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天涯飘泊客 —— 姥爷一生的进与退

2019-12-31 19: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 | 文：李伊

缘起

冬日里的冷风趁着开启的房门钻进了暖烘烘的屋里，坐在外屋床上的姥爷被这股冷风勾起一阵剧烈的咳嗽，随着急促的喘息平复下来，憋红的脸也慢慢地恢复如常。姥姥从屋外的窗台上拿了一只红澄澄的冻柿子，放在小碗里，等着它慢慢变软。这是姥爷晚年爱吃的一种零食，现在想来与他常年肺病所致的虚热不无关系，或许这也是他平凡岁月中难舍的一份滋味。

2019年春，为了完善家谱，母亲和远在辽宁的四舅要去寻访蔡氏先人的足迹。到瓦房店走访一圈之后，并没有找到符合信息的家庙和族人，于是无功而返。

家谱中有关姥爷生平的记述像个人简历一样，只寥寥数行，其中一个信息引起了我的好奇，姥爷退休前，单位逐级申请将他的资本家成分改为小业主，但未获批准。提起那些往事时，母亲也是讳莫如深。

在我的记忆里，姥爷是一个平和安详的老人，已近暮年的他，时常坐在午后温暖的房间一隅，静静地望着孙辈们在院子里嬉戏玩耍的身影。这与我刻板印象中的资本家相去甚远，也促使我对姥爷一生经历进行探究。透过他生前的日记，照片以及母亲和亲友们的回忆，我似乎渐渐清晰地看见从悠长岁月中缓缓走来的姥爷。

我出生时姥爷50岁，唐山大地震那年，我上小学，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那时候的姥爷身形瘦削，略微有些驼背，或许是常年操心劳神，又患病多年，不到60岁就已经满头花白，渐显老态。离世前的两三年，他的身体被岁月和疾病侵蚀得只剩一副脆弱的骨架，一米八的身材，体重只剩不到100斤，从躺椅上搀扶他起来的时候，只觉轻飘飘的，丝毫不费力气。

听母亲说，姥爷的肺病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得上的。

姥爷所在的轧钢厂是一家大型钢材生产企业，是北方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之一。在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运动中，与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相比，这样的企业才是完成“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的中坚力量

炼钢工人在高炉前作业（图片来自网络）

在全国上下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努力时，担任炼钢车间副主任的姥爷，也在为这个目标而昼夜奋战，那时，他经常带领工人加班加点连轴儿转，睡觉都在想着如何能按计划完成任务。一次厂里开生产汇报会，姥爷坐在台下，为了抵抗连日熬夜的困乏，他接过同事递过来的一支香烟，不想烟抽到半截儿，姥爷还是睡着了，烟火星掉落在棉袄袖子上，一直燃到贴身衬衣，才把他从瞌睡中烫醒。

为了多炼钢，炼好钢，身在一线的姥爷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由于超强的体力劳动，长期得不到休息和营养不良，让潜藏在他身体里的结核病菌有了可乘之机，正值壮年的姥爷得上了支气管扩张和肺结核。从旧时过来的姥爷，积极地适应着新的社会角色，努力地肩负着身上的责任，但此时他的身体比他的意识更早地觉察到，它已经超出所能承受的极限。

身逢乱世，挑起重担

清朝末年，姥爷的祖上从山东蓬莱迁至辽宁省复县，当时这两个地方同属登州府管辖，古称海南（蓬莱）、海北（辽宁省金、复、海、盖四县），到姥爷的父亲那一辈，曾以手工业和经商兴盛一时的大家族已分崩离析。

姥爷的父亲——我的太姥爷，也是一个生意人，曾替人经营一家粮油百货商行。一次，与俄国人签订了几火车皮大豆合同，当结账提款时，恰逢沙皇统治摇摇欲坠，俄国局势动荡，俄币贬值严重，货款装了整整一大条包，提款的副经理在火车站买票时遭一伙儿土匪抢劫，投告无门，商行只好破产还债，东北叫吃大片儿肉。

为了生计和还债，太姥爷与人合伙申领了一个伐木烧炭的执照，做起了木炭生意。稍有起色之际，忽然一日，一位在县衙当差的朋友给太姥爷捎信儿说，与他相邻的白俄炭窑窑主到衙门告他偷伐了他们的林木，太姥爷非常气愤，但明知被诬告也不能指望晚清县衙为自己撑腰而去开罪白俄商人。原来白俄炭窑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就想讹人。怎奈国弱民受欺，太姥爷只得远走他乡。衙役前去捕人时，太姥爷刚从后门离开，他们就从前门闯进院子里。离家之日是农历二月十一，姥爷出生仅三天。

太姥爷顺江而下，想去哈尔滨谋生路，途经依兰，身染微恙，便投奔一位朋友。不巧朋友正要去哈尔滨出差，于是留他小住。某日，忽闻货栈一阵混乱，出门才知附近海关粮囤失火，为避免殃及其他粮囤，他自告奋勇组织救火，差粮栈伙计，两人一组，站到粮囤上，见火星便扑，很快火情得到控制，各个粮栈的粮囤免遭损毁，因此，太姥爷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在以前的债务基本还清后，太姥爷把家搬到依兰，这一年姥爷已经四岁。

姥爷有兄弟姊妹五个，他排行老三，大姐花季夭折，后又遭逢父亲病故，出去学做生意的哥哥半途而废，时年15岁的姥爷不得不辍学，去一家百货店做学徒，从此挑起家庭重担。

姥爷名天和，字云波，每当听到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就仿佛看见一个翩翩少年行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为一家生计奔忙。但母亲说，那一年，伪满洲国已建立一年多，人们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姥爷年轻时的照片

17岁时，已经做了一年多店员的姥爷与年长他三岁的姥姥结婚，两家为世交，是那个年代常见的联姻方式，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虽然姥姥没跟姥爷过上什么荣华富贵的日子，但他们一辈子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难。姥姥是姥爷风雨飘摇岁月中难得的一份安稳。

身处乱世，上有寡母，下有弟妹，一家人的生计都落在姥爷的肩上。为了谋得更好的工作，18岁的姥爷前往沈阳高等薄记学校（财经学校）学习，转年就在勃利县一家制粉厂找到了一份会计的工作。这一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伪满时期，度日艰难，姥爷冒着被当作经济犯抓去坐牢的风险，偶尔利用在制粉厂的便利，弄到一些大米和白面，为老人和孩子改善一下伙食。母亲回忆，她小时候，有一次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姥姥赶忙把盛着大米饭的饭盆藏进被子里，开门见是收电费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抗战渐近尾声，日本人节节败退，街面上更乱了，除了日本人，朝鲜人，俄罗斯人还有土匪，一拨一拨地来来去去，贼不走空，有时候不知是哪些人相互开火，子弹就从头顶呼啸而过。母亲还记得，那时常见大人们在家里弯腰走路，甚至趴在地上，躲避流弹。

涓涓细流汇入大海

1945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人们迎来和平的曙光。姥爷参与组建的铁工厂，在转年秋天，哈尔滨解放不久，被迁到勃利县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测绘学校接管，将其改为一家汽车修理厂。也是这一年姥爷的妹妹高中毕业，应征入伍，随四野南下。此时家中就剩下太姥姥和姥爷一家人了。

土改时期，还发生了一场乌龙事件，位于街角斜对面的农会，忽然有一天发现对面这片占地有好几亩的工厂，既无登记，也无厂名，于是上门盘问，这里谁负责？姥爷说,我是这儿的经理，农会的人不由分说便把姥爷带走，姥姥托人四处交涉无果。关押26天后，姥姥只得用一些值钱的家当和自己的嫁妆先把姥爷赎出来。几经核实，土地并非姥爷所有，事实才得以澄清。

沈阳解放后，测绘学校迁往沈阳，姥爷与留下的工友继续生产小农具，并成立一家名为东勃的小公司。测绘学校领导曾安排他到广州一家百货公司任经理，姥爷大概觉得千里之外的广州，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带着一大家子到那里安家有些顾虑，再加上东勃公司难以为继，准备歇业，相关事宜都需要他去料理，因此，广州之行未能成行。姥爷在后来的日记里曾对此时的迷茫有过简单记述，虽不知该去向何方，但他深信，在新社会里，凭着自己的能力足以安身立命。

前途渺渺之际，一位故交的帮助让姥爷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在这位朋友的引荐下，姥爷在天津宏源货栈谋得一个会计的职位，干回自己的老本行，姥爷又重拾信心，再燃希望。1951年6月他就举家迁往天津，从此开启了另一段人生旅程。

姥姥是个受过教育的女性，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她，在初到天津时，曾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就业，当时姥姥已经通过上岗培训，被一家中学聘为语文教师。但有些老脑筋的婆婆觉得自家的媳妇还是不要抛头露面为好，再者家里孩子又多，最终姥姥还是做了家庭主妇。1952年他们来津后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一切都在步入正轨，但之后不久发生的事，让姥爷再度面临失业。

姥爷（前排正中）初到天津与同事的合影

位于海河岸边的宏源货栈是一家皮货行，三五反运动，令许多私营业者内心惶惶，当时已经60多岁的货栈老板，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于家中悬梁自尽，货栈也就此解散。姥爷又一次陷入生活无着的境地。

为解决生计，姥爷只身前往沈阳学习氧化锌（一种医药、橡胶工业用的化工原料）的生产技术，回津后借钱与人合资开办了一家小化工厂——龙华化工厂。

1956年1月，天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我的老舅也在此时出生，取名凯庆，以示庆贺。因为有财务专业背景，姥爷被召集到区工商联参与全区私营企业清产核资，这段时间，姥爷的工厂因资产冻结，停发工资，一家的生活只能靠变卖家当来维持。

年关将至，家里无钱无粮，姥姥产后不久，无法料理日常生活。姥爷单位的一位工友做了一大锅馒头，才让多日没好好吃上饭的一家人饱餐一顿。春节临近，单位补发了一个月的工资，才算过了年。

姥爷的小工厂先是在全行业合营改造中并入一家名为“汇大”的轧钢厂，公私合营后改为国营轧钢三厂。姥爷任计划科副科长，他从一个小工商业者变成了国营工厂里的管理者。

火热的五十年代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城市里的私有化经济基本消失。据当时文献资料记载：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由“赎买”改为“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直到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姥爷因为公私合营前是龙华化工厂经理，在社会主义成分为主导的国营企业里，他还有一重股东的身份，每年有20元股息，直至文革前停发。估计他的资本家身份就是那个时候定的。

1957年政府组织合营后的工商企业界人士到位于市郊的行政干校学习。呼吸着郊外清新的空气，姥爷的心情是舒畅的。学习结束后，学员们在学习班赠送的笔记本上给姥爷写下了诸如“随着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智慧和毅力来建设伟大的祖国”之类的临别赠言，彼此勉励。日后姥爷一直把这个笔记本带在身边，记录着他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在1957年4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本日由计划科转一车间任副主任职务，工作艰巨，边学边做，人皆我师，依靠大家来管理这个社会主义的工厂。

炼钢高炉里炽热的钢水（图片来自网络）

在超英赶美和“以钢为纲”的形势下，1958年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炼钢热潮。姥爷那时已经调到人称轧钢厂“心脏”的轧钢车间，听母亲讲起那段往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缺觉，姥爷几乎睡不上一个安稳觉，合营后的工厂从管理到人员设备都需要整合、磨合，产量要提高而生产效率不高的矛盾日渐突出，不仅要完善生产流程，建立生产、安全制度，还要解决工人生活上的困难。为便于生产，姥爷将自己的私产房腾出来，做工人宿舍，带着一家人搬到离单位近些的单位宿舍。

那个时期姥爷基本上吃住都在厂里，只有每半个月送工资的时候，才能抽空儿回家看看。一天晚上回家，因多日劳累，竟然骑着自行车就睡了过去，一头栽倒在路边的泥塘里，身上的大衣浸透冷水和泥浆。

上世纪50年代，炼钢工人既享有令人羡慕的职业光环，也承受着职业带来的艰辛和风险，在艰苦的生产条件和简陋的防护措施下，钢产量的提高也伴随着血和汗的代价。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一线工人得不到正常休息，生产安全事故频发。一次一个工人因操作失误，被通红的刚刚出炉的热盘条生生扫断了一条腿，姥爷双手抱着受伤工人的残肢，跟随着救护车一路把他送到医院。

多日没能回家的姥爷，有一天回到家，发现刚刚1岁多的老舅有些异样，不像平时那么活泼好动，姥姥说，老舅前些天发过一次高烧，姥爷觉得不对劲儿，赶忙带着老舅去看病，医院诊断是脊髓灰质炎，从此老舅落下腿疾。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短缺，孩子们都在长身体的时候，能让全家吃饱就变得更不容易了。大舅十六岁上学离家，母亲就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她回忆说，每个月你姥爷领回工资，我就和他们俩把这一个月的开销算一遍，如果不精打细算，这120多元钱就过不下来一个月。姥爷车间里的工人，看到他家庭困难，又得了浮肿，就利用公休时间去河里钓鱼，偷偷地放在姥爷家的门口。

高温中暑，尘肺和热辐射病是炼钢工人常见的职业病，姥爷在大炼钢铁期间，长时间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再加上营养缺乏，还有精神上的无形压力，身体不堪重负，出现了咯血症状，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使他的支气管扩张和肺结核病绵延二十多年，一直到他离世。

远离尘嚣默守田园

1962年，只有44岁的姥爷因身体原因辞去了车间主任的职务，厂里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到车间当了一名材料员。

姥爷从小体弱多病，几次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最重的一次是刚满周岁时得了肠痈，几近命丧黄泉，因此他曾立志学医，悬壶济世，但造化弄人，最后走上了从商之路。肺结核客观上拉开了他与权力的距离，使他提前离开了世事纷争，获得了一份小世界里的自由。

一生勤勉好学的姥爷，在材料员的岗位上干得有声有色，人人夸赞。姥爷熟悉生产流程，只要车间把需要的材料单交给他，他就会按生产需要提前把材料备好，从未出过任何差错，材料的出入库台账也清晰无误。

文革开始后，姥爷这个认真改造自己的“资本家”，还是没能逃过劫难，来抄家的人面对几乎家徒四壁的姥爷家也心有不甘，最后只悻悻地抄走了姥爷珍藏多年的一套康熙字典。此后，姥爷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扣发工资后每个月只剩45元。曾在街道里帮忙写写算算的姥姥也被安排扫了一阵子马路。文革十年我的四舅和老姨都到东北插队，留在身边的只有最小的两个孩子。后来他曾不无骄傲地说：文革中我的孩子没有一个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