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先降后殉国？日本人在汉诗里如何看待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官的汉诗写作也形成热潮。单是《大东军歌》便录入数十首，作为补白。编者每以逸事佳话艳说其事，或题作“英雄闲日月”，或许为“××之风流”，意在凸显作诗者于枪林弹雨之中的从容不迫。如征清第二军第一旅团长、陆军少将乃木希典，于1895年2月14日攻占太平山前一日，致书友人，并抄录新诗一首：“稀有杨柳无竹梅，满州春色又奇哉。飞云塞下尚冰雪，何日东风渡海来?”此举即被赞为：“面对大敌云集于目前，尚有此雅怀，将军胸中真可谓有闲日月。”

其中更有模仿王羲之书字换鹅故事，而称说日本某舰艇少主计(军需官)田中以诗换牛的奇遇。该人在大连湾登陆，为部队征集鸡豚，因陆军先行征发过，已一无所有。有村夫子作诗相赠，田中素不能诗，无法唱和，乃改易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上杉谦信军中诗一二字回赠:“霜满阵营秋气清，数行过雁月三更。连山并得金州景，遮莫家乡怀远征。”其人得诗，赞赏不已，遂亲自奔走，为田中募集公牛四头。后一情节太过离奇，总使人疑心出于杜撰。

更出人意料的是陆军工兵大尉仓辻明俊的《渡鸭绿江》绝句：“鸭绿江头万里秋，人间为客亦风流。扁舟行载渔郎去，欸乃声中下义州。”若不知写作背景，你会以为这是一位与柳宗元《渔翁》诗中意趣相仿的世外闲人，优游山水间。而真相却是，其所过之处，山河易色，草木皆腥。

不过，从这些汉诗中，确实可清晰看出日军的战略目标。征清第一军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曾在军中以诗代书，致信同乡，诉说心事。其《凤凰城中偶作》其二云：“留守凤城四阅月，每闻捷报剑空鸣。难忍功名争竞念，梦魂一夜屠清京。”无独有偶，在《战余闲日月》一则，一名叫做秋山的日军大队长也有相同的梦想：“北京城下日章红，奏得征清第一功。半夜眠醒蹴衾坐，枕头唯有剑光雄。”而在海军少尉加藤重任的七古《军中作》中，这一意图表现得更为明确。已经在丰岛、牙山取胜的日军，并不满足于战胜朝鲜，其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地实在北京，故该诗末段作：

呜呼！八道掌大不足与争衡，秪合长驱略满清。一战拔旅顺，再战屠盛京。三战四战前无敌，旭日旗高顺天地。

诗中一再使用“屠清京”“屠盛京”这样残酷的字眼，可知日军已决心在每战屠城的杀伐中征服中国。

而所有关于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当推高桥贞(白山)所作《征清诗史》记述最全，也最能使人洞见日本政府的野心。此书1897年出版，卷首有征清大总督彰仁亲王的题字“一德唯忠”，于泛言之外，亦含有赞赏作者大力宣扬日本国势军威忠心可嘉之意。诗成已在战事结束后两年，但高桥氏对因欧洲各国干预、日本未能遂其初愿的结局仍耿耿于怀，故效陆游《示儿》诗意，以一百七十九首七绝加史事与评说合为一编，期望“传之家庭，使我子孙日夕讽诵，如置身于苦战间而存爱国之焉”(高桥贞《〈征清诗史〉叙》)。其最后三题，所述《尝胆卧薪》之事，即为俄、德、法三国以日本“取辽东，为害东洋平和”，迫其归还，而在《巍巍高德》中要求后人：“须记奉天南部地，一朝在我版图中。”殿尾的《告子孙》，更将此战的意义挑明：“试看忠士征清绩，日本隆兴新纪元。”也确实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终至惨败的不归路。

因高桥贞之子高桥作卫当年从军作战，后又供职于征清海战史局，得以“证之公报，改其传闻有异同者”，使《征清诗史》引述的史料更带有官方色彩。《定征清战略》一诗云：“作战先开第一期，直前扫荡北洋师。幄中夙有筹边策，渤海湾头树旭旗。”说明日本发动对清战争乃蓄谋已久。“白山曰”的议论部分，又根据日皇以彰仁亲王任征清大总督的敕书，“而见分战略纲领以为二”：

盖扫荡北洋敌舰，把握韩、清二海权，略辽阳、奉天而树旗于渤海湾头者，是为前期战。全军渡海，置大总督府于旅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破山海关，取大沽炮台，进而陷北京城者，是为后期战。所谓“扼喉拊背”者也。这一战争意图深入军心，才会有上述诸人攻占北京的狂言。

值得注意的是，从敌国的角度，《征清诗史》也为我们解读那一段历史提供了若干佐证。如近年暴炒一时的方伯谦为民族英雄的奇谈，其所统领的济远号于海战中的表现，也有日方战记为之留影。在开启日清战端的丰岛海战中，广乙中弹后，“济远仓皇，不遑避险，沿岛阴走”，被高桥贞讽刺为“济远仓皇冒险驰”;黄海大海战中，在“超勇先沉，扬威伤走，胶着浅渚，来远、平远火起，经远、致远，相寻沉没”之际，“济远、广甲、广丙，前后皆逃”，方伯谦再一次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对照同一记述中对顽强抗敌的定远与镇远的称赞——“定远健斗，损伤最甚，火炽不灭”，日方四舰一齐进迫，“镇远独掩定远，奋当我诸舰，收战而退”，“清军免全舰队覆没者，赖镇远、定远力”——济远的两次临阵脱逃尤为可耻。依据日人钦敬强敌的习性，这些描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至于表露日本民族性的史论，在《论丁汝昌》一篇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威海卫交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中将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为旧交，“因赠劝降书曰：‘拘小节者，不能立大功。阁下暂游日本，徐为清国谋，以护其颓势，不亦善乎?阁下果率舰队，来投我军，我皇宽容，待以礼貌，是余之所保也。余言发友谊之诚，阁下谅之。’”日方战史并述丁汝昌回复之辞：“友情真可感矣。然报国之义，固非可弃也。”“既而坚舰屡碎，弹药亦尽，千百兵民，同见惨状，期非远也。”丁遂决意投降。其降书曰：“欲保全生灵，为请休战，献威海卫船舰、刘公岛炮台兵器于贵国，望不伤害海陆军内外国官员兵勇，而许其归乡。”在日方允准后，丁谓：“得保全生灵，吾事足。”乃“托后事于英客将而自杀”。日军旗舰“传信号，告丁提督死于舰队，停止奏乐，以将官礼吊之”。

对于丁氏保全大众、选择自杀而不是做俘虏，《征清诗史》的作者也给予有限的肯定，因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乞降》中有“一死欲全千百兵”之句。但总论其事，高桥贞则对丁汝昌的举动大不以为然。其说曰：

论者或以丁提督为苦节孤忠，有古烈士之风，曰：二万敌军拥后，数十舰艇迫前，坚垒尽陷，巨舰皆沉，孤城无援，弹尽食乏，提督之致舰纳炮台，一死以全清国、欧洲将校兵民，万不可已之势，而其所为，莫不可者。万口附和，称扬极矣。然使提督重清帝之命，知其责任之所存，身与舰共碎，将校皆横尸于炮台下，不殉兵民，而殉清帝，振起清人志气，有所决，则我军虽精锐，然未能遽逾山海关、大沽之险也。提督之所为，果能如此，优于保全生灵之功也远矣。此之不思，而致军舰、纳炮台，以利于敌人，与睢阳死守人相食之事相反。今盛称提督，使我国人仿其所为，害国风甚大。呜呼!如丁提督以我国臣子之道论之，岂得称苦节孤忠之士哉?

高桥以唐代张巡、许远死守睢阳的故事比论丁汝昌，认为其虽杀身亦不能成仁，因无法抵消以军械资敌、动摇民心的大过。故《论丁汝昌》一绝盖棺论定，口气严厉：

漫言一死救兵民，巨舰坚台委敌人。以我国风论士道，丁提督岂是忠臣?

就对丁氏的同情带有战胜者的优越感而言，我更相信高桥贞的论调代表了日本一般社会的认识。

虽然关于降书是否出自丁汝昌尚有不同说法，而对投降一事，曾经出使日本四年的黄遵宪，倒与高桥贞持论相同。其《降将军歌》取意《三国志·张飞传》中严颜的“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语，也对丁氏的“已降复死死为谁”不能原宥：“可怜将军归骨时，白幡飘飘丹旐垂。中一丁字悬高桅，回视龙旗无孑遗。”不论主议者为谁，北洋水师的全军投降，总是中国战争史上耻辱的一页。

对中国来说，甲午中日之战确有很多应当反省之处。无可置疑，日本当年是处在有违于正义、人道的侵略者地位，而其独霸亚洲进而称雄世界的野心，也曾令日本国民迷狂。这种外向的扩张性，反映于内，便形成民众普遍的进取心，由此给晚清来日的中国知识者以深刻印象。梁启超晚年对此记忆犹新:

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

这一感觉在与“老大腐朽，疲癃残疾”(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引述)的晚清政府的对比中，更形强烈。

而令梁启超感叹不已的日本国民焕发的朝气，也未始与甲午战争无关。从《征清诗史》中《成败》一篇的议论，即可窥见其时日本的国民心理。高桥贞由读世界史而引发的感慨是反躬自求:

余尝读万国史，有普通史，有特别史。分普通史为二种，其一，合万国以为一大体，邦国文化，及于全体，其兵力关于大势者纪之;不然者，虽旧国不载录。而其所纪者，欧洲之各邦也;所不载录者，东洋之诸国也。

对现在受到责难的“欧洲中心”论，高桥并无意识，倒承认强权是入史的资格。故以为，“东洋诸国，印度，缅甸，暹罗，安南，朝鲜，支那，或归欧国版图，或惴惴焉忧其侵略，幸一日无事而已，史之不录，抑有故也”。于是，按照日本政府的宣传口径，高桥也把亚洲的振兴当作日本的责任:“呜呼!亚细亚之大如此，而国力之不振如彼，岂可胜叹哉?虽然，宇内大势之变不穷，朝成暮败，兴衰递变，强弱易地，则进取之不可已者，必然之势也。方此之时，兴文化，修兵备，挽回东洋颓势，以辉国名于史上者，非我忠勇四千万臣民，其谁望耶?”军国主义的教育便是这样灌输到日本民众之中。

与侵华战争和汉诗体这一内容对形式的嘲讽相类，《征清诗史》中若干诗歌语汇的使用也有同样的效应。如《安城渡夜战》其三：“神州男子不思生，铳剑连锋毙敌兵。横道遗尸清劲卒，纪胸直隶练军名。”此诗所要歌颂的是日本军队击败李鸿章训练的精兵“直隶练军”，令其“遗尸横道”。但如只看开头，且不知其原出日人之手，中国读者定会将“神州男子”认作子弟兵。在把惯常代指中国的“神州”移换为日本的一转手之间，汉诗语言也完全异化。我看这些汉诗时，于是常想到“刻毒”一词，尽管这可能只是出于我的“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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