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共同生活”：与安娜·卡里娜的一场未完成访谈

2017年12月中旬的一个早上，当我和她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的咖啡馆坐下开始聊天的时候，无数回忆涌上心头，以至于自己都无法将电影和眼前的这个人对照起来。安娜·卡里娜的形象以一种无法分解的方式与戈达尔的电影或者说电影本身连接起来，变成了永恒。

这几部电影，“七部半”——她骄傲而又固执地纠正道，当然也远不是她的一生。出过唱片、自导过电影、写过三四本小说，安娜·卡里娜自称是一个冒险家，她有着令人羡慕的非凡生命旅程。访谈迅速变成了闲聊，我爱上了听她带着精准细节对过往尤其是年幼生活的描述，“任由”她散漫着自述，情不自禁到甚至全然忘记了想询问的关于里维特（Jacques Rivette）、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又或者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拍摄细节。安娜的电影生涯不止于戈达尔。

但访谈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围绕着两个男人：几乎从未在场的生父和曾经亦父亦兄亦夫的戈达尔。约定时间已近结束，但我感觉访谈却还没有真正开始，仍有太多的问题希望得到解答，于是说定节后再聊。现在回忆起来，此后我们必是各自被卷入了生活的“漩涡”，虽偶有见面吃饭，但却再没有坐定访谈。她时不时会和我提到自己那本进展缓慢的自传，不缺出版社，“几十年间十几家出版社频繁地联系过我了”，只是不愿回忆起过往的辛酸事，又或者无意说他人的“坏话”，“那些被所谓电影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传奇，又有多少是真的事实呢？”

也有事实：

为《精疲力竭》选角的时候，戈达尔和特吕弗曾经在报纸上戏言般地登出广告：“戈达尔寻找自己电影的女主演和心灵伴侣”。到了她出演《小兵》的时候，有一个影评人写到：“戈达尔找到了自己的主演和心灵伴侣”。安娜觉得此话对己有欠尊重进而拒演。电报马上发来了，署名JLG：“如果我们是安徒生笔下的角色，那就意味着失去了哭泣的权力”，随即而来的是五十朵表达对之前玩笑道歉的玫瑰；又或者跑步横穿卢浮宫，确实只需要九分四十三秒；谁能忘记《狂人皮埃罗》中安娜在海边的自怨自艾：“我能去做啥，我不知道做啥……？”

我要打开自己的小录音机了，它同时也可以录像，您介意吗？

AK：完全不，我超爱摄影机的！当然，我现在有些老了，但摄影机还是一个美妙的东西，不是嘛？电影再变，我们不还是永远会需要一个摄影机？剩下的，就期待一个好一点的运气吧。今天拍和明天拍，也许就不是同一部电影了。不必后悔，已经完成的不可能重新来过，电影就是如此。一旦拍了下来，就无法被改变，因而我们（作为演员）要好好为之努力。电影会变，就像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甚至会变老，就像我们的生活，但注于此的感受和情绪，是不会变的，是永远可以被人感知的。

就像您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1973），它记录下来的，就是七十年代初年轻人的生活与爱恋，虽然风格上它所受到的影响很容易被人琢磨出来。您也是新浪潮女演员中第一位走到了摄影机之后成为导演的。

AK：我的启发首先就来自于那时我身边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当然里面也有来自于我自己生活的部分。我也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观察他人的生活，保持好奇，对当下发生的事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素质。在法国，那是个嬉皮的时代，很多人吸毒，年轻人的生活和现在其实很不一样。我们只有很少的钱，电影中的公寓其实就是我的家，摄影师重新布置了一下方便拍摄，完成之后我也就地做饭给大家，以便节约预算。男主演我本来想找的是让-克洛德·布里亚利（Jean-Claude Brialy），但您知道他是一个“明星”，我特别怕他因为片酬问题拒绝我——我会因此抑郁的！因而连问都没问。但当他最后看到电影时却和我说自己本可以低酬甚至无薪出演！整个电影是在四周的时间内拍摄完成的，包括纽约取景的部分，预算小到我们完全无法有更空裕的时间。法国电影资料馆之后胶片修复过电影，现在数码修复也完成，电影即将重映。我对它的重获“新生”特别开心。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我经常遐想，一个十七岁的丹麦女孩到达巴黎，随即开始了自己非凡的旅程，生活是多么奇妙！

AK：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往往是无所畏惧的，真的什么都不怕。我基本没接受过什么教育，因为十四岁我就离开了学校，这是我一生都很后悔的事情。其实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因为家庭和自己身体（连续两次摔断胳膊）的原因……我那时候就很喜欢法国文化，电影，尤其是香颂，或者美国的歌舞片。我的第一任继父很喜欢古典音乐，给了我一些影响。所以自己文化教育的获取方式大概就是通过生活。

您与电影的最早“记录”是：1959年参展戛纳电影节的一部丹麦短片中，有您的出演。也就是说银幕上的您——当然那时候还不叫安娜·卡里娜，是和法国新浪潮同年同地“诞生”的！

AK：完全如此！但短片迟了很久很久才参展戛纳电影节，因为那是我四五年前拍的，还不到十五岁的时候，但我记得赚了一千丹麦克朗。演了这部短片之后，我还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大商场里做过一段时间的电梯引导员，同时也参与群演了很多其它丹麦短片，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完全失去了踪影。那时候女孩子的成年是二十一岁，十七岁那年我自己到了巴黎，幸好没有人向警局报告我失踪。我只告诉自己的祖父说准备离开丹麦，他回答我说这么做是对的。因为第二个继父非常讨厌我，还常常对我拳脚相加。

于是您逃离了丹麦……

AK：我之前已经出逃过好多次，有一点点成了自己的习惯。只要有什么事情不对，我就会藏起来或者逃走。我的亲生父亲是一个远洋轮船长，游遍世界寻找到他，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大执念。有一次我从哥本哈根我逃票坐火车到达港口，打算找一条渔船央求船主带我离开，因为身无分文，那又是个冬天，特别冷，我就一直走啊走，实在撑不住就砸碎了渔屋的玻璃钻进去睡了一会觉，那也不是住家，而是渔民储存工具的地方。第二天他们发现了快冻僵的我，送去医院才抢救过来。

这个从未“在场”的父亲，以后有找到吗？您肯定知道特吕弗找父亲的旧事，我尤其喜欢这个“故事”。

AK：我五岁时见过他，但完全没有记住他的长相。只记得他递给我一个香蕉——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于是就连着皮咬起来，苦的不行！我的母亲随即就回来把我领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直到1961年我去英国拍《她必须离开》（She'll Have to Go）时。我的童年和少年，他是完全缺席的。在学校，我也是用一个假名字注册的。

不是汉娜·卡琳·贝耶儿（Hanne Karin Bayer）？

AK：在学校里，我的名字是汉娜·布拉克（Hanne Blarke），布拉克是我第一个继父的姓，法律上他从未收养过我，而且之后我的母亲又和他离婚了，那时候离婚还被看作是一桩不大不小的丑闻！回到伦敦和这部电影的拍摄：在酒店里我接到一个电话，那时我和让-吕克（Jean-Luc Godard）已经在一起但还没结婚，电话中有人说我的父亲希望和我会面，约在第二天上午伦敦车站，“你会认出来的，因为他会穿着船长服。”记得那是个周日，我和让-吕克一起去的。

周日，伦敦车站，让-吕克，生父……

AK：您知道见到我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你的衣服上掉了一颗扣子”。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无比愤怒地哭着回答他：“十几年没见，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们说的是丹麦语，让-吕克被这个场景搞晕了，我哭着跑向了出口，他跟了出来。再下次见到父亲，又是几年之后，我在巴塞罗那拍莫里斯·罗内（Maurice Ronet）的一部电影，叫《蒂比达博的小偷》（Le Voleur du Tibidabo,1965）。我已经成年且和让-吕克结了婚。照旧是接到一个电话，因为我刚刚登上当地报纸的头条，也是这样他才知道我也在巴塞罗那。约见地点是巴塞罗那的港口。我再看到的是一个极富修养的男人，会讲数国语言。他说到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是完全错误的，我的母亲不该阻止我们见面……他说以后会邀请我一起做环球旅行……未来的某一天。那也是个周日。他并没有给我在哥本哈根的地址，因为他现在的妻子可能都不知道我的存在……自此之后，我就再没了他的任何消息。最开始的几年我还有些失望，因为一直在等他。很久之后，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一直住在哥本哈根的母亲，问她还有没有父亲的消息，才知道他十年前就去世了。没有任何人通知过我！

我们回到初抵巴黎的时候，您应该还不会说法语。

AK：一句话都不会说。我很努力地掌握了这门语言，比如去看电影……那时候我们一张票就可以把一部电影一直看下去，我就整天待在里面一遍一遍地看，烟雾缭绕，有人抽烟，有人打鼾，有流浪汉进来睡觉……演员的表演其实可以让你明白他在说什么。也是这样我知道了杰拉·菲利普（Gérard Philipe）会用很优雅的法语说“再~见，女士”（Au revoir, Madame），到了让·迦本（Jean Gabin）那边就变成了“拜~老婆子”（Salut, la vieille）。后来让-吕克还帮我找过补习法语的老师。

您曾经说过戈达尔与您而言是曾经的爱人，您一直非常敬重他，在最早的时候他甚至扮演了一点点父亲的角色。

AK：完全如此，别忘了，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没到法定“成年”年龄。他也大我十岁，因而非常照顾我。只是他经常失踪，说出去买一包烟，结果是三周后才回来！这段时间内我就只能一个人。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太多东西，如果不是说全部的话，至少对于电影而言。他是我的爱人，是我的丈夫，父亲，或者哥哥，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

关于戈达尔的各色“传言”、“传说”太多，您也表达过对于那本法国电影史学家所著的传记的不满，如果请您澄清最大的一个“误解”的话，那会是什么？

AK：我会说关于“即兴出演”这回事，我觉得这纯粹是电影记者们的杜撰。没有真正的即兴出演这回事，至少对于让-吕克的电影来说。很少有人提及，拍摄他的电影，我们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和排练，这在其他人的电影拍摄过程中反而是不多见的。大家都知道电影对白往往在拍摄当天，经常是当天早上才写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兴。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写出来的新鲜对白要做非常多的排练。

排练，调试，包含修改对白？

AK：任何演员都有权利对自己的对白提出修改意见，如果奏效，让-吕克会非常乐意采用。而且值得说的一点是，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对白撰写者。大家对他写出的很多妙语式对白应该印象深刻。

实际在《精疲力竭》（À bout de souffle）的时候您就结识了戈达尔。

AK：但我拒绝了出演这部电影中的一个小角色，因为需要半裸出镜。面试的时候他直接就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带着墨镜的那个神情，怪怪的，也让人有点害怕。我拒绝后随即离开了办公室。

他是看了一条香皂广告找到您的？

AK：是的，那时候我主要靠拍摄广告维生。维生也不恰当，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小有名气了，也登过《ELLE》杂志的封面。是盛极一时的模特经纪人卡瑟琳·阿尔莱（Catherine Harlé）在双叟咖啡馆发现了我，她说我穿的乱糟糟的（笑），那是我刚刚到巴黎的时候。当她找到我问是否愿意拍照的时候，我也拒绝了，因为我以为是要去拍色情图片！她说我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

到了《小兵》（Le petit soldat）的时候，又是他找到的您？

AK：《精疲力尽》面试的事情很快就被我抛到了脑后。直到之后有一天又收到了一封电报，要求我去面试一个角色。我以为是个玩笑，又是哪个制片人希望借此勾引我。但当我把电报展示给一个朋友时，他大叫到：“让-吕克·戈达尔！他刚拍了一部特别棒的电影！你一定要去，何况这次是出演主角。”到了面试现场，让-吕克围着我转了几圈就说明天来签合同。我很吃惊，问他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他回答我说剧本还没写，但会是一部政治电影。政治？？我对法国政治一无所知！何况我还未成年，根本没有权利签署合同。最后还是我母亲从哥本哈根飞来巴黎替我签了合同。我本来对他还多有疑虑甚至怕怕的，因为搞不太明白这个带墨镜的人。但因为拍摄这部戏我们如沐爱河，从此就再也没有分开。

那个著名的“我爱您，日内瓦和平咖啡馆，午夜见”的便条？

AK：那是拍摄的最后一天，他怕一旦电影拍完就再也见不到我，于是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了这张纸条。我如约而至，发现一个正在读报纸的让-吕克，见到我他只说了句：“您来了，我们走吧。”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像是永恒，我们就这样一起走了。

值得一说的是，大部分您出演的戈达尔电影，尤其是早期的几部，角色都是非常迥异的。

AK：尤其是《随心所欲》（Vivre sa vie: Film en douze tableaux,1962）、《女人就是女人》（Une femme est une femme,1961）和《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1964），有的观众甚至没有认出来三部电影都是我出演的。当然每一部电影，每一个角色都是我们互相讨论出来的结果。但让-吕克有一个特殊的才华，就是用同一种工作、创作技巧来处理完全不同的主题。

和一个人共同生活且同时和他一起工作、拍电影，这肯定是很不一样的体验。

AK：我们并不是“相近”的人，从出身来说就如是，他算是经历过很好的资产阶级教育，有着不错的家庭；而我正相反。但我们相恋的时间里，生活和工作是浓度很高地重合在了一起。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迷恋他、缠着他更多一些，再后来角色调换了过来，最终的分手可能是因为那个我们没能拥有的孩子……让-吕克其实是一个非常易动感情的人，不像他外在表现的那样冷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会去把所有上映的电影都看掉，但……非常经常地，也许只看了二十分钟他就把我拉走了。

五六年的婚姻爱情存续时间，或者说戈达尔的“安娜·卡里娜”时期，您拍了很大一部分戈达尔最“好”的电影……至少对于我而言。

AK：我很开心您这么说。《卡宾枪手》（Les carabiniers,1963）我还是蛮后悔的，但当时我有另一部电影的合约在身；至于《蔑视》（Le mépris,1963），我的理解是和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拍一部电影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至于《已婚女人》（Une femme mariée,1964），他非常生气我推脱掉了这部电影而去和苏里尼（Valerio Zurlini）拍摄《女兵》（Le Soldatesse,1965）……让-吕克是一个用心拍电影的人，现在人们可能已经无法想象他当年是多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