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沙龙︱景蜀慧：陈寅恪先生与缪钺先生的书信交往

本文系中山大学景蜀慧教授在四川大学纪念史坛名宿缪钺先生诞辰115周年学术沙龙上的发言，题为《陈寅恪先生与缪师的书信交往——兼谈陈先生对缪师治学之影响（以文史互证为例）》，向在场听众介绍了缪钺先生的治学方法，以及缪钺先生向陈寅恪先生通函请益的学林佳话。发言稿根据录音整理，经景蜀慧教授审定。

缪钺（彦威）先生的学术观念具有融贯中西的特点。因缪先生本身具有深厚的旧学基础，特别是深厚的文史素养，加之又接受到了新式教育，是以能够兼收并蓄而不排斥新观念。缪先生在《与<学衡>编者书》中所写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可为其写照。

缪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交往始于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作为“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时人所称），缪钺先生对之仰慕已久。因一段机缘巧合，二人于1944年开始通函，从而写就了一段学术佳话。

根据缪元朗老师的考证，这段机缘应与方豪（杰人）先生有关。方先生是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神父。他在与陈寅恪先生的两封信中提到了与缪彦威先生讨论北朝胡俗的字句，陈先生复信对缪、方二位先生所论深表赞许（见陈寅恪书信集中《致方豪》），由此成为二人通信的契机。从现有证据看，大约在1944年，缪陈二位先生开始通函，时缪钺先生任教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陈寅恪先生则受聘于燕京大学，居四川成都。二人在1944年后，曾几度信函往来。由于材料的散失，他们之间的来往书札，目前已发现的仅有信件两通。

1945年9月，陈寅恪先生离开成都，赴英国应牛津大学之聘并治疗眼疾，两人联系遂辍。1946年5月，陈寅恪先生归国，10月回清华任教，以后又转道上海南下广州，最终留驻岭南，任教中山大学。而缪师则于陈先生离去后，于1946年8月抵成都，任教华西协合大学，亦住华西坝。数年后执教川大。从两位先生各自的时空履迹来看，他们始终未曾有一面之缘。缪钺先生晚年慨叹与陈先生“仅是通函请益，未尝亲承音旨”。仅只通函而没有机会亲承音旨，对于非常尊崇陈先生的缪钺先生而言，内心难免怅然，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1946年秋来到成都，陈先生已返回北京清华大学矣。竟无拜谒之缘，亲承教诲，深感怅悒。”

一九四六年，缪钺先生填了一阕《念奴娇》，词前小序云：

一九三五年冬，余居广州，赏梅萝岗。抗战军兴，转徙粤西、黔北，偶睹一两株，楚楚可怜。一九四六年，却来成都广益学舍，梅花盛开，感念旧踪，因赋此解。

此序虽是忆旧，词人之心，或有特别怀感于内。而缪钺先生1985年重录此词，新作小序中，仍回忆“是年广益学舍梅花盛开，曾作念奴娇词以咏之”之事。华西坝广益学舍是陈先生在成都时的住处，缪钺先生当时住华西坝宁村，到广益学舍给学生授课。据缪钺先生后来回忆，教学楼前有梅树十馀株，冬末春初盛开，幽香袭人，缪先生常于课馀徘徊花下。词序以颇含感情之笔写广益学舍盛开之梅花，除忆旧游之外，亦当包含对曾居于此的陈先生之怀想。此后虽历经人事变迁，但这份感念历久弥深，至近四十年后的1983年秋，中国唐史学会在成都召开年会，缪钺先生所赋贺诗中，犹有“名园广益思前哲”之句。当陈先生晚年心血之作《柳如是别传》出版之后，缪先生反复阅读，极为赞赏，对陈先生晚年通过“颂红妆”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这部巨著，感发至深，理解默契，深具了解之同情，前后两度为之赋诗。1986年，缪钺先生作《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诗：

得气桃花句有神，白门烟柳送残春。秋塘不作闺房语，燕誉相依说剑人。桴鼓江中空夙愿，蘼芜山下怅前尘。殉身紓難酬知己，侠骨英风自绝伦。

到1989年2月，又作《再读〈柳如是别传〉》：

三户亡秦愿已空，荒江殘壘怨東風。故人慷慨多奇节，心事朦胧似梦中。老去绛云能补过，当年小草苦飘蓬。一生坎坷归何处，双冢虞山夕照红。

而缪钺先生治学受陈寅恪先生之影响，最为突出的当为“文史互证”。陈先生倡导小说和诗文证史，为史学研究另辟新途。他的诗文证史，通过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和分析的方法，以诗文为史料，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份，或补正史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以史诠诗，通解诗意，不仅解读古典，更要考知诗文中所隐含的“今典”，从而对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之了解，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文史互证”其实是一种非常考验个人素质和禀赋的方法，正如缪钺先生特别推崇的清人汪中所云：“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陈先生晚年所撰巨著《柳如是别传》，以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为线索，考释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貌，其中涉及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钱谦益降清、郑成功复明以及党社斗争的情况，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也是他运用诗文证史较为系统的著作。如果缺乏通感，或许会觉得琐碎乏味，而缪钺先生因禀赋和学养，对古人之心深于感受和理解，对书中之诗文证史也有精微之领悟。王汎森先生最近的研究（《〈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史学实验》）指出，《柳如是别传》所探索的是当时时代人们之“心史”。异曲同工的是，缪钺先生在研究中，特别重视大量呈现于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心声：

各种古书所记载的多是史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史书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代表着这一个时代的心声。

对于诗词与治史的关系，陈寅恪先生认为，中诗西诗传统不同。西诗之佳者多论哲学与宗教，中诗则多讲“实际的环境，个人的状况”，可以清楚见及时、地、人的情形，足补正史所缺。缪钺先生论诗也极重“时代性”，他在《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中写道：

凡一诗人所处之时代，大之国势朝政，世风民俗，小之一己所经，生活情况，必有其特异之点焉，必有与古人不同者焉。苟能一一写入于诗，则自为新意，自非陈言。……并世者可以观国，异代者可以论世，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然则诗之与史，固有相表里之意矣。

缪钺先生晚年为已故著名学者兼诗人刘永济先生《云巢诗存》作序，还特意摘出刘永济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

词人抒情, 其为术至广，技亦至巧。然而苟其情果真且深, 其词果出肺腑之奥, 又果具有民胞物与之怀, 则一己通塞之言, 游目骋怀之作, 未尝不可以窥见其世之隆污 ……。

古代诗人秉承诗、骚传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诗文创作之中，将自己所历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以及社会风习的状况连同自己的襟怀抱负精神情感生活一齐写入，实际上是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时代现实包括社会心灵史、思想文化史的第一手材料。有此内涵，故诗人之作可以“因小见大，窥见当世之隆污”，治史者善逆其志，就可如汪中所说，“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

由是观之，缪钺先生在研究中所注重的古代诗赋文集这类文献的史料价值，至少体现为三方面：

一、其中所广泛涉及的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内容，直接可补正史之阙；

二、从诗文中所显现出来的文学变迁，有助于我们动感地看到整个时代思想、文化、社会的变化过程。先生在《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中，即藉五言诗这一诗歌体式变化，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学术、宗教、语言文化思潮蜕变；

三、借抒情言志或隐或显表露出来的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古代历史的一个侧面。

这三方面其实又是循序渐进的三层次，由单纯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至于以文学之变迁审视时代之变迁，再至知人论世，反其本心，能与作者神游冥契而探寻人之内在精神观念，将历史中的“人”重新抉出，这也正是文史互证的理想境界。陈先生的很多著作，在证史而外，复多通阐，其阐释实为建立在“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基础上的一种高层次理解，除了高超之史识，还有一种常人罕有的历史想象力。如王汎森所言：“陈寅恪的“历史想象力”是很可观的，透过很多没有直接明言的证据来构建一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可以算是陈先生作为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他做得非常彻底。这种想象力的基础是史学功力和对人世的细腻观察。”“设身处地、用古人的眼光去看事情。这当然不是学术素养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直觉、想象，也起到作用。”深厚的学养和精湛的古典诗词造诣，也使缪钺先生同样具备这种通阐能力，所谓既懂诗，也知人知世。他曾在《治学补谈》说：“研究文学的人要知人论世，必须熟悉历史；研究历史的人也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启发，能更深透的理解、阐述历史问题。所以，文史互证确是治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曾作出卓越的贡献。他的专著《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桃花源记旁证》、《读哀江南赋》、《读莺莺传》、《韦庄秦妇吟校笺》等一系列的许多篇论文，都是旁征博引，比勘精密，识解敏锐，抉发深微，往往由近及远，以小见大，发前人所未发，示后学以津梁，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还说：“我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常是用文史结合的方法，触类旁通，互相印证，涉猎既广，探索渐深。我的专著与论文，多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出来的。”而对于尝试“文史互证”方法的研究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掌握文字、训诂、音韵、考据乃至史学、文学、心理学等诸多方法，方始可以发前人之未见，与古人神游冥契，打破时空桎梏，了解历史之诸多面相，赋与历史研究以高度的人文精神。而这或许正是陈、缪两位先生所重视“文史互证”的原因所在。

（四川大学中国史青年学术沙龙每月邀请海内外青年学者做客蓉城，分享新知新见，旨在消解断代史的隔阂，拆除新旧议题的门槛，从中国历史出发探索史学未来的方向。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