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夜：石原莞尔等日本陆军“革新”派的登台

侵犯统帅权问题与陆军“革新”派

1930年（昭和五年）《伦敦海军条约》的相关纠纷令陆军对政党政治早已积累的不满骤然显现。在日本的对华政策走入僵局，且财政状况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滨口雄幸民政党内阁宣告成立，并将再次登场的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国际协调外交与藏相井上准之助的紧缩财政作为其政策支柱。由于实行财政紧缩需要削减军费，内阁提出了陆海军裁军的要求。也就是说，内阁能否与陆相与海相保持“协调”事关政策的成败。恰在此时，以商讨辅助舰为目的的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为展示国际协调外交的成果，并且使东亚国际关系稳定，内阁十分希望条约能够顺利签署并生效。

虽然条约与日本海军所要求的方案尚存在微小差距，但政府已决心签署。统帅部的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最初并未反对政府的决定，之后却突然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以加藤宽治为代表的条约反对派主张，军事力量的相关决定属于统帅事项，因此政府签署未经海军军令部承认的条约属于侵犯统帅权的行为。从事实经过看，这一表态虽近乎故意刁难，但统帅权问题在议会和枢密院中蔓延开来。军政关系因此而动摇。

虽然海军裁军会议与可能召开的国际联盟陆军裁军会议有关，并且关系到陆相宇垣一成主导的再度裁军（即均值改革问题），因而陆军对其予以关注，但整体上采取了局外观望的姿态。然而，统帅权问题对陆军造成了颇大刺激，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针对政府与政党对军事的介入展开了强烈的反抗。尤其是因为陆军前一年刚围绕张作霖爆杀事件处分问题与身为政党总裁的首相田中义一产生对立，统帅权问题与“大正民主”的和平氛围下长期存在的文官担任陆相问题一同令陆军中坚层对军政关系动摇的危机感和对政党政治的不满骤然显现。同年秋季，“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为此不辞行使武力”的樱会宣告组建。

就这样，以这种对军政关系在裁军（即军备近代化）问题及统帅权问题方面发生动摇的危机感为媒介，陆军内部产生了以推翻政党政府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改造运动。且这种危机感与作为资源供给地和战略要地的满蒙的危机紧密联动。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危机感与处在币原喜重郎、田中义一所实施的政党外交对立面的“满蒙领有论”可谓互为表里。总体战带来的内外课题，即国家重组和作为其支撑的攫取资源及形成自给自足圈问题最终演变为陆军中坚层提出的“国家改造论”和“满蒙领有论”。且陆军中坚层对改造国家与占领满蒙间的内在关联性具有清醒认识，因此能够对其进行统一理解，这体现了该群体的“革新”性。向“1925年体制”发起挑战的，名为一夕会与樱会的陆军“革新”派就此诞生。

因此，对昭和初期日本内外情势的危机感使得“大正民主时期”的陆军具有的灵活度降低，并催生了意图构筑总体战体制的陆军“革新”派的诞生与干政倾向的出现。

1929年8月，冈村宁次大佐就任握有大佐以下陆军军官人事权的陆军省补任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于1930年就任陆军军政中枢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同样在关东军方面，石原莞尔中佐于1928年10月就任作战主任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于1929年代替河本大作大佐就任高级参谋，负责背后支持他们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则在不久后由土肥原贤二大佐继任。就这样，以实际负责政策、作战立案的课长、参谋职务为中心，陆军已被“革新”派逐步压制。满洲事变的主角们正可谓登上了前台。

三月事件——由“先内后外”主义

向“先外后内”主义的转变1930年10月，在元老和重臣们的强力支持下，滨口内阁成功压制条约反对论，批准了《伦敦海军条约》。这一成功回应了苦于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民众们的期待，是政党内阁的光辉胜利。但是，侵犯统帅权问题大为刺激了军部与民间右翼势力，引发了11月14日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站受到因侵犯统帅权问题而激愤的右翼分子袭击的事件。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经济在“金解禁”政策下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不景气状态的时期，北一辉、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分子中也出现了要求实施国家改造和改变对外政策的呼声。统帅权问题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滨口雄幸幸运地重伤未死，外相币原喜重郎被任命为首相代理。

当时，陆军“革新”派内部存在两种关于“革新”实施方法的观点，即“先内后外”主义和“先外后内”主义。前者主张先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后解决满蒙问题；后者主张先发动对外战争，并以此为手段实行国家改造。以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代表的樱会激进派立足于前者，制定了政变计划。

令他们的政变计划具体化的契机在于第59议会的混乱状况。由于中国排日舆论激化与前一年日本失业人数突破200万人的严峻局面，1931年1月再次召开的议会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政府的立场会十分困难，而在2月4日，代理首相的外相币原喜重郎更是出现了围绕批准《伦敦海军条约》一事的失言问题。议会因此出现纠纷，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政变计划便成形于这一背景下，其内容如下：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分子与无产政党动员约一万名民众涌入议会进行抗议；向政友会总部、民政党总部和首相官邸投射训练弹；军队以保护议会的名义出动并包围议会，军队代表进入议会，要求民政党内阁全体辞职，并成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相的新内阁。

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以及参谋本部第二（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等身处陆军中枢的人物都深度参与了这一计划，这表明国家改造已成为陆军全体的要求。被预定为首相的陆相宇垣一成早在当年1月便向陆军内部发布通告，称“虽说军人不可为舆论所惑，不可干预政治，但军人同时担当着国防重任。国防不全则国家危矣。因此讨论国防问题不可立即被认为是干政。可解释为国防是先行于政治的事务”，显示了总体战阶段的军政关系新形态，可谓更加煽动了“革新”热潮。

然而，计划本身却在3月上旬由于宇垣一成的反悔而遭到了失败。宇垣一成与其前辈田中义一相同，都意欲通过就任政党总裁的方式取得政权。此时首相滨口雄幸重伤在身，宇垣一成有可能作为其后任以合法方式掌握权力。这一计划最终葬于黑暗中，相关人物均未受到处分。但是，陆军内部对抱有政治野心的宇垣一成的失望逐渐加深。

就这样，被称为三月事件的陆军政变计划宣告失败，但相关传闻在8月前后开始流传于政界上层人物间，造成了他们的震动。另一方面，“革新”的实施重点也从“先内后外”主义转换为“先外后内”主义。

石原构想与关东军

这一时期的满洲局势进一步恶化。尤以1930年的间岛暴动影响深远。间岛毗邻朝鲜，既是中国满洲的政治落后地区，又是朝鲜革命团体的根据地。间岛暴动指的便是朝鲜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排日和朝鲜独立为目的的暴动。因此，为维护自身在朝鲜的统治，统治满洲成为日本的必由之路。此外，同年10月，中国台湾地区亦发生了雾社事件（高山族的抗日暴动），这与间岛暴动一同加深了日本对于殖民地统治的危机感。

对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是生活在满洲的日本人。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革命进展下排日民族运动的激化，因此于1928年代表满洲的日本居留民成立了名为满洲青年联盟的舆论机构，叫嚣死守满蒙。为制造动武情绪，他们活动于满洲各地，且为刺激日本的国民舆论，甚至在满洲事变前的1931年7月向日本国内派遣了游说队。

就这样，以满洲局势的恶化与满洲日本居留民的动向为背景，关东军实施了占领满蒙的计划。其中心是既互为旧知，又同是一夕会成员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二人有“智谋之石原、实行之板垣”之称，其中石原莞尔是占领满蒙的理论支柱。

石原莞尔将他对欧洲战史的研究与日莲宗信仰相结合，形成了其独有的战争哲学。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世界经欧洲大战而形成五个超级大国，并将更进一步，最终归于唯一之体系。其统制的中心将通过西洋代表之美国与东洋选手日本间的争霸战决定”，即将日美战争定位为世界最终战争。他从而主张“我国应将获得东洋选手资格作为国策之根本要义”，因此“为打破现下之萧条局面，获得东洋之选手权，应迅速于我国势力圈之所需范围实施扩张”。因此他总结道，“除将满蒙占为我国领土外绝无他途”。他认为满蒙是能够“解决我国国民之粮食问题”“确立我国重工业基础”的资源供给地，更是能“拯救我国现有之有识失业者，打破萧条局面”的市场。

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流程，他基于“战争初期之军事成功可令民心沸腾团结，此为历史所示之处”的历史认识，排斥“先内后外”主义，主张“先外后内”主义，即“首先进行国内改造乍看极为合理”，但“我国国情反而适合驱动国家之力猛然进行对外发展，途中根据情况断然进行国内改造”。

此外，板垣征四郎亦基于石原莞尔的构想，认为“满蒙资源颇为丰富，近乎保有国防所需全部资源，明显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之地域”，且“通过将战略枢机之满蒙掌握为据点，帝国便可于此形成国防之第一线，消极而言可保全朝鲜之防卫，积极而言可牵制俄国之东渐，并掌握对支那之强力发言权”。他从而极力主张满蒙是自给自足圈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供给地，同时也是东亚国际政治的重要战略要地。

尤其就后者而言，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与中苏纷争的爆发令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重新认识到满蒙作为对苏战争的战略要地的重要性。例如，石原莞尔主张，“我国如能完全将北满地区置于势力之下，则苏联东进将极为困难”，“此时我国始能免于应对北方的负担”。

就这样，在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下，石原莞尔以世界最终战争为目的而占领满蒙的独特构想成为关东军计划的基础，而令其实现正当化的则是一种蔑视中国的观念，即“支那人能否创建近代国家令人颇具疑问，吾等确信在我国之治安维持下反而能够实现汉民族的自然发展，此对彼等而言乃幸福之事”。

1930年9月，石原莞尔命佐久间亮三大尉进行的《有关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満蒙ニ於ケル占領地統治ニ関スル研究」）宣告完成，参谋长三宅光治一面说着“今后派上用场之时能够到来便好”一面盖了章。该文件于12月完成印刷后，关东军以这份研究为基础，自1931年1月起召开了全体参谋共同参加的研究会。

另一方面，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与支那课课长重藤千秋相继到访满洲，并与关东军交换了意见。特别是永田铁山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就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决定动武之时向关东军运送其所需的24厘米榴弹炮。此外，石原莞尔与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反复协商，在朝鲜军支援关东军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同年4月，石原莞尔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之战争计划大纲》（「満蒙問題解決ノ為ノ戦争計画大綱」），强调即便可能对美、英、苏、中开战也要断然占领满蒙。5月22日，石原莞尔将其构想整合为《满蒙问题私见》（「満蒙問題私見」），显示了为解决满蒙问题亦须“凭谋略制造机会，形成军部主导，用以强迫国家”的决心。一周后，板垣征四郎对驻扎满洲不久的第二师团的联队长、大队长以上军官进行演讲，力主关东军动武占领满蒙。其计划可谓趋于成熟。为不使张作霖爆杀事件后的事态再次出现，关东军一面等待国内舆论激化，一面等待与陆军中枢联络调整的时机。

正在此时，中国农民与朝鲜农民于7月在满洲的万宝山爆发冲突，这导致朝鲜亦发生了报复居住在朝鲜的中国人的暴动。满蒙危机由此波及日本的朝鲜统治。日本国内的舆论逐渐趋于强硬。关东军此时窥伺到了动武的时机。

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与军制改革

1928年12月，统治满洲的张学良举起青天白日旗，与国民政府实现了合流。田中义一首相阻止中国统一的方针以失败告终，因此币原外交再次登场，史称第二次币原外交。通过逐步回应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币原喜重郎意图与中国构筑“共存共荣”的友好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满蒙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要求恢复国权的中国民众开展的排日运动未见平息，其激烈要求排日的声势进入1931年后更加高涨。中方以这种舆论为背景，通过修筑满铁平行线动摇了日本统治满蒙的桥头堡即满铁的地位。恰在此时，满铁受大萧条的影响陷入了运营以来空前的不景气，这越发加深了日方的满蒙危机感。

4月14日，同为民政党内阁的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成立，代替了重伤未愈的滨口雄幸首相所领导的内阁。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强力支持下，新内阁继承了滨口内阁的一大政策支柱，即币原协调外交与井上紧缩财政。但是，作为另一支柱的陆相宇垣一成却不得不辞职，新陆相由南次郎大将接任。南次郎虽然可算作宇垣一成的代理人，但与其不同的是他没有政治野心，因此无法保证他会完全继承宇垣军政。

同在1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与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重光葵进行了会谈，日方从而获知，王正廷发表的革命外交论中明确包括了关东州租借地与满铁利权回收的相关内容。就此问题，日本外务省主要负责人以24日回国的重光葵为中心商讨了对策。然而民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已然降低，此次商讨遂得出了“观满洲形势与日本军部之态度，冲突早晚难免”的结论。因此，外务省不得不承认今后的日中关系必将“走入僵局”，并决定提醒陆军采取慎重态度，以努力确保日中间不发生冲突；又决定爆发冲突时须令世界理解日本的立场。币原外交无法应对满蒙危机的事实通过其当事人得到了确认。政友会的松冈洋右遂叫嚣道，“满蒙是日本的命脉”。

在略早于此的1931年3月，参谋本部第二部起草了《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昭和六年度情勢判断」）。这份意见书打破先例，以满洲问题为中心，其结尾写到“因此军备扩张实有必要”，同时记述道，“满洲问题必须加以处理，如若政府不听从军队的意见，则要有断然处置的决心”。意见书虽然由欧美课课长渡久雄、支那课课长重藤千秋、支那班班长根本博、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陆军“革新”派军人在其支持者——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的领导下制作而成，但正如时任作战课课员河边虎四郎所言，由于第二部以外的主要部员同样参与了筹划，思想统一得到了保证，因此这份意见书在为陆军内部，尤其是为驻外军队提供思想指导的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在师团长会议上的口头演说（4月1日）便是基于这份《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进行的。建川美次断言“帝国如不能于海外获得具有独立性的资源与销路，则无法保障国家永远存立”，在军部的国策方面提出“必须抓住各种机会于海外获得领土，或扩张所谓势力范围”，并主张“于各种观点看来，此目的适合于接壤地之满洲与内蒙古东部，乃至苏联远东领土”，最后总结道，“为实行此计划，需要不辞一战之决心与统一国论之支持”。就这样，陆军中央将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政策作为“帝国之国策”施行的意志传达到了整个陆军。因此，“军部先自行统一内部意见，以坚定的信念督促和指导政府与国民”成为“第一要务”。

尽管陆相宇垣一成出于对政党的顾虑，对《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持暧昧态度，但新任陆相南次郎在5月对建川美次说道：“甚好。本人完全同意。干吧。”南次郎于6月11日决定设立审议满蒙问题的绝密会议。委员长由建川美次担任，被任命为委员的有陆军省的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的编制动员课课长山脇正隆、欧美课课长渡久雄、支那课课长重藤千秋五人（其后，编制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作战课课长今村均和教育总监部第二课课长矶谷廉介代替山脇正隆加入该会议）。

五课长会议迅速于19日拟定了对策草案，其后又完成了最终方案——《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満州問題解決方策の大綱」）。该方案首先强调了行使武力的必要性，即首先尽力令张学良政权放弃排日方针，如不成功则“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继而力主“满洲问题之解决必须获得内外理解”，为此有必要努力令阁员、各相关国家、“全体国民尤其是新闻界了解满洲之实情”；提出“若决定展开军事行动，所需多少兵力，应先同关东军商议后由作战部制订计划”；最后总结道，“谋求国内外理解的措施当以约一年为期，即到来年春季为止，以期实施周全”。于是，陆军中央决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目的展开具体行动。因此，整备充实军备与引导舆论成了最为迫切的问题。

但是，若槻内阁正意图在井上紧缩财政的前提下推行“行财税三制”改革，对陆军则继续提出裁军要求。作为执政党，民政党亦认为“现在的军事费用尚有相当大的削减余地，而以往决定于军队之手的国防方针必须决定于国民之手”，并从这种观点出发探讨了削减师团、实施军部大臣文官制、废止帷幄上奏权、合并陆海军省而设立国防省等大胆的军制改革，这亦能够代表苦于经济不景气的民众的心声［『東京朝日新聞』昭和六年（1937）4月29日、6月23日、7月11日］。

此外，国际裁军会议已决定于第二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这也成为内阁要求裁军的依据。但陆军已决定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而与民政党内阁进行对决，因此自然无法接受裁军的论调。

在《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出台前后，陆军起草了军制改革方案。其内容是削减相当于两个师团的人马，从中筹得的全部经费不返还国库，而是全数用于进行军备近代化与增强驻外军队（『東京朝日新聞』6月28日、7月2日）。特别是其中传达了一种将中国满洲、台湾地区，以及朝鲜等驻外军队的增强与军制改革分开进行的意向，因此反而体现了扩充军备的姿态（『東京朝日新聞』7月15日）。

《东京朝日新闻》（7月3日）评论称，“如此举动不仅严重背离政府及国民的期待，更可看出与昔日两个师团增设问题发生时相同，陆军欲布背水之阵挑战政府”。

8月1日，陆军进行了定期的人事调动，第二（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调任第一（作战）部部长，应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的请求，作战课课长一职由今村均大佐担任。同一日建川美次便让今村均浏览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命令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和今村均分别从政策方面与作战方面拟定具体计划。今村均联系关东军后，在得到指示后的一个月内拟定了用兵计划，并得到了建川美次的赞同。

另一方面，为引起舆论关注，陆军中央采取特别措施，将陆相南次郎在8月4日军司令官与师团长会议上的演说向外界公开。此演说将裁军论定为无责任门外汉之“谬论”，并且暗示将会动用武力，称满蒙事态日益严重之际，凡供职于军队之人须当“尽其本分”。对此，舆论指责军部干预政治和外交；而陆军则称陆相作为参与政治的国务大臣，谈论满蒙问题乃当然之举，公然对军人干预政治的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東京朝日新聞』8月6日）。

就这样，陆军明确了自身解决满蒙问题与反裁军的立场，正如《东京朝日新闻》（8月5日）的新闻标题《军部之挑衅态度》（「戦ひをいどむ軍部の態度」）所道破的那样，陆军一改以往的灵活姿态，即与政党内阁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的基调，而公然转换为强硬路线。这意味着陆军从“大正民主时期的陆军”转变为“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陆军”，从而体现了南军政明显不同于宇垣军政的发展轨迹。此后，为形成对陆军有利的舆论，各个师团一齐开展了国防思想普及运动。

于是，陆军开始朝着新方向迈进，即打倒推进国际协调外交与裁军政策的政党政府，通过形成军部主导体制与自给自足圈向构建总体战体制迈进。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侵略满蒙与改造国家的观点成为中坚层以下的“革新”层军官的共同认识。

但是，围绕动武时机问题，陆军中央与关东军间仍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关东军在《有关情势判断的意见》（「情勢判断ニ関スル意見」）中询问“一举解决何故不妥”，对陆军中央主张动武前留有观察期的姿态提出了疑问，并且称“不可等待良机偶发，而要自行创造机会”，主张迅速采取强硬措施。

因此，为消除两者间的认识分歧，一举抬高因万宝山事件而逐渐强硬的日本国内舆论成为必要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村事件被煽动性地进行了报道。这一事件在8月17日被解除公开禁令后，以往一直讴歌和平与裁军的新闻论调为之一变，陆军中央与关东军的分歧也得到了弥合。

结语

综上所述，在满洲事变爆发前夜，由于对昭和初期日本内外情势的危机感，陆军内部形成了以同时进行对外侵略和国家改造为志向的“革新”势力。他们以课长、参谋职务为中心进入陆军中枢，尤其在没有政治野心的陆相南次郎登场后，其志向对陆军的整体动向产生了巨大影响。满洲事变与十月事件正是处在他们这种志向的延长线之上，因此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几份事关“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并对持反对意见的政府进行武力颠覆的计划”的文书的存在，证明侵略满蒙与改造国家互为表里的认识广泛存在于陆军内部，而上述两个事件正是这种意识的体现。

总之，陆军以满洲事变和十月事件造成的震动为武器，开始向着创建内外新体制（总体战体制），用以代替一战后逐渐形成的内外秩序体系，即“1925年体制”的方向前进。

（本文摘自黑泽文贵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刘天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