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子的2019：北漂十年出了三本书，32岁回到县城

原创： 欧阳诗蕾 GQ报道

2019，我这一年

2019年是21世纪“十世代”的最后一年。几天之后，第一批90后就将迈进30岁的大关，80后无法再否认自己已人到中年。这一年的新闻头条汹涌变幻，但比起时代潮水的迅猛更迭，我们更加关心的，是置身其中的个人处境。为此，从今日起，我们将推出一组聚焦于个体命运的年终专题——“2019，我这一年”。

第一篇的主人公是作家远子。他在豆瓣成名，今年入围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32岁之际，他辞去北京的工作，离开熟悉的文学圈子，回到家乡湖北红安的县城和农村生活，在年租金1800元的廉租房里继续写作。这是一种在时代潮流面前的妥协退守，还是体现了更艰难的勇气、更深的信念？

···············

华中腹地，日光红润，湖北红安县居民王基胜刚从村里搬到县城、又回村探望了。冬日黄壤土晒得热腾腾，午饭后，人眼一眯，鸡犬啄食，喜鹊一一飞落。他爸一说基胜今年把西瓜种垮了，他就回“我跟我妈一起种的”。

入冬时，他从红安坐高铁到武汉、再到北京，穿上四五万的西装，所有人叫他远子。他是以新书《白日漫游》入围今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短名单的作家。这届文学奖非常热闹，有人说入选者中最可怜是远子，刚回湖北安定下来，又穿上西服来北京，立马又颗粒无收地回去了。其实，他多了支五万块钱的钢笔。

到了镇上，王基胜他爸骑摩托接他回村。

“我就说没得奖，因为你没有关系。”

“……”

“得奖的哪里人？”

“上海的。”

“你一个红安的！你怎么干？人家上海的。”

年末回首，两件大事。对王基胜来说，32岁这年他有了女儿。在外界看来，远子出版了第三本小说并入围备受关注的文学奖。在这之前，他在北京写作、工作待了十年，去年年底，他回到湖北老家红安县村里。

今年大部分时间，他都闷在村里的楼上翻译和写作。有时一下楼，就发现妈又被来村里的骗子给骗了。有时散步回来，看到他爸正戴老花镜读他新书，想到书里写回老家的年轻作家“甚至希望父母早点死去，这样他才能完整地松一口气”的类似内容，心里一沉。

十五年前，王基胜带着逃离土地的激情去苏州大学读哲学本科，文学、孤独和形而上的痛苦是他倾诉的原动力。毕业后他去往北京，找寻海明威笔下“流动的盛宴”的东方根据地。他发过传单、做过新洗发水试用，在商场书店当了两年店员，在豆瓣阅读做过六年编辑，生活被他成篇裁碎、塞进小说。

因为写作，他成为远子，出书，成为分类阅读中的“北漂伤痕文学代表作家”，时间像渔网一样在北京行政图上撒开王基胜的“远子十年”。一年前，绳索一拽，世界缩回红安县。

这次回村路上，王基胜和妻子瓶子轮流抱着新生的女儿，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北京几家书店拿作家肖像做周边合不合法的问题。邻里亲疏、腌菜酿酒，瓶子熟稔，离京前她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做采购。刚回红安时她想找工作，一问书店，店员月薪1500，作罢。

北京，文学沙龙还是一场接着一场。怎么非得回村里呢？在北京时，夫妇俩月入三万多，来往朋友也都搞创作，生活其实不错。有作家在沙龙上开玩笑，讲到小镇的文学青年都应该到北京来，不来不行，“除了远子，远子回湖北了。”

“我觉得我和这里有距离，和北京也有距离。我现在都还在接受我回来的这件事啊！”回村前一天，远子开电动车载我在县里狂奔穿过大桥时吼道。晚六点，县里路上陆陆续续空了，街边有人开音响唱《红尘情歌》。他与妻女从村里搬到了县城南郊一间廉租房住，屋里放满了卡夫卡、赫拉巴尔，还有唱片和电影碟片。

他偶尔也燃起对大城市的乡愁，北京十年里渗进他身体的嘈杂、外卖、地铁没了，而他长大的乡村和县城也早已在他离乡十多年后大翻新。在哪儿，他都是个陌生人。

这一程的目的地是红安县最大的新书店，面积一千平米。店主是他高中常去的小书店的老板，问他回红安干嘛，他说写作，店主说“哦”。书店里没有他的书，可为什么不告诉相识的店主呢？“啊？”他腼腆又惊讶，以盖棺定论的语调迅速掩过：“不了不了。”

通知我去参加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颁奖仪式时，我看到还要化妆时都不想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两个小时试他们的西服、化妆、做头发。弄完一照镜子，我说我这样还怎么回到村里去，体会到了灰姑娘的心情。

那天中午，换完他们为我租好的正装，梳了一个大背头之后，我去酒店吃饭，坐下一看菜单，一个菜要三四百。我特意问了一下，嘉宾吃饭要不要钱？酒店的工作人员说要钱。我说好，假装打电话起身。一边往房间方向走，我一边想，我穿着一套5万块钱的衣服，但吃不起500块钱的饭。

反正还是有点失落。虽然也想到奖不会发给我，但还是抱一定念想。主要是奖金比较诱人，30万，如果有这笔钱，可能未来几年会过得更从容一点。他们上一届每个人发了一个表说价值四五万，我心想那也行，只要入了决赛都有这个表，我两三万卖了也可以，结果发了一支笔。我说谁会准备花5万块钱买一支笔？就根本卖不出去！

如果是去年在北京时可能还好一点，今年这个对比很强烈。我一下高铁到红安，就是灰姑娘魔法马车变成南瓜那一刹那。我爸骑摩托车接我回村，这车他骑了十几年了，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在响。我坐在我爸的破车上，怀里还抱价值5万元的钢笔，真的，如果那个笔真的值5万，我觉得还挺讽刺的，因为我可能出的三本书加一起都没有5万块钱，也觉得伤心。

出第一本书是因为2013年初一篇文章火了。我在豆瓣写以前在国贸三期一家书店的工作经历，标题叫《商场的地下王国》。这个工作要懂英文，又要读书，要能和顾客介绍，还得干体力活，然后工资2000多。

我做了两年，工作包括整理在仓库的书和书在书店的上架，其实当时我立马想到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这是我大一以来读过好了几遍的书，他在旧纸堆里整理废书，我在仓库和书架放上新书。我也会做些事，两个作家生前不对付，比如鲁迅和周作人，我一定要把它们装到一个箱子。在书店摆架也这样，谁批评过谁或者谁看不起谁，我就得把他俩放在一起，让他们在书架上和解。

当时一个歌手叫孙悦，唱《祝你平安》，她挺喜欢来书店，找我让推荐几本要求特别好看的外国文学，我立马推荐了《过于喧嚣的孤独》，还有卡佛和理查德·耶茨等我觉得比较适合她这种中产阶级的书，然后她买了讲拖延症和时间管理的书。

我写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2012年底去豆瓣阅读做了编辑之后，那个时候读了很多年轻人的作品，一下就有了写作的自信。之前一直在读大师的作品，总觉得自己太烂。我觉得读同代人的东西还是挺重要的，他可以让你认清自己的位置。你老读经典，其实在跟时间竞争，它是很多年沉淀下来、经过检验的东西，会让你没有下笔的动力。

我在北京差不多十年，其实一直在一种恶性循环中度过，不想工作，想辞职写作，然后辞职写作，待了几个月或一年，发现活不下去了又得回去上班。我生活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时，整个人绷得特别紧，每天早上一起来，手机电脑各种东西都在分散我的注意力。身边人让我很焦虑，大家吃饭时经常聊谁小说又卖了版权，这种焦虑越来越大。其实留给我自己创作读书、独处的时间非常少。

很多时候，你刷微信刷朋友圈是一种无意识动作，你也不想看，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刷。包括很多短视频的自动播放机制也很可怕，它们会让人失去凝视的能力。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仅限于新闻标题，我有时候都替那些新闻当事人感到痛心，很多人关注，很多人转发新闻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同情，但一天之后就消失，因为又有新的热点。

大家已经失去了凝视苦难的能力，我觉得这其实非常重要，只有在你的凝视之中，你才能真正理解别人，真正跟这个世界发生一些关系。如果你只是关注五分钟时间，其实到最后你离这个社会非常远，你其实根本没有关注到任何东西。

离开北京就是认命的一个想法，在北京我也不可能扎根，可能更多就是一种体验，我可能能离时代更近，很多新鲜的人和事物能够进来，这个东西对写作还是有好处。但我后来生活在北京特别压抑，甚至经常会想自杀的那种地步。那种情绪之中，人其实是越来越闭塞，这种情绪阻碍我去吸收更多的东西，我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2018年11月，我选择离开。

《白日漫游》是今年五月出版的，后来我再回北京做活动时见了朋友。看到大家还是很亲切，另一方面听他们聊天觉得很无聊。我对同龄人这种心态确实很矛盾，我比较愤怒的时候会对他们很失望，觉得你们怎么能这样？政治上这么保守，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政治观念，然后文学上就是互相吹捧，一点都不独立！但是一方面我又觉得我命运让我接触这些人，很多人也是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善待这些人。

卡夫卡写过一个短篇，他说一个孤独的人特别需要一扇开向临街的窗户，当他承受不了自己的孤独时，他可以看一下窗外的人，就会在一瞬被拉入到人类整体之中。我住在村里特别难受的地方是我真的会有一种和人类整体脱离的感觉，有时候那种孤独是很难承受的。

少年时的孤独还是有一点多愁善感，现在这种孤独，就鲁迅有一句诗叫“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就是说旧文化那帮人他看不起，搞新文化那帮人他也瞧不上，只剩下他一个，背着武器独自彷徨。有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老一辈的很多东西我肯定是看不上的，但是年轻人有很多东西我也瞧不起，一种彻底的孤独。

我就认定我过一种从世俗标准来讲是失败者的生活。以前那种人才辈出的年代，可能要拼一下才华或者智商，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可能大家拼的是时间、付出和专注。

写作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之前我每周放在写作上的时间就几个小时。如果跟别人比，我一周能投入三天时间的话，就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了。就看平日的积累了，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五年十年之后，时间线拉长，就会不一样。

“大家上班上班，他会突然‘哼哼’冷笑两声，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上班有时候会猛敲键盘，可能只是在处理一些很日常的东西。”某周日正午，豆瓣阅读编辑符以轩在电话中说了下前同事远子，介绍完远子“豆瓣卡夫卡、当代鲁迅”等雅号后，他补充，远子在生活中是个很逗的人，好打桌球，KTV里最爱唱Beyond。

我知道我们县长的名字吗？不知道，我爸可能知道。没那么可怕。大家很怕回到小地方，觉得一回到村里大家都在注视你，我小说也写到了一点，就是其实大家没那么关心你。

不过别人一问我一年挣多少钱？就会露出你那种微笑，感觉“原来才挣这一点”。又问，你写本书挣多少钱？ 我就说一两万。他说要写多久，我说我可能要写一年了。他说我在武汉工地上打工，一个月都能挣一万。

今年我一直住村里，家里两层楼，我和我老婆住在楼上，爸妈住楼下。前几天我们才搬到县城的廉租房，这里的房租一年只要1800块，毫无压力。因为我的稿费收入其实很少，做翻译收入相对稳定一些。

不过今年我用大半年时间、花了很大精力译完了乔治·斯坦纳的《思想之诗》，本想指着它打出翻译的名气，因为一些原因书出不来了，也没稿费。我现在翻译的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相对简单点，图书公司给的稿费也还挺高的。上半年一直都在做翻译，9月份孩子出生了，时间也就不太够用了。

去年刚回来的时候，我高中时的好朋友来我家吃饭，想要我跟他一起在县里开个培训机构，说一定挣钱。他也特别喜欢写诗，他一直有个念头想先挣一笔钱，再写作看书，刚去北京时我也有这种想法，但我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挺害人的，首先这样想就挣不到钱，而且你很容易迷失自己。

写作其实就跟练乐器一样，你必须得每天都写，你如果几年不写的话，我觉得很难重新捡起来。

刚回来时很不适应，我状态最差时想，算了，要不还是去武汉找份工作。我老婆当时在北京上班也觉得很累，这一种生活感觉没有尽头，刚回来时她经常情绪崩溃，每个月都要大哭一场，但是现在会好很多，虽然挣的稿费不多，但是也能勉强维持生活。等小孩大一点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如果到时候经济情况没有更多改观，可能还是得上班。

屋前晒的红薯干和萝卜

我今年回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回到乡村离死亡很近，我在北京待那么多年，一次葬礼没有见过，那些人好像悄无声息就走了。好像只能看到生，看不到死。

回到村里，生死的界限就没有那么遥远。我回来之后葬礼就参加了五六场，都是村里老人过世，也有骨灰从外地回来的。骨灰也土葬，我们有一座坟山，村里的人死了都会去那个山。

有个人不知道算不算远房亲戚，他今年得了肺癌，五十多岁，他是我们当地黑社会般的人物，坐过好几次牢，认识黑白两道很多人。他把我们村附近好多田都种景观树去卖，也不给村民钱，有人在他园子旁贴抗议“再不付钱我就去省里举报你”。但他很聪明，能找到是谁写的，去那家给点钱，就给摆平了。他抽烟很凶，肺癌晚期的时候，请道士看他家祖宅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发现附近人家有人新修了个厕所，他就特别生气，硬让人家把厕所给拆了。

上个月他的追悼会上有人总结他的一生，把他说成了圣人的一生。

很神奇，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且我发现很多新鲜的事情，比如中国人身体语言其实挺多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丢失了很多。那些老人吵架的时候，就像在跳舞一样，有那种节奏，我一看看半天。

我跟爸妈聊天都不多。我爸特别爱看新闻联播和抗日神剧。我觉得他们已经习惯那种沉默了。我小时候好像没有“尴尬”这种情绪，大家坐着聊天，有时候沉默三四分钟，过一会儿想到什么再说。那种状态是人和人相处比较自然的状态，但在城市里，好像我们都必须不停聊天，不停找话题。

十年或者更早前，农村的结构其实已经被破坏了。以前突然哪家有喜事有丧事，全村都出动了，很强的集结感觉，就像犹太人或者吉普赛部落的感觉。但现在就完全跟世界连通了，都修了水泥路，也不种田了，都盖特别丑的楼房。但这种破坏只有外面的人会觉得有点可惜，从农村走出去的人会觉得特别好。

有时候我会升起对大城市的那种乡愁，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后，城市已经成为你的身体，非常习惯那种嘈杂，外卖网购渗入到你生活方式里。在北京，大家虽然不一定完全理解你，但是朋友们共同话题还是挺多的。但是回到村里、回到县城，我觉得我和周围人都是彼此隔绝的，他们在一个世界，我跟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交集。

远子的狗，饭后熟练地走到屋前，睡觉，砖头是它的枕头

整个村的景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外地人来承包土地种无花果，承包前三年免土地税，三年过后，这个人就消失了。现在我屋前都是无花果树，小时候我根本没见过这种植物，房子也都是新建的，我觉得这是别人的村子。

我小时候很喜欢拿蛇皮袋去山上捡松果、采蘑菇，用弹弓打野兔。现在农村人变少了，看起来绿化好了，其实环境变差了，因为以前农药用得太多了。我今年可能就看见了两三只萤火虫，小时候夏天经常一大团好几千只萤火虫在水面飞，我弄一个大玻璃瓶，把萤火虫捉进去，像灯一样。

我特别不愿意去保留这种美化，把它当一个途径去写。确实农村有很多动人的东西，但是给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那种贫穷。很多人写农村是在写田园诗，这对我来说是在遮蔽一些真相。很多80后去大城市其实是一种逃离，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是特别苦的，很多人没钱交税用粮食抵了之后自己都不够吃。干旱时得花钱请机器抽水。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家种了一年的田，结果还亏了钱，我父母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说我下辈子投胎一定不要是农民。

很多人愿意写农村的生活，特别是他儿时的回忆，那个东西沉淀很多年后其实已经修改得非常文学化。我也想写农村，但是我不想按他们的套路去写。因为我觉得中国农村的现状好像还没人写过，莫言他们老一辈的作家写的农村跟我体验的农村完全不一样，还有那种建构出来的反应大时代背景下农村人心理变化的那种文学，我觉得这和现状也非常不一样。

现在农村一方面很现代化，通网了、跳广场舞，我在村里逛的时候，常有人喊我说“我手机抖音怎么放不了？你看看”，另一方面他们思想特别传统、特别闭塞，包括葬礼婚礼都是非常传统的仪式。所以这种极端的对比，给我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都是一个陌生人，我没有一种身份和归属感。不是说我回村里世外桃源隐居了，接触村里其他人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形成撞击。我手上的长篇写的是两个回到村里的年轻人，才写了两万字，结构和人物已经想好了，但感觉越写越差，可能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沉淀。我之前在村里离得太近了，现在我到县城里就会好一些。再沉淀一下。

“基胜的三本书我都读了，写的都是他自己读书和工作的事情，我觉得写得蛮好。”回村这天午后，王基胜的爸爸喝完湖藕排骨汤，喝茶时再次讲起他曾在1978年去过北京。那年他从内蒙退伍回红安后，一直在当地水利局上班，退休后回村修了座两层小楼房。他建议，儿子还是考县里的公务员比较好。

“我是一个编辑，也就是说，我每天至少要读十万字的文字垃圾。”因为《白日漫游》第一篇写到编辑的工作，又因为我以前在豆瓣阅读当编辑。所以之前工作有联系的很多作者都很生气，有两三个作者在微信上和我说，原来你以前都是骗我的。我就会解释这是小说啊，有的人也不听。有一位女性朋友直接说，没想到你这么龌龊，内心这么阴暗。

有位前同事的评价还让我挺伤心的，他说我看你这个书，我觉得你跟街上随便一个想发财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他说以为我看了那么多书，不会再去思考这些很现实的问题。我在微信和他解释，我想反映一个年轻人的真实心理状态，那些文学青年也不是生活在孤岛，一切还是会刺激到他。反正我也没办法说服他。

《白日漫游》在豆瓣上评价不高，很多人打一星两星，有的人说很丧，有的人说我自己生活已经很苦，为什么还要看你大吐苦水。我觉得是不是阅读量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写悲剧，很多世界名著其实就都是很苦的。这些人可能平时就看娱乐节目，偶尔翻翻大冰、张嘉佳。可能鸡汤也是一种时代需要，人们少了真正的热情，所以需要补充大量的注过水的、虚假的热情。

现在我在把手上一个新的中篇集写出来，可能明年出这本，还是城市的故事。现在有了孩子，我特别想写一个童话，因为我特别喜欢王尔德的童话故事，我也特别喜欢《小王子》，我读了很多遍。

我见到女儿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溺爱她。有了女儿之后，我对女性的看法都变了。以前在街上走，看到女性一般都是雄性动物的视角，更多从性或爱的角度。但是现在我看到一些姑娘，就会从父亲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忽然之间发现，我好像对全世界的女孩都有一种父爱。

最开始，我在高中写诗是因为孤独。写作有时候是一种解脱，把你的一些痛苦和绝望写出来，反而是一种治愈了。红安在黄冈市，我们高中时高考压力很大，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自杀的阴影。一位学弟写诗很好，我高三时，他自杀了，这件事让我很触动，感觉这么年轻、诗也写得挺好，默默无闻就死了。

读高中时，我和关系最好的同学都给新概念作文大赛投过稿。那时候韩寒很火，他的成长轨迹在这代人里面还是有代表性的：年轻时特别愤怒，在博客里评论很多社会事件，后来突然转向，双手拥抱资本。他和郭敬明真的是时代的弄潮儿，紧跟时代潮流，一开始做杂志，后来唱歌，唱片一衰落，就开始拍电影。

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很容易受到诱惑，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很多人其实和韩寒一样，很聪明，也有天赋，知道干什么能挣钱，他就去干。其实聪明人是做不了艺术的，大艺术家反而需要一种愚拙。当然，和他们相比，我是一个失败者，但我又会想，我们这一代人难道都要像他们那样紧紧追赶时代，真的没有别的路可走？整个社会会越来越没意思、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整齐划一。这是一种更广义的政治，它规定什么是对、什么是落后，当它用很多负面的词来界定另一种生活方式，就挺可怕的，我一定不能再次陷入到在北京那种绝望之中。

我想写很多东西，其实带有一点报复的意思，就觉得我要提供另一种可能性。我虽然回村回家里，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件比较伤感或者悲惨的事情，但是我偏要活出一种生命的质量出来。想要证明给别人看，我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比你们更好，但是这种好不是从物质层面去衡量的。

回来这一年，很多东西会比以前想得更清楚，会更平静。我现在看问题，经常用五年、十年这样的长度去衡量，这其实不太容易焦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年轻人这种焦虑可能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你又想让父母满意，又想让自我得到好发展。你又想要农村那种安静，又要大城市的便利。就像我很多写作的朋友，他们又想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又想要卖版权。

你想活得自在一点，尤其在中国，你必须成为一个不孝子，你必须得接受你父母和你亲人的失望。我就告诉他，我一本书就只能挣个一两万，我以前可能还会编造一些谎言，现在你看不起就看不起，只要我是在过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必须让他们也接受这种失望，他慢慢习惯了。我爸说你应该考个公务员，说空余时间写作没问题，说你应该想办法加入作协，我就沉默。

从北京回到县里，对我心灵上的冲击其实没那么大。康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家乡小镇，通过看书去了解世界各地的细节。当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这也只是一种安慰，我还是挺想出去走走看看。我自己的理想状态是一年能翻译一本书，写一本书，如果不行，就两年写一本书。每年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不在县里，而在别的地方走着看着。但是这几年估计实现不了。

我说得太多了，我应该写作。远子是高中时候起的笔名，海子的一首诗，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采访、撰文：欧阳诗蕾

编辑：靳锦

配图：远子提供

摄影：欧阳诗蕾

运营编辑：肖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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