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空言说：一种思路的拓展

原创： 爱读书的 复旦青年

1999年，《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出版。作者约翰·杜翰姆·彼得斯接受采访时曾提及，弗洛伊德将其《梦的解析》作为自己在20世纪的头一本书，以迎接将要到来的20世纪，那么他就把《对空言说》作为20世纪的最后一本书。

关于沟通的想象，经过信息技术、网络传媒的全面铺展之后、在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探索之后，在麦克卢汉、鲍德里亚等人的理论建构之后，在世纪末由彼得斯拓展出新的可能。其视野之远，今日的世界仍未穷尽。这本书仅仅是终结了20世纪吗？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入口，这一本上世纪的书，仍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邓建国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主任

复旦青年记者 杨俊尧 采访 整理 编辑

鸣谢：戴文卿 整理

▲ 《对空言说》封面

青年：请问彼得斯为什么会在书中写人类与机器，动物和外星人的沟通？

邓建国：其实他希望借此树立一种类似思想实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其著作《奇云》中有较为充分的展现。

而在这部《对空言说》中，读者也可发现这种思想实验的端倪。为适当阐释上述结论，彼得斯寻找到两种方法，其一是本雅明的历史勾连法，另一种便是思想实验法。麦克卢汉说，鱼儿是最后意识到水存在的。基特勒说，媒介是我们的境况（media is our conditions）,所以我们人类是无法跳出自己所习以为常的媒介来分析媒介对我们的深入影响的。彼得斯将沟通置于一个连续体（continum）之上，一端是人们一直以来期望实现的沟通理想即“人与人心灵的融合”，另一端则是人类与机器，动物和外星人的不可能实现的“沟通”。他用后一个极端来反衬前一个极端，展示出其实这两个极端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所有的沟通，哪怕你与你的亲密爱人之间的沟通，在某种程度上，或者终极而言，其实都与你和机器、动物和外星人的沟通没有差别。两者都是“远距离沟通”，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空言说”，都需要相互猜度诠释，都需要谅解宽容。

青年：有观点认为，人与机器间的区别在于“人不能被完全复制，而机器能”，对此您如何看待？

邓建国：你的这个问题很模糊，不知何意，也即So What? 如果要回答这涉及到哲学上的“忒休斯船”问题，即人或物的自我身份（self-identity）到底存在于何处，是在心、在身，还是同时在身心。“人能不能复制”这一问题，可以从人能否长生不老谈起。目前普遍认为有两种实现永生的方法。其一是细胞修复法：我们的细胞慢慢地老化死去，如果能够寻找一种方法，使得细胞足够多，便能保持长寿、永葆青春。然而这种方法并未规避外界风险，我们依旧可能遭遇车祸、高空坠物等意外伤害，因而其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很难实现，并不能一劳永逸。

另一种复制方法则是Ray Kurzweil提出的所谓“奇点”，即先完全复制大脑，然后将这个数字大脑如安装软件一样的装入一个新的克隆身体里。Daniel C. Dennett认为，人的大脑和身体都可以数字化，所以新旧都可以平滑兼容，不存在什么问题。

青年：在彼得斯的语境下，究竟存不存在完美的复制？而复制品又是不是原来的本人？

邓建国：上述这种“对人的复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复制大脑的物质基础”(brain)并不意味着“复制大脑的精神”(mind)。Mind基于brain但不全是brain。这就如同，我们凭某社区的谷歌地图并不能知晓该社区内的文化和人际关系一样。其次，完全复制大脑的物质基础目前在技术上尚不可行。最后，即便我们完全复制大脑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在更换躯体后，大脑是否能接受新身体还未可知。某部科幻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大脑醒来后发现原来的身体被更换为一个它不认识的金属身体，于是大脑陷入一种惊恐，产生激烈排异反应，进而向身体发送信号、进行自毁。这种场景存在一定科学根据，大脑被移植后与新身体间是否有排异反应，是一个医学界极为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说，身体对我们的心灵有很大的影响，其不仅是后备后勤的支持系统，更同心灵一起运作，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也许我们在思考时，我们不仅仅在think with our brains, but also with our body。神经网络不仅仅在大脑里活跃，而且是遍布全身。另一方面，鉴于身体与大脑之间的密切关系，身体和大脑共有的历史经验是无法复制的，而所谓“自我”其实就是这一历史经验的产物。

其实，大脑即使能完全被复制到硅基载体上，仍然可能引起伦理问题。被复制者在抛弃有机身体后，其大脑信息会被上传、存储在硅基上面，构成硅基生命。这种技术手段会滋生不平等：在将不同的大脑信息上传至机器时，可能因储存的电脑运算速度不同而使得大脑的强悍程度不同。富人能仰仗财力购买更好的介质，从而提高运算速度，财富上的不平等被转化为智性上的不平等。

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完美的复制”。彼得斯就认为，自我对自我有一种陌生性。人类的大脑深不可测，如果把它化约为某种细胞突触之间的相互电流沟通等等，可能过于简单。

青年：在您看来，思想的互动能否脱离身体而存在？

邓建国：思想不可能脱离身体，或者说不能脱离任何一种介质，无论是“碳基”生命，还是“硅基”生命都有物质基础，只不过是“身体”的概念不一样。事实上就算是“硅基”生命也有物质基础，例如电脑也需要服务器，需要芯片。

青年：学术界对于离身传播与具身传播间的关系是否有深入的讨论和解读？

邓建国：人们对离身传播的渴望从中世纪的“天使学”就开始了，但最激发人们对离身传播无尽想象的媒介是电报。当时很多人对这一全新通讯方式进行不同解读，就像今天人们热衷于解读互联网微信时代一样。一种观点认为，有了电报，人们就能够脱离身体的束缚，远程的离身在场是具身传播的扩展和提升。例如正因为电报的物质与信息的区分能力，19世纪末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提出了“镜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的观念，认为人与人亲近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符号上的；我们通过与他人的符号互动（传播），就能像看镜子一样认识到自我；只要符号交换可能，社区和社会就会存在，所谓“社会”也不过就是通过符号连接起来的原子化的个人；而物质世界或肉体则可有可无。库利并不为交流中人体的日益缺席而哀叹，而是主动去拥抱那些“生者的幻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亲身在场不能被代替：离身在场使得精神亲身的在场越来越少，所以使我们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沟通越来越少。广播出现后，类似的两种观点又出现了。在《对空言说》中彼得斯提到了阿多诺和罗伯特·默顿的辩论就是一个典型。

简单总结一下，前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沟通的理想型是身体在场的沟通，而经技术中介化的沟通并非真正的沟通。后者则认为，经技术中介化的沟通是还过得去的沟通，因此值得为之欢呼。其实这是一种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之间何者更重要的问题。人际传播有效果而无效率，大众传播有效率而无效果。孰好孰坏，就看你是重效果还是重效率了。

思想来自于活生生的人，人将其符号化，从思想变成口语，从口语变成文字，每一阶层扩展都是思想的延伸；因而人的思想可以跨越时空，被后人了解。彼得斯在书的第一章就提到吕西阿斯的案例：他认为，在斐德罗念吕西阿斯的演讲稿时，吕西阿斯控制了斐德罗的身体，远程操控其身体进行讲述。

吕西阿斯的案例充分反映了自柏拉图以来强调口述的传统，即口语是优先的，文字是从属的，因为文字离我们真正的思想有一定区隔。然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却认为，文本有其自主性，而非口语的重塑，因而他提出了“在场的形而上学”这一概念，以批判“在场”被过分强调。他认为文字并非是对口语发音的简单描摹，它也有其独立性，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读一读张隆溪先生的相关文章。

青年：我们虽与动物同处一个物理环境，然而两者的道德文化水平截然不同。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何会设想在它们身上投射情感，甚至与之沟通交流呢？通过这个隐喻，彼得斯希望表达什么呢？

邓建国：用人类的范式去了解异于人类的动物、机器，我们就很难获得一个答案。人和动物交流同人与人交流没有根本性差别，只有距离上、程度上的差异。社会关系很多情况下只是人的主观投射，学者将这种投射命名为“唯我论”，就是说在交流中难以突破自己设置的重重障碍，像照水晶球一样，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

与动物交流被视为一种极端情况，所以我们和动物缺乏交流。然而有时人会比动物更难以沟通：例如《阿Q正传》中的阿Q，读者不知道他的心灵是什么，他像一个醉鬼一样在游离着。又如希特勒，他的心理状态难以琢磨；他说话时滔滔不绝，沉醉在自己的思想中，当他倾泻完后，又将自己的感官关闭，拒绝听取他人的意见，自己继续沉浸在他讲过的或者将要讲的事情中。

在这个时候考察他们和动物的区别，人们会觉得有些动物可能比某些人更有灵气。人们看到可爱的动物的时候很难不想到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意识，所以激发了我们探查其他有机生命的欲望。

彼得斯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路，海洋是完全和人类不同的人类世界，在这种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中，媒介是怎么产生作用的？人类依靠土壤、火生存，从而产生了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与交流。因为我们不能跳出自己的环境来反观人类的境况，所以换一种海洋的环境来进行反思，进而反衬人类媒介对人类的形塑作用。

没有什么确凿的科学手段能够帮助人类获得一种意义上的确定性。但研究者对传播哲学、技术哲学有兴趣，是因为用科学方法回答科学问题不能满足他们对意义和精神的追求。我们探讨哲学上的问题，很难做个实验，很难测量，很难直接观察，甚至不可观测。只能就现象谈现象，并进行思考。

青年：在同外星人交流时，人们通常试图用光波或电磁波发射信号进行联络，但这种对交流媒介的执念究竟有何意义？这个隐喻反衬了怎样的Human communication？

邓建国：如前所述，彼得斯通过这个思想实验，将交流和沟通拉到无限远距离，通过这样的极端来反衬人和人的沟通。

我们通常会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成一个媒介问题，因为它相对比较容易handle。在讨论沟通的时候，我们很多都是直接讨论媒介问题，由此认为能不能实现沟通，就取决于能不能找到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媒介，无论这个媒介是语言还是电磁波。当人类想要和外星人沟通的时候，不知道它喜欢哪种媒介，它能够理解哪种东西，但人类又有强烈的沟通愿望，就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

人类自以为是选择了电磁波，并认为这是对方最可能知道的媒介。这就体现出了沟通交流的一种无奈。沟通的缘起、沟通的欲望，完全是由自己产生的，对方能不能听懂我的话，能不能接受我的信号，都没有办法进行确认，但是自己却有沟通的需求，必须在无法确认的时候做出选择。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沟通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治疗，沟通未必是共识的达成，沟通本身可能是单方面的，对于自我就有一种价值，就是一种意义的存在。在这个视角下，沟通也不是一方对另外一方的宰制，而是自身的终极关怀。同理为什么人类想同上帝沟通，可能是通过想象一个上帝的存在来映射自己的生存状态，抚慰自己的心灵。

科学问题只是沟通传播其中的一个方面，出于控制论、信息论的角度。举一个例子，为了坐在沙发上也可以控制门的开关，可以通过机械臂和几个齿轮，为了精确的操纵，需要精确地测量机械臂的强度、长度、齿轮的大小。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波之后，人类就从机械时代进入到了电气时代。在电气时代不用机械臂传动，用有电线传递信号控制门的开关，而电线也要涉及到物理原理，电流的性质、伏安，电线的直径、材质。到了无线电时代也是同理。我们对沟通也是如此看待的，总是把沟通问题变成一个媒介问题，然后将媒介问题变成一个控制问题，但是媒介与控制只是在传播研究里面很小的一部分，除了控制之外，还有意义的呈现和心灵的抚慰。

人类与外星人沟通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当我们根本无法企及我们的沟通对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行动，但行动什么呢？那就是自己选自己以为是的，我们还没有跳脱出唯我论的状态。根据自己的需求，想当然地做出一种选择，随之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做一件其实是很无谓的事情，其实就是黄粱美梦一场。但是这未必是无效的。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可能根本就不在乎传播本身，而是在乎安慰自我。虽然没有从自己心灵牢狱突出重围，但是对自己有一个抚慰。

彼得斯从人类的种种沟通企图当中，发现它对传播沟通的意义和启示。虽然看上去和传播没有关系，但是它里面的核心就是原型（archetype），一个经历了千百年的话题，人类期望和异于人类的生命进行沟通，但都是无效的和失败的。虽然有无效和失败，但我们不必哀叹，恰恰相反我们应庆幸有其他生命的陪伴。

▲ 作者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青年：我们到底该如何阅读彼得斯？

邓建国：我觉得，对彼得斯的传播思想，我们不必逐字解读，或者硬是要从中梳理出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线条来。和传播学的控制论及社会心理学传统不一样，彼得斯更像麦克卢汉的风格：“我不解释，只探索”。解释（explain）着意要发掘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探索（explore）则是不带先入之见地去体验、描述和呈现。

苏珊·兰格（Suzanne Langer）曾提出，思想史中有一种所谓“生成性思想”（generative ideas），它们能给旧领域带来新视角、新概念和新框架。例如，当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混沌一片时，泰勒斯问道：“世界由什么组成？”于是后人从各自角度提出回答，形成了哲学上的本体论（ontology）；当很多人都在努力寻求所谓“真”（true）答案时，都在劝说人要“行善”时，苏格拉底却另辟蹊径地问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 于是后人从各自角度提出回答，形成了哲学上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和道德论。他们都是通过提出新的视角来扩展思想的视野，这就是所谓提出生成性思想。

朗格说：“大多数新发现其实都不过是我们突然看到了一直就存在的东西。新想法是一种光，它照亮了此前我们一直忽视的东西，并让这些东西获得了某种形式。我们将光投到这里、那里和四面八方，这时那些限制思想的东西就自然会退却。在有着基础作用的生成性思想的推动下，新的科学，新的艺术和年轻而有朝气的哲学体系就会喷薄而出（Langer，1951）。”

传播学者Shepherd等人（2006：xv）也建议：针对经验主义所造成的漫长阴影，我们主张在传播学科中必须为“理论推测”（theoretical speculation）和“文体实验”(stylistic experimentation)留出更多空间，并且必须在这一方面得到读者，审稿人和编辑相应的慷慨和耐心。更需要指出的是，评估一种特定的理论或立场，拿它与经验主义的可验证性规范作为参照对我们可能不会有多大帮助，对我们更有帮助的是要从长远角度考虑该理论具有的激发新研究、新洞察和新回应的能力。

彼得斯就是一位善于提出“生成性思想”，不断进行大胆的理论推测和文体实验的传播学大家。正如我们如果我们读不懂麦克卢汉的文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问他到底想说什么，否则他的回答会是：“你不要以为我是作者就比你作为读者更了解我自己在说什么。” 对彼得斯的作品我们也应该信奉“作者已死”的原则——对生成性思想，我们只要做生成性解读就行了。这也是彼得斯本人所期望的吧。

▲邓建国

编后语：彼得斯的《对空言说》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也发现了人类自己的伟大。渺小之处，可能就体现在我们的孤独，我们同机器、动物、外星人、神明的沟通之间都有无法弥补的沟壑，反思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存在着沟壑，尤其是在城市化、工业化、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轰炸下，人类是被异化而疏离的，好似孤独的地球徘徊在茫茫宇宙之中。但是，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虽然交流间有种种沟壑，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大可能达到心灵上的对话与融合，尽管是特殊的个体间，尽管是一瞬间，但还是会有“传心术”的存在。更何况这种沟壑的存在是我们寻求沟通交流永远的动力。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 | 秦思晶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