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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美专”六十年：土山湾与两代上海美专的交汇（下）

陈之翔

2020-05-09 08:41

来源：澎湃新闻

1960年9月，一所当时国内罕见的、培养本科生的专科学校——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下简称“新上海美专”），在沪成立。此前，1912年，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专”曾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美术专门学校。新老两代“上海美专”共同传承的，是发源自徐家汇“土山湾画馆”的美术教育因子。

2020年，是“新上海美专”成立六十周年。梳理过往，可以读到历史中惊人的巧合：1965年，历经坎坷办学与校址搬迁的“新上海美专”，竟回到了它百年前的发源地“土山湾”，两段历史，在那一刻交汇。

本文分上、下两篇，梳理“土山湾”与两代“上海美专”的历程，这是上海乃至中国艺术史中的一段记忆，也镌刻着中西文化艺术的历史交融。下篇介绍“新上海美专”的诞生及其与“土山湾”的交汇。

“新上海美专”的诞生

要办好这所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所高等美术学院，谁才是最合适的校长人选呢？大家想到了赋闲在家的林风眠先生。除了院长外，还必须配备一位既懂业务、政治上又强的人选来具体主持新学校的筹建工作，并在今后辅佐林风眠先生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市领导的目光投向了时任上海博物馆常任副馆长的沈之瑜。

在沈之瑜的主持下，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根据沈之瑜的办学思路，一所好的学校，要有非常强的学科带头人，必须聘请知名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来校任教。目光所及，他看到了三位非常合适的人选：

一是张充仁先生。

图为刚回上海开画室的张充仁澎湃新闻资料图

张充仁（1907-1998年）是现代雕塑家、水彩画家、美术教育家。被齐白石赞为“泥塑之神手也”。早年曾在“土山湾画馆”照相制版部学艺，并跟随安敬斋修士学习油画。1931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1935年曾荣获比利时国王亚尔培金质奖章及布鲁塞尔市政府金质奖章。毕业后，他婉拒比利时政府的挽留，于1936年回国，在上海专事美术创作并创办“充仁画室”，培养了许多美术界的栋梁之材。摄影大师简庆福、刘旭沧，水彩画家哈定等都是他的学生。经过数度上门拜访商谈，张先生终于同意来校担任雕塑系教授。同时，他还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水彩画家哈定一起来校任教。

二是吴大羽先生。

吴大羽（1903-1988年）15岁时曾师从张聿光先生学画，17岁就担任了《申报》的美术编辑。1922年赴法国，在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院跟随法国画家鲁热学习油画，后又入雕塑家布尔代尔工作室学习雕塑。1927年回国后执教于上海新华艺专，并于1928年协助林风眠先生创办国立杭州艺专并出任绘画系主任。留法艺术家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都是他的学生，是一位老资格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解放后，杭州艺专被改制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因为吴大羽的艺术观点与当时全盘“苏化”的大环境格格不入，1950年被学校解聘返回上海，长期赋闲在家。对这位极具才华的艺术家，沈之瑜没有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左右，而是伸出了援助之手，聘请吴先生担任油画系教授。

三是周碧初先生。

周碧初（1903-1995）1924年毕业于厦门美术专科学校，第二年赴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院学习。1930年毕业归国后在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任西画教授达十年之久，后又任教于杭州国立艺专，有着丰富的美术教育经验。1950年周碧初侨居印度尼西亚，1959年回国定居，沈之瑜闻讯后即指示筹备小组诚邀周先生来校任教。

新上海美专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一孟光，右一李枫。后排左三周碧初，左五吴大羽，左六丁浩，左七涂克，左十张充仁，左十二俞云阶

当年在各系、科的教师中，汇集了上海美术界的很多精兵强将：油画系有吴大羽、周碧初、涂克、俞云阶等；国画系有江寒汀、应野平、郑慕康、俞子才、乔木等；雕塑系有张充仁、李枫等；工艺美术系有丁浩、张雪父等。孟光、哈定、李咏森等则承担了本科各系及预科的基础课教学。学校中“藏龙卧虎”，图书馆管理员是曾与徐悲鸿、邓散木并称为“艺坛三杰”、被沙孟海誉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的书法大家白蕉，以及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任《大晚报》总主笔的汪倜然；江寒汀先生的学生、花鸟画家邱受成在校管理行政事务；赵丹的弟弟赵冲则担任食堂主管。学校还聘请了颜文樑、程十发、周方白、蔡振华、潘伯鹰、胡问遂、吴朴堂、叶露渊、蔡上国、郑为、周冲、方增先等艺术家及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授，以补充学校教育力量的不足。

白蕉先生指导学生书法

在这些教师中，雕塑系教授张充仁出自“土山湾画馆”，乃“土山湾”嫡传弟子。油画系教授吴大羽曾师从“土山湾”嫡传弟子张聿光；周碧初曾任“上海美专”西画教授；系主任涂克（1916-2012年）曾在杭州国立艺专求学，是吴大羽的学生；俞云阶（1917-1992年）早年在苏州美专求学，系颜文樑弟子，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拜在徐悲鸿门下。而颜文樑与徐咏青过从甚密，早在1919年就一起发起成立“苏州美术画赛会”。徐悲鸿早年也曾在“上海美专”有过短暂的学习经历。

国画系教授郑慕康，如前所述，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又是国画大家冯超然的高足，功力非凡。

工艺美术系主任丁浩（1917-2011年）与“上海美专”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丁浩15岁时从家乡盛泽来到上海，学艺的启蒙老师是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高安可先生。两年后考入上海联合广告公司图画部当练习生，图画部主任王鸎先生也出自“上海美专”。图画部的同事中，不少都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1944年，他与画家蔡振华在新业广告公司图画部任职，结识了曾任“上海美专”教务长的广告画大家丁悚先生，与丁悚先生共事数年。作为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上海著名的广告画家，1951年应时任“上海美专”教务长谢海燕之聘到校任教，后因“上海美专”被迁往无锡，丁浩才中断教席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

工艺美术系的另一位教授张雪父，如前所述，出自“上海美专”毕业生陈秋草、潘思同所办的“白鹅画会”，同样有着“土山湾”和“上海美专”的血脉。

在学校的基础课教师中，素描教师孟光出自“上海美专”，是沈之瑜的学生；水彩画教师李咏森，出自徐咏青亲办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绘人友”练习生美术班；水彩画教师哈定，是我国第二代水彩画家的杰出代表，在《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中，同样是“大家风采”专馆的七位代表性水彩画家之一。1942年就师从张充仁先生，尽得“土山湾”真髓。上世纪50年代初开办了“哈定画室”，并先后编写了《怎样画人像》、《怎样画铅笔画》两本书，对当时我国的基础美术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教学经验极为丰富的美术教育家。

“上海美术学院”的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学校的名称又有了周折。主管领导、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认为，学校新办，规模还比较小，不一定马上就称作“上海美术学院”，还是先叫“专科学校”为好。就这样，虽然学制还是按照原定的5年制本科不变，但校名却改成了“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也简称为“上海美专”，为与老“上海美专”区别，下文一律称作“新上海美专”），成为一所国内罕见的、培养本科生的“专科学校”。

由于种种原因，林风眠先生婉谢出任“新上海美专”的校长，于是，1935年从第一代“上海美专”毕业的沈之瑜，在二十五年后的1960年，戏剧性地担任了解放后新办的第二代“新上海美专”的第一任校长。从“土山湾画馆”——第一代“上海美专”——第二代“新上海美专”，沈之瑜先生起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新上海美专”于1960年9月正式开学。开学不久，曾留学日本的美术史论家励俊年调来学校担任教务主任。

沈之瑜校长治校非常严格。他将当年延安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作为“新上海美专”的校风，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出理论、出作品、出人才”的号召，学校教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962年夏，中国画家谢之光来校担任预科毕业创作的指导教师。次年夏天，中国画家唐云和美术史论家邵洛羊调到学校，分别担任了国画系主任和美术训练班副主任。同年，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陈家泠分配来校，担任了人物画教师并兼任国画系的系秘书。

1963年谢之光先生与预科学生合影

陈家泠的到来，为学校吹进了一股新风，就如陈家泠自己所言：“到了学校后，一切都感觉到非常新鲜。学校在原来圣约翰大学内的‘韬奋楼’，西式的建筑、碧绿的草坪，还有一棵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显得非常洋气。环境洋派，人也洋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俞子才先生，西装笔挺、皮鞋铮亮，雪茄烟呼呼，风度翩翩。就连应野平先生也是西装革履。这种环境与氛围同浙江美院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国画老师与预科学生合影中排右起为乔木、俞子才、郑慕康

“从杭州到上海，虽然我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依然是学生。特别是我所在的国画系，学生已经读到四年级，无论是年龄还是业务能力，都与我相差无几。如果说，我对这些学生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我身上的那种农村气息和实干作风。那时，不管是打篮球还是打排球，我都是‘赤脚上阵’，与同学们一起玩。早晨我还教同学们打太极拳，晚上则与同学们一起开夜车、画速写。我只觉得自己是学生中的一员。”当时还在“新上海美专”工艺美术训练班就读的艺术家王劼音也如此说：“生活作风上的差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陈老师的这种精神放到专业学习上来就非常明显的能出效果。原来不想画图的人，看到陈老师这么用功，也自然而然地画起来了。”

陈家泠老师带领学生外出写生

第二代“新上海美专”，历史的交汇

然而，“新上海美专”的办学并不顺利。

正当学校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之时，“天灾人祸”却拖住了学校前进的步伐。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经济上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央决定，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新办的学校统统采取“关、停、并、转”的措施。全国各地许多学校因此纷纷下马，“新上海美专”也被纳入了这个范围。考虑到上海在中断了七年高等美术教育后才刚刚办起一所新的高等美术学校，经市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慎重研究，决定由中共上海市委出面向国务院提出请求，暂不解散，等办完这届本科后再停办。最后国务院同意了上海的意见，决定让“新上海美专”“办完为止”。

1965年7月“新上海美专”首届也是唯一一届本科生毕业，按计划“办完为止”寿终正寝。在短短五年的办学时间里，“新上海美专”成了新中国绘画艺术的“摇篮”，培养出了陈逸飞、魏景山、夏葆元、方世聪、邱瑞敏、凌启宁、张培础、杨正新、严国基、严友人、赵志荣、王劼音、陈古魁、吴慧明、王永强、刘耀真、戴明德等一大批享誉上海乃至中国美术界的优秀学子，铸就了“新上海美专”的一代辉煌。

新上海美专本科毕业照第二排左二起乔木、张隆基、俞云阶、俞子才、应野平、张充仁、周碧初、郑慕康、陈明校长、沈凡、唐云、丁浩、李浩、张雪父、沈福根、励俊年、李枫。三排左七邱受成、左十陈家泠、左十三曹有成、左十六孟光

本科毕业后，市有关部门决定将在校的大专性质的工艺美术训练班和三届中专学生，整体划归上海市轻工业局管理。

1965年8月底，在正式办理了学校和教师的移交手续后，按照市轻工局的安排，学校搬迁到了漕溪北路502号上海市轻工业局干部学校内。

漕溪北路502号是原来的土山湾孤儿院旧址的一部分。解放后，孤儿院及其附属工场，还留有的200余名孤儿和工人，1953年由市民政局接管，开始分批遣散孤儿并安置出路。土山湾工场间仍保留了一部分继续营业，在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中，各工场被归并到相关行业，于1960年前后正式终止。因为土山湾工场间主要归并单位是市轻工业局下属企业，所以旧址由轻工局接收，成了轻工干校的校址。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一百年后的1965年，上海唯一的一所美术专门学校——第二代“新上海美专”又回到了它的发源地。“土山湾”与“新上海美专”的历史再次在这里交汇。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土山湾”地区，基本上还保留了几十年前的旧模样。蒲汇塘河虽然已经填成了马路，但仍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烂泥路。除了马路北面的蒲西路小学（现土山湾博物馆馆址）是一幢三层楼房，孤儿院旧址里面的几幢黛瓦粉墙的楼房外，马路南面是一大片分属潘家宅、承志村和宋家田园的本地平房和少数几栋砖木结构楼房。在裕德路口还有一幢青砖四合院，轻工干校的校长和上影厂摄影师沈西林就住在里面。靠近中山西路处，还有一片被当地人称作“螺丝棚”的棚屋，住户大多是依靠在附近的小河浜里摸螺丝为生的贫民。这片区域里面还夹杂了南洋电线厂、色织七厂、大兴化工厂等几家工厂。紧靠中山西路是沪杭铁路，再过去则进入了上海县的地界，那时还是一大片农田，路口还有一个钢筋水泥的大碉堡。

1965年9月新上海美专迁到漕溪北路时的校区照片

从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圣约翰”韬奋楼搬到城乡交界处的“土山湾”，学校的隶属关系又从文化局划到了轻工业局，落差之大使得一向以“艺术家”为奋斗目标的学生们产生了“被抛弃”之感。

1963年入校的63级学生卜允台在回忆时这么说：“1965年，上海轻工业局接办了美校及工艺美术训练班。离开了风景如画的‘圣约翰’，迁入了土山湾简陋的砖瓦平房。那里环境嘈杂，教室阴暗，全校54个男学生全部集中在一间排满双层床的大寝室，与原来7人一间宿舍落差很大。教室与居民隔墙为邻。清晨，可以听到用毛蚶壳刷马桶节奏明快、清脆响亮的‘器乐’演奏；早上，教室前的台阶旁会晾着几只刷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马桶；夏晚，居民们打着蒲扇、躺着竹榻在教室旁乘凉；深夜，临近的交通电器厂传来连续测试汽车喇叭单调的长鸣，通宵达旦。居民生火点炉子，校园里就烟雾弥漫。我们开玩笑说：这才是真正的‘深入生活’！”

多年以后，64级学生王德源在《记忆漕溪北路502号》一文中写道：

“1965年的漕溪北路仿佛还是城市的边缘，路面开阔，空荡荡的马路恰似我们当时空无一物的头脑——简单、空白。43路公交车从校门前经过，上海市美术学校就在南丹路和裕德路之间。42路终点站则在与学校隔街相望的天马电影制片厂大门口。

“美校的校门就在抑扬的绿荫之中，一般乡村的白墙黑瓦的两层楼房似乎与周围的树木一起被栽种在此地，听任风雨的侵蚀。

“院中耸立着两棵高大的银杏树，‘文革’期间，我们占为宿舍的二层楼房间的窗户正面朝着这两棵银杏树，而远处漂浮的白云曾引起无限的遐思。树下是个小小的花园，为张贴大字报，花园里又竖起了芦席的屏围——那屏围竖起以后再也没有被拆去，成为那个时代记忆的一部分。窗下是通向校门的走道，仅一辆解放牌卡车的宽度。

“那条道至多也就二三十米长，它的顶头是美校到来之后修造的一个月洞门。月洞门往里才是一个比较安逸宁静的处所，算是美校的地盘。它包括教学楼的一部分：楼下是中专3个年级的3个教室、办公室，楼上是训练班教室。教学楼一旁的素描教室，以及后园的篮球场、乒乓房、图书馆、阅览室，以及楼上的学生宿舍等等。篱笆墙上还有个小洞——可以通向隔壁的交通电器厂——礼拜天我们也被允许用学校的饭菜票在那工厂用餐，有时也乘机用个暖瓶罐装一瓶工厂给工人消暑的酸梅汤之类的饮料。

“总之，漕溪北路美校校园就这么一览无余，坦荡荡的，好像光着身子……毕竟此地与韬奋楼不同，你总感到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与喧闹，这是一种刚被接纳被收容在一个陌生环境中的感觉。两块招牌下的美校，尚需时间打磨。”

挂着两块校牌的漕溪北路502号

文中提到的素描教室，是原来孤儿院内的一只小教堂。据美校原办公室主任汤重严先生回忆：“1965年下半年，学校从‘韬奋楼’搬迁到漕溪北路的轻工干校。这里原来是‘土山湾孤儿院’的旧址，里面有一座小教堂，教堂里还有雕塑，下面还有地下室。我看了场地以后对陈明校长说，这里蛮适合办美校的。以后这个教堂做了我们学校的绘画教室。”小教堂不但拆除了原来的雕塑神像，还把屋顶改建成了玻璃天棚，同学们亲切地把这个教室称为“天光教室”。

学生在“天光素描教室”里作画

1965年夏天进校的65级学生杨志松在《画外音》的回忆文章里也写到：

“我们在‘韬奋楼’里只呆了七天，参加学校安排的军训夏令营。从韬奋楼搬到土山湾，学生们首先接受了一堂生动的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课。这里的两幢三层楼的粉墙黑瓦木结构的房子本是土山湾教堂办的孤儿院，老师带我们到地下室参观，地下室就在我们素描教室的地板下面。顺着曲里拐弯的台阶往下走，那阴暗的一间一间的灰白色的小隔龛，据说以前都是停放死亡的中国孤儿尸体的地方。虽然小孩的棺椁早就不见了，这地方被改成了我们学校放置石膏像的仓库，但是，每次下到里面取放石膏像的时候，总觉得里面散发出一种毛骨悚然的寒气。

“十几年前（从写文章的2011年向前推算，约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注），校园内还有一半的地方没有消失。那木头的楼梯，木头的楼板，走在上面吱吱嘎嘎的响声特别亲切。我们教室外面的圆洞门已经不见了，那是我们课余时间常去闲聊的地方。操场对面那幢白墙黑瓦的三层楼还在，底楼本来有个乒乓室，往右是老师的办公室，再往右是图书室，那里面整天坐着的是我文革后才知道的才华横溢的邵洛羊先生。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埋没在书架的后面。

“乒乓室往左的楼梯口的厕所边上有个小房间，‘文革’中曾经关押过好些‘牛鬼蛇神’，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丰子恺。

“老先生白须白发一件青布长衫，他被囚的那个小房间里仅一桌一床。据说那时候他是上海滩国画界最大的‘黑线人物’，必须单独地隔离审查。中国画院的‘革命造反派’和上海美术学校的‘革命造反派’联合组成‘打丰小组’专门负责看管，每天都有专案组的人员进进出出，有‘外调’的，有责令他写检查交代的。他不写检查的时候，常常会伫立在木窗栏内向外观望。他神情泰然安详，就像他自己画的漫画里那个鸟笼里的小鸟失去了自由。

“现在那间囚过老先生的‘牛棚’早就不见了。这间小屋它本来的所在就是一百年前‘土山湾孤儿院’的那一排白墙黑瓦三层楼木结构楼房中的一间。

“在记录‘土山湾文化’的那本大事记里是否也应该添上这样的一笔：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座院子里，在素描教室，在地下室，在操场上……丰子恺、张充仁、白蕉、邵洛羊、丁浩、俞子才……等一批老艺术家在此被批斗过。

“学校后来慢慢地被拆完了，再后来是什么影子也没有了。现在去看漕溪北路土山湾孤儿院那块地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谁会想到这块土地上我们‘上海美术学校’曾经在里面生存了四年多，现在就连轰轰烈烈地寻找‘土山湾文化’的有识之士也记不起它了。”

美校的专业教师曹有成先生在一次采访中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说：“学校一划到轻工局，校址就迁到了漕溪北路，隔了一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是土山湾孤儿院的旧址，所以校舍里也存有一些原来天主教堂的物品。在扫‘四旧’时，学生竟然在学校里找到一个大木箱，打开箱子一看，里面装满了许多旧照片和宗教物品，结果也被‘小将’们付之一炬。现在想想真是十分可惜，里面一定有着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这种损失是无可弥补的。

“随着‘文革’的深入，学校里的领导和许多教师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那时候丰子恺、张充仁、俞云阶等老先生都被揪到学校来批斗。因为要批斗汤重严，甚至把过去由汤先生介绍入党的丁是娥、戚雅仙等演员也抓到学校来陪斗。”

在这里，“新上海美专”经受了十年“文革”腥风血雨的磨难，在坎坷的办学道路上艰难跋涉。

在经历了风雨沧桑的25年后，凤凰涅槃，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新生。1983年底，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在“新上海美专”的基础上正式宣告成立。上海的美术教育事业，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