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门槛上丨我们这代人简直就像中了头彩

编者按：二十年前，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千禧年的到来。二十年后，茁壮成长的00后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二十年前，我们幻想的未来就是现在。二十年后，我们站到了时间的门槛上。

2020年代真的要来了。在时代的浪潮里，每个人都不只是一朵浪花。澎湃评论部新年特辑《在时间的门槛上》，写下的是新世纪这二十年，写下的也是你我。

30多年过去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高考那年上海卷语文作文题目：2000年再回母校……

当然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当时写了些什么，想来是一大堆关于国家和我个人美好未来的憧憬吧？显然我得了不低的分数，要不然现在的我应该是另外一幅光景。

如今回想起来，我在那篇应试作文中肯定说了一些大话或者空话，但我没有说违心的假话。那的确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时代，积极、乐观、向上，是凝聚在全社会上空的高度共识——没有人会怀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不仅是青春年少的我，给我阅卷打分的那位语文老师也一定对此深信不疑。

只是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未来的21世纪就像下辈子一样遥远。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彼时正在“希望的田野”上尽情驰骋。实话说，关于“再过二十年”将要如何“来相会”，我们想得很少。

但历史转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急弯，并很快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姿态向我们展开。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不期而至。

20世纪最后一个夜晚，我现在也记得清清楚楚。我和一群中学时代的小伙伴一起聚在外滩，听海关大楼的钟声，看黄浦江对岸的焰火。我们在喧闹的人流中围拢在一起拍过一张合影，直到今天还端放在我的书房里。我太太有时看到它就不免对我、对我的那些小伙伴感慨一番：那时我们可真年轻无忧啊！

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头十年颇有一些目不暇接的感觉。

曾经阳光明媚的共识早已经消散，即便在外滩的人山人海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几许沁人心脾的凛冽。但是，那个时代变化太快了，经济与技术的蓬勃力量飞速地瓦解和重塑着一切。那个时代也是我个人人生最忙碌、职业生涯最关键的一段。

那个时代我们有很多迷惘和失落，但我们来不及忧虑和思索，我们不得不紧跟上历史的脚步。就像1999年12月31日晚上，我和小伙伴们差不多是不由自主地被外滩的人潮推着走的。等找到并走上回家的路，已经是2000年1月1日的清晨了。

今天，站在21世纪头20年的终点和20年代的起点上，深刻的危机感和无力感从四面八方涌来。相信许多人都有与我相同或相似的感受，已经过去的20年里，特别是整个10年代，很多过去看起来十分稳固的东西都崩塌了，混乱和不确定性每一天都在增加。突然间，我们仿佛被扔进历史的巨大漩涡中，挣扎着，无助地试图抓住些什么。

2017年6月的某个下午，站立在德国东部小城维滕堡（Wittenberg，现位于萨克森-安哈特州，曾经的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首府）城堡教堂的大门口，我猛然意识到，2000年的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与1500年的欧洲竟是如此相似。也许，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一些什么。

1517年10月31日万灵节那天，一位名叫马丁·路德的年轻神学教授就是在这扇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改变了以后500年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航向。1500年，实际上也就是宗教改革正在孕育的前夜。我拿它与500年后的2000年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两个时期存在显著的共同点：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促成了既有权威的崩塌——当时是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意味着许许多多普通人不再必须通过教会这个中介去寻求真理，他们如今可以通过阅读由本民族书面语言写成的《圣经》去直接聆听上帝的教导），今天是互联网的无孔不入（意味着普通人能读到和看到什么，不再由新闻出版专业领域内的精英人士所掌控，转而由他们自己决定）；当时的权威是罗马教会和各国君主，今日的权威是社会各领域中的“专家”及各国政府。

宗教改革带来的是接下来一个半世纪的混乱、冲突和无序，直到启蒙理性的曙光照亮欧洲大陆，全新的秩序才重新得到确立。那是现代历史的开端，也是民粹主义泛滥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年代。

在今日这个不稳定的世界，我们看到了旧秩序的雪崩，但新秩序的建立，仍要等待后人用历史来书写。

不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我这一代中国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福星高照的。仅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就实现了从食不果腹、衣不裹体到小康乃至富裕的飞跃。我应当诚实地承认，33年多前我在高考作文里耗尽了一个80年代少年最积极热情和饱满丰富的想象力所描绘的未来，仍比不上今天实际享受到的物质现实。

这样的物质进步，在有籍可考的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放到世界视野中去看也很少有。整体上说，我们这一代享受到的物质进步，我们的祖父辈们都没有能够享受到，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不太有机会能够享受到，这是极大概率事件。

我们这代人简直就像中了头彩！我们早已认定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而是命运对我们的特别眷顾。这个道理，我是最近十年里才逐渐悟出来的。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我觉得最根本的是确定性的缺失和方向感的不明。这既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也是不稳定的世界对中国提出的挑战。

当然，更因为两者之间关系的调适。

一个多月前的某一天中午，我在现在工作的出版社边上的一家小面馆吃午饭，无意中听到同桌一对小青年男女的对话。女孩先是用微信语音同什么人说了几句，那一头大概是个外国人。男孩问：“这个俄罗斯人倒是可以和你用中文对话？”女孩答：“他到了中国，不说中文难道还让我说俄语？”男孩说：“是啊！进博会都开到中国来了，为了要和我们做生意嘛！”女孩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说中文……”

近来我时常对一些同龄朋友谈到自己的这样一个观察：由于成长过程中的经历截然不同，90后一代年轻人与我们这代人看待和面对世界的视角也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代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中国是个落后国家，我们必须努力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自卑感和紧迫感，他们眼里的先进与落后的关系甚至可能是反向的。

我的这种观察和思索得到了许多同龄朋友的高度共鸣。有一对当医生的朋友夫妇告诉我，他们把儿子送去纽约念大学，如今夫妇俩经常和儿子发生观念上的严重分歧——小伙子经常反过来教育父母，不要盲目崇拜西方，纽约不如上海的地方很多！

确实，坐在纽约破败不堪的地铁里，想想上海光鲜亮丽的地铁、火车站和机场……我们似乎很难说小伙子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代表了下一代的普遍心理状态，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它注定要对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而微妙的影响，至少是我们这代人以前从未想到过的。今天，如果让我中学母校里的高三毕业生也来写一篇作文、题目是“2049年再回母校”的话，他们的基调显然也会是阳光明媚的，但支撑这种阳光明媚的逻辑却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了。

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我如今越来越肯定的是，对过往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对未来的展望是乐观还是悲观，其实主要取决于不同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而不是基于对现有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我则既不是一个多么乐观的人，也不是一个多么悲观的人；既不多么缅怀过去，也不多么担忧未来。

然而像我这样的人，即便漂浮于混沌不明的历史漩涡中，内心也总是在渴望着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