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的赤脚行医往事

本文荣获“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2019年度优秀作品奖”

文 | 信世杰

在我们鲁西北地区，管姥姥叫姥娘。

小时候我有三件玩具：爷爷做木工的刨子，姥爷卖豆腐的梆子，还有姥娘的听诊器。我姥娘是个赤脚医生，她的药箱里除了听诊器还有注射器、体温计和血压计，但这些都容易坏，经不住玩。

童年时代，我经常学着姥娘的样子，挂着听诊器给别人“探病”。通过这只听诊器，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律动。那只听诊器如今还挂在姥娘家墙上，每次去，我都会摘下来，再听听自己的心跳。

一

我姥娘叫赵秀云，生于1944年，家中有三姐一弟，她排行老四。她家里七口人，一共二亩多地，成分是贫农。姥娘说，家里虽然穷，但上面有三个姐姐，基本用不着她干啥活。1955年，我姥娘12岁（虚岁，下同），姐姐们说，家里不能没个识字儿的，得送俺妹去上学。

于是，我姥娘成了大龄小学生。她用一年时间念完一二年级，两年读完初小。1957年，国家搞农业合作社，我姥娘入社干活挣工分。干了一年，她又去考高小，考上读了一年，教育部门下文说：年龄达到及超过15岁的在读高小学生，一律清退。

1959年，我姥娘回村继续参加劳动。那时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只能吃定量，到第二年，定量也供应不上了，大食彻底堂关门。三年大饥荒，那代人都有关于饥饿的记忆。我姥娘说，那时候人都偷，偷也没得偷了，就见啥吃啥，好歹都活了下来。

饥荒过后，我姥娘长到了18岁。计划经济时代，物资调控不及时，大部分地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姥娘家黄河北面，是棉产区，纺织业相对发达，但粮食产量少，有穿无吃。黄河南边粮食产量高，但没有棉花，有吃无穿。我姥娘身上套了几层衣裳，手上牵着羊，跟着村里两个老人走路过河去潍县（今潍坊市），卖衣卖羊换粮食。

从老娘家南下到潍县，步行需要两天。三人刚过黄河，就被当地公社干部拦下，老太对公社干部说，俺们河北边今年遭了灾，没吃的，俺娘仨去潍县投亲戚。干部打量了三人一番，问，这些东西可不是拿去卖的？老太说，可不敢卖，俺是拿这些去亲戚家换粮食。干部又问，你闺女一层层地穿这些衣裳干啥？老太说，放别处怕掉了，怕叫人偷了，穿身上放心。公社干部心好，看他们也不是啥坏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了。姥娘跟我说，那时候也知道撒谎不对，可是肚里饿，没别的办法。

终于到了潍县集市上，把羊和身上衣裳卖了。一只羊在我们本地十几块买的，到了潍县能卖到五十。身上的旧衣裳在那也值钱，一条新点的长裤能卖到十来块。这一趟走下来，我姥娘净赚一百五十多块，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

潍县粮食价格比我们那低不少，但姥娘他们不敢买，半路上太容易被偷。我姥娘把赚来钱缝到贴身衣服里，坐货运火车回了家。回家买了一麻袋地瓜给一家老小充饥，又在集市上买了些布，买几只羊，伙着村里几个年轻人第二次出门。这次运气不好，一到潍县集上就被管理人员逮个正着，没收了羊还罚了款。还好他们把布藏了起来，被放出来后，装成要饭的下乡卖布，赚回点本钱。第二趟出门做生意没赚到钱，还有些担惊受怕，后来也就没人再去了。

二

1963年，经人介绍，我姥娘姥爷成了婚，但姥娘的户口还在娘家，要继续在娘家干活挣工分。我姥娘22岁那年，户口调到婆家。村里要选个识字的女子去上卫校，本来定的是我二姑姥娘，但二姑姥去了农中（农业中专），村里决定让我姥娘顶替二姑姥。

    1966年，我姥娘23岁，又成了一名大龄卫校生。课没上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比同校孩子都大几岁，见识也多不少，我姥娘当选革委会主任。她带着小同学们批斗院长，我问姥娘为啥要批斗，咋个斗法？姥娘说，学校蒸锅坏了没人管，宿舍屋顶坏了哗哗漏雨，上报了几遍也没人修，我就带着同学们去医院里把校长找来，问他问啥不愿为同学们服务。我问姥娘，你们打人了么？姥娘看着我说，为啥打人，人家又不多坏，我们就事论事，只批不斗，让他把人民群众的问题解决了就行了。

在卫校当了半年革委会主任，我姥娘怀孕退学。二姑姥从农中学习班结业，去卫校替我姥娘接着上学。二姑姥从卫校毕业后，在联合大队（由四个自然村组成）卫生所当赤脚医生。我姥娘生了我大舅，又接着怀上我妈。二姑姥当了一年赤脚医生，觉得太累，正巧碰上滨县织布厂招工，她就去做了工人。

1969年，我姥娘生下我妈，顶替二姑姥当了赤脚医生。老娘说，那时候赤脚医生的诊所就开在自己家里，联合大队四个村子几千口人，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来叫就得背着药箱出诊。经常饭吃到一半扔下筷子就出门，一年睡不了几个囫囵觉。姥娘当赤脚医生时没有留下照片，多年后，我看到谢晋导演拍摄于1975年的电影《春苗》，从赤脚医生春苗身上找到点姥娘年轻时的风采。

1970年，姥娘生下我小舅。三年时间生了三个孩子，又加上日夜出诊劳神费力，姥娘身体开始出现问题。老娘说，那时候出诊路上经常晕倒，有人见了把她扶起来，在路边休息一会继续走，没当啥事。她说最对不住的就是三个孩子，根本顾不上，只能交给婆婆带。

三

在改革开放前的贫困年代里，几百万赤脚医生背着药箱奔走在乡间，保障了广大农村人口的基本健康。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集体经济解体，赤脚医生制度自然也没了依托。我姥娘从一名赤脚医生变成了乡村医生，变的只是名字，那只赤脚医生的医疗箱还是挂在姥娘肩头，哪家有个大病小灾，她依旧是随叫随到。

改革开放解除了农民与土地的捆绑关系，农村人也得已自由地选择职业，也能在种地之外干点副业。种地不挣钱，我姥爷就做豆腐卖豆腐。早起做一大盘豆腐，骑车走街串巷，赶在各家吃早饭的当口卖掉，再骑车回家上地干活。下午干完活再做一盘，赶在各家吃晚饭时卖掉。一天天地起早贪黑，卖完豆腐放下梆子赶紧拿起锄头下地，其中的劳累自然不必多说。但我姥爷是个慢性子，慢性子的人沉得住气，干活有条不紊，能把每天要做的事都安排妥当。

我姥爷性子慢，但我姥娘是个急性子。以前集体经济时代，赤脚医生不用下地，行医治病一样算工分。现在从赤脚医生变成了乡村医生，分到自家的地一样得好好种。每天下地干活，谁家有事就到地里来找，问药就回家给人拿药，看病就背上药箱子出门，忙活完了回来继续干活。姥娘性子急，做啥事都要火急火燎地要一气儿做完，本来身体就差，再加上每天着急上火，大病小病是常有的事，除了每天给别人看病，还得给自己看病。姥娘三十多岁时身体最差，经常头疼得在床上打滚。

姥娘身体不好，姥爷早晚还要卖豆腐，家里地里的活自然要落到三个孩子身上。在我妈的记忆里，最害怕的就是做农活，不是和土地没感情，也不是忘本，而是自幼在地里操劳而生成的恐惧。在当下以市民文化为主流的语境中，“耕食生活”成了一种带有审美想象的理想生活。在这种想象中，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审美的，但如果同我的亲人们一样，与土地建立的是一种不可解绑的经济关系，那务农种地绝不是个好营生。可那时没办法，地不能不种，病不能不医，豆腐也不能不卖，一家人在日日辛劳中渐渐走向富裕。

姥娘家日子慢慢好起来，是在85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那开始建起一些工厂，大舅小舅和我妈到工厂里干活，挣得比种地多。经济发展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种地的人力成本降低，人慢慢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种地渐渐成了副业。家庭收入多了，种地不累了，我姥娘的身体也开始有了好转。

1991年，村里新设了医疗点，姥娘本可以转为正式乡村医生，但她身体实在扛不住，又加上表姐和我在这一年相继出生，姥娘在结束了自己22年的赤脚医生生涯。

四

我问姥娘，当赤脚医生这么多年，出过医疗事故么？她说，给别人看病时从没出过事故，就是差点害了自家人。

那是1971年，我二姥爷十来岁，家里要来亲戚，姥娘做了几样好菜。二姥爷放学回来，见了好菜就要先吃，姥娘说亲戚还没来，等会儿一块吃，二姥爷赌气走了。那时候敌敌畏（一种剧毒农药）没有专门的瓶子，都是盛在用过的糖浆瓶子里由公社发到各村。我姥娘怕小孩子误食，特意藏在橱子顶上。二姥爷贪吃，憋着一肚子气到处找吃的，在橱子顶上把糖浆瓶子翻了出来，以为找到了好东西，拧开盖子就喝了几口。

敌敌畏剧毒，喝下去烧的胃里难受，他又捣了些凉水喝。直到肚子疼的受不了，二姥爷才把实情告诉大人。姥爷姥娘一看情况不好，赶紧驾上马车往医院赶。那年月，老医生基本都被下放了，值班医生不紧不慢地给兑了药，喝下去还是不见好转。旁边一位看门师傅悄悄凑过来说，赶紧送市里大医院吧，再晚点你这孩子怕是救不回来了。姥爷赶紧赶着车到了市医院，终于抢救回来，但二姥爷从此落下了病根，人很干瘦，一辈子肠胃不好。姥娘说，干了半辈子赤脚医生，最悔的就是这件事，那年月人都饿，正是长身体的孩子，该让他先吃两口。

我姥娘说，她当赤脚医生时虽然身体不好，但有一件事让她觉得很幸运。那时候人们观念不像现在，赤脚医生给人看病都不戴口罩，否则人家觉得你看不起人。姥娘给那么多传染病患者打过针，但她从没被传染过。

1991年之后，姥娘虽然不当赤脚医生了，但免不了给人家打个针，瞧个病，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还是习惯来找她。但大多数时间里，姥娘主要照看姐姐和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她的身体慢慢好转。我姥娘经常笑说，看年轻时那状况，真没想到能好好活到现在。

2015年，山东政府开始为赤脚医生发放补助，首先认定服务年限，按20元/年标准发放补贴。很多跟姥娘同期当赤脚医生的都把年数尽量往多里报，但她只报了从1969到1991共22年，每月能领到440元。我们都说她，你1991年以后也没断给人看病，为啥不多报点？老娘说，后来那是乡里乡亲帮帮忙，不算数，该到哪就算到哪，不敢瞎胡说。姥娘常念叨这个社会好，没想到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姐姐结婚，姥娘在门前打鼓。2017年7月。）

姥娘当赤脚医生22年，差点把自己身体拖垮，又用了二十多年才把身体养了回来。如今，她耳聪目明，就是心脏有些不好，天天吃保心丸。当了半辈子赤脚医生，姥娘攒足了人缘，谁家菜园里长了菜，果园里结了果，都是先送来给她尝尝。现在，姥娘的日常就是跟老太太们打扑克，她说，常活动着脑袋不痴呆，到时候还能给你们看小孩。

2017年农历七月初五，是我姥娘73周岁生日。民间有句俗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姥娘已经跨过了“七十三”这道坎儿，但她还是经常笑着谈论死亡。她说，活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好日子孬日子都尝过，再坚持坚持争取能看到你们几个都成家。我们跟她开玩笑说，您只要活着每年就有五千多块钱补助呢。姥娘说，哟，那还是使劲活着好。

作者简介：信世杰，男，1991年出生于山东滨州，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博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