持开放”、“它完全应该成为一场更大的讨论的一部分”之后，这场原本主要在博客和社交媒体发表和讨论的非主流经济思想运动，彻底突破了媒体圈层，“MMT”成为一个热词。

现代货币理论，首先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货币数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正面驳斥。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最近发表在《纽约书评》的文章《反对经济学》反的就是货币数量理论以及它所带来的财政平衡/紧缩意识形态。文中写到这一理论可以一直追溯到16世纪，当时有人发现大航海使美洲的金银得到大量开采之后，欧洲的货币就开始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因此认为通胀的成因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但是格雷伯指出，这一理论的致命错误在于，历史上绝大多数南美黄金和白银并没有抵达欧洲，而是在中国和印度购买香料、丝绸等奢侈品花掉了。而且，对货币的需求和铸造本身也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因此通胀有更复杂的成因。

但不管怎样，货币数量理论认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导致物价成正比上涨，却未必带来实际产出的增加。上世纪60年代，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建立在货币数量理论基础上的“货币主义”思想发扬光大。货币主义认为保持货币供应稳定是政府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这样才能保证物价稳定，市场于是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政府过度干预只会导致经济失衡。但弗里德曼的“充分就业”与凯恩斯主义的不同，他的是在政府不加干预情况下经济达到“平衡”之后的一个“自然失业率”，但在凯恩斯看来，正如侧翻的船依然可能“平衡”地浮于水面，经济也存在“就业不足的平衡”，需要外力干预来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战后欧美政府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下，灵活调配利率、税收和公共开支矢志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与货币主义思想正面冲突。1968年，弗里德曼声称正是这些调控造成了货币的过度供应，酿成了当时的通胀。这一声称影响深远，撒切尔和里根上台后，货币主义决定性地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政策中的地位。“稳健财政”（量入为出）成为业已夺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被越来越多的政府主动或被动接受。一场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开启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就此偃旗息鼓。

但是，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性质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不同于货币数量理论把货币想象成一种由外部输入的物质实体——多少吨的金子、银子，多少万亿由银行单方面创造的钞票。它认为货币是“内生”的。货币就其起源而言本质上是信用、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借据”——持有这张“借据”的人未来可以用它换回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在金本位被废除之后，现代经济体的货币再次成为一种纯粹的信用安排。

这体现在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事实——现代经济体中绝大多数的货币其实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由央行发行的，而是由商业银行通过放贷创造的。人们一般以为银行放贷资金来自它所吸收的储蓄，但是事实是，当有人去银行申请一笔信贷的时候，银行就以一笔新增电子存款的形式把新的货币创造了出来，并无需印成纸币。所以说，是信贷先于存款，而非相反。由于绝大多数的人都把绝大多数的钱都存在银行里，因此即便不以储蓄为基础，银行系统一般不会出现“缺钱”的问题，只要大多数人都能按时还本付息。商业银行满足一定的监管条件就可以创造货币，国家承认这些货币等同于法币，银行放贷的规模也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受制于央行的“货币乘数”，央行在通常情况下只是通过利率来调节全国货币的总量。

这本不是国家机密，但当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在2014年3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这一点的时候，还是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不仅公众感到意外，伦敦智库“正向货币”（Positive Money）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议会85%的议员也不清楚货币的创造机制。每天都在公开进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情知晓率却如此之低，很可能不是偶然。有人认为这是崇尚金融去管制的经济权力刻意用学科教条遮蔽的结果。

贷款并不来自于他人的储蓄，而是来自商业银行发放的信贷，而且这些放贷行为往往极为草率，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何金融危机之前经济体中信贷泛滥，而且这些钱绝大多数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而是被用于房屋按揭，推高了房价。以英国为例，尽管40年来消费物价通胀平均约为4.4%，但据“正向货币”的统计，在大约同期该国货币的增加速度却达到每年11.5%。

既然现代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非实体，可以由商业银行在可以收回贷款的预期下凭空创造出来，那么公共财政也是一样的道理。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它可以被认为是全体公民授予国家政府的一种信用，拥有货币主权（可自主发行货币且汇率浮动）的国家政府可以在预期新增货币还能够继续促进经济繁荣的前提下持续地发钞来满足财政需求，而无需依靠税收和举债，也无需“平衡财政”。“我们支付得起我们能做的事”，同样是现代货币理论派的信条，但凯恩斯主义通常认为，应该只在出现大量失业的时候实施大规模赤字开支刺激经济，而现代货币理论派却不仅不认为财政赤字是问题，而恰恰认为财政盈余才是问题——政府的盈余意味着民间的亏空，政府的赤字则意味着民间的积蓄。用充分的开支追求充分就业，才是公共财政的目标。

另一方面，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只要经济体尚未达到充分就业，只要仍然有闲置的人力、物力会因为新货币的注入而焕发出经济活力，恶性通胀就不会发生。但它也关心通胀问题，毕竟在货币供应超出实现“充分就业”所需后，通胀依然可能发生。不同于货币主义倾向于使用加息来减少货币流通，现代货币理论则是主要靠加税。税收的目的不再是为政府筹资，而为了回收货币、防止通胀。同时，税收还有助于确保法币的地位，因为人们需要用法币来纳税。此外，税收依然可以被政府用来调节财富分配和惩罚污染等不当行为。用现代货币理论旗手之一，美国巴德学院经济学教授拉里·兰道尔·雷伊（Larry Randall Wray）的说法：“我们拿税收收入怎么办？烧了。”

巴德学院经济学教授拉里·兰道尔·雷伊。 

奥卡西奥-科特兹的绿色新政方案中引发尤其多争议的是“全民就业保障”计划。虽然美国人经历过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以工代赈”并从中受益，但是“全民就业保障”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超前者。批评者认为这种“大锅饭”将过分耗费政府财力，其产出质量也值得怀疑。但是，在现代货币理论中，全民就业保障不止是一种福利，而且是维持经济平衡运转的一个重要零件。

什么是就业保障？根据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现代货币理论”的命名者和第一本教材的合著者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的解释：就业保障是指政府在任何时候向任何一名想要接受保障就业的公民无条件提供一份不限期的工作，并向其提供固定的最低工资，以及与其家庭结构匹配的福利。

这自然让人想起罗斯福新政时期由政府直接雇佣的从事公共工程建设的就业机会。但是米切尔认为，这些就业机会都不够稳定，更关键是，由于其工资水平较高，与私营部门争抢劳动力，推高了工资，因而具有通胀倾向。而全民就业保障恰恰是有助于抗击通胀的。这是因为，由于支付的是最低工资，与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价拉开了差距，因此保障就业不会与市场化的就业竞争劳动力，而是永远扮演着一个随时准备着接纳被经济周期冲刷下来的劳动力的“缓冲库”的角色。而建设这个缓冲库，非但不会加剧通胀，反而有助于抑制通胀。因为，当工资水平较高的私营部门工资相对物价开始变得太高，有可能引发通胀的时候，政府就更可以放手通过加税和减少公共支出来制造衰退，抗击通胀。原本这种局面下势必出现大量失业者，但现在他们就可以进入就业保障这个“缓冲库”继续就业。这样，抗击通胀就不必支付过高的社会和道德成本。而主流经济学在通胀面前，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所表露的那样，将失业视为反击通胀的“必要的代价”，任其“自然”。但是在现代货币理论的倡导者们看来，这一点都不自然，而只是货币主义“稳健财政”意识形态的结果。这么做的结果（即便不是意图），是把决定就业水平的权力留给资产阶级。

威廉·米切尔等合著的现代货币理论视野下的教材《宏观经济学》。

在米切尔看来，全民就业保障也是“绿色”的，有助于将经济产出引向环境可持续的方向。因为，为了避免冲击私营企业，公营的保障就业工作内容应当与私营部门充分拉开差距，而私营企业通常不会做的是那些体现为大量公共利益的工作，最典型的就是环境保护，比如森林复植、固沙、治理水土流失等等。与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这种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应妨碍经济增长的新古典主义者不同，威廉·米切尔写道：“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必须考虑经济增长的环境风险因素。潜在的临界点效应和不准确的自然资本生命周期数据告诉我们：一种风险厌恶（risk-averse）态度才是明智的。”除了环境保护，米切尔认为社区服务工作，如老年人与儿童照护、边缘青少年支持、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等，也同样是可以用就业保障补上的短板。

斯蒂芬妮·凯尔顿在前述赫芬顿邮报的文章中也提醒读者：抛开对财政赤字的执念，转而关注“真正重要的赤字”—— 生物多样性赤字、洁净水赤字、环境消纳污染能力的赤字，以及教育赤字、与家人共处时间的赤字、身心医疗服务赤字、预期寿命赤字，以及免于失业、免于被迫接受“饥饿薪酬”的自由的赤字。就是说，生态和社会可持续的发展才是最“经济”的发展，永远值得用公帑投资。

边缘经济学的归来

作为反对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声集结号，现代货币理论自然招致了对手的顽强抵抗。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eth Rogoff）将其称作“灾难配方”、“巫术经济学”、“胡扯”，将现代货币理论派称作“边缘”（fringe）经济学家。而后者的回应总是不甘示弱，并通常能在博客和社交媒体获得大量网络拥趸的力挺，甚至有一群关注社会正义的黑人牧师发表声明支持现代货币理论，谴责萨默斯所代表的经济渎职。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政府系教授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之子）在回应罗格夫的批评时写道：现代货币理论首先不是一套政策方案，而是对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就曾揭示的现代信用经济运作方式的一种描述——即政府通过开支创造货币，通过税收消灭货币。批评者的指责大多缘于不能接受这种货币理论。

因此，在现代货币理论派看来，批评者认为政府“印钞”会引发通胀是故意忽视这一理论独树一帜的通胀应对策略；而至于批评者们认为的政府赤字开支会抬高利率，从而“挤出”私营部门投资，那是因为他们假设货币总量是固定的。另一种批评是，现代货币理论假设经济体是封闭的，而如果是开放经济体，那么政府大量发钞会导致本币汇率崩溃，导致进口昂贵，外币债务更加难以偿还。而现代货币学派则回应道：国家应尽可能避免借入外币债务，因为这本身风险过高，同时应开辟自行赚取外汇的渠道解决外汇开支需求。这自然令主流经济学界大跌眼镜。《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说和现代货币理论派谈经济学，就像和人一起看足球而对方坚持认为球没有动，动的是球场和门柱。

现代货币理论不仅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也来自“凯家”同门的批评。比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与斯蒂芬妮·凯尔顿的公开论战中，同样认为政府赤字会“挤出”私人投资。凯尔顿则回应称这是因为克鲁格曼使用了她作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拒斥的“IS-LM”模型（希克斯-汉森模型），该模型甚至被其创造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自己抛弃，因为它忽视了凯恩斯对“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强调，简化了宏观经济现象。

事实上，这反映了凯恩斯主义的内部分裂。在凯恩斯《通论》出版后，从约翰·希克斯、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到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将其“吸收”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它的宏观经济学观点重新安在后者基于“理性人”假说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上。这套新的框架被命名为“新古典主义综合”，由此发展出的宏观经济学思想被称作“新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主流中占据一席之地；拒绝这套思想的则成了“后凯恩斯主义”，进入经济学的“边缘”，大多没能在一流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但是他们称新凯恩斯主义为“杂种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ynesianism），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上议院议员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凯恩斯：大师的归来》（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这本观照现实的思想史著作中的说法，新凯恩斯主义者“由于接受了把凯恩斯所拒绝的古典理论以数学形式复活的理性预期理论，他们把通行证卖给了新古典主义者（New Classicals）。”后者也被斯基德尔斯基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与新凯恩斯主义共享着“主流经济学”的桂冠，两者都试图以微观的个体的“理性”行为来解释并预测宏观经济现象，同时相信市场在长期中可以实现自我平衡。但凯恩斯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恰恰是人类无法逃脱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无从获得充分的信息以作出明智的经济决定，而人也并不总是“理性”，这导致市场难以自我达致平衡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因此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以财政支出形式加以干预。这不是因为政府就能掌握充分信息，而是因为它能提供确定性，能未雨绸缪。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大师的归来》。  

斯基德尔斯基，这位历时30年完成三卷本《凯恩斯传》的经济思想史家在今年8月的《就业保障的理由》一文中说他尚不确定现代货币理论就是挑战正统‘稳健财政’思想的最佳途径。但他赞赏美国绿色新政方案中提出全民就业保障背后的精神和意图。他写道：“在凯恩斯革命崩溃后第一次有严肃的政客提出政府具有维持充分就业的道德和财政责任。这就是给就业保障一场公平试验的最好理由。”但他看到，这场试验依然面对巨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障碍，他引用凯恩斯在1943年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原型、勒纳的“功能财政”理论的评论：“他的观点无懈可击，但是请老天帮帮任何想在我们理念发展的当前阶段用它来说服普通大众的人。”

但是，理念也正在发展。当气候危机的笼罩，一场“以毒攻毒”的救市沉疴泛起，反财政紧缩的抗议几乎同时在法国、智力、厄瓜多尔、黎巴嫩等国的街头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死讯开始密集流传。此时，“边缘”经济学的起义本身也是对大众理念的重建。如果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于2019，那么2020，会不会是历史重新开启的一年？

（蒋亦凡是一名关注国际环境政治的记者。他的邮箱是：yifa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